从宋代士人对柳永词评价的矛盾态度看宋代词论发展

宋代士人对柳永的词是又爱又恨,爱他词句通明词律新,恨他俚俗不能登大雅之堂。宋代大多数的士人对柳永的词都持有这种矛盾态度,恰恰说明了宋代词论的发展,其中以苏轼为代表的宋代士人的这种品评之风从另一方面也促进了宋代词论的发展与完善。本文从苏轼对柳永词的矛盾态度出发,论述宋代词论初期的发展历程。     

论宋代制科与学风之关系

宋代制科有助于士人求名、求知与入仕,是推动宋人尚学风气的重要因素。宋代制科采取资格审查、阁试、御试三级考试制,以论、策为考试科目,要求应试者博学与才用兼备,但由于论、策题目的设置偏重于考察博学一面,对学风影响甚大。一方面,博习强记成为必要的备考功夫,士人要博览众书,谙熟政事,同时沉潜心志,积年而为;另一方面,节取题目成为有效的备考方式。制科与宋人崇尚博通的整体学风有一定契合,不应因其存在弊端就全盘否定。     

论范祖禹《帝学》与宋代的皇帝教育

君主专制制度作为中国古代最具特色的政治制度,皇帝在国家发展和政权稳固方面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和影响力,对皇帝的教育也成为中国古代帝王学的重要内容。入宋之后,士大夫们在与皇帝"同治天下"的观念引领下,对天子的为政之道和为君之德都有了更深层次的要求,这种要求突出影响了宋代的皇帝教育。北宋重要的史家和士大夫范祖禹在其所著《帝学》中,对宋代诸帝接受教育的形式、内涵及皇帝教育的意义都有所论述,是宋代士大夫关于皇帝教育的最为详细丰富的著作,展现出宋人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和见解。     

沿袭 反拨 回归——论宋人对晚唐体的接受过程

历来对于晚唐体的理解就有很大的分歧，就是在宋代士人中对此的看法就不尽一致，而宋末方回对于晚唐体的竭力渲染，这自有其深刻用意在。文章由此对整个宋代文学思想史上关于晚唐诗与晚唐体的各种不同看法作出较为系统的清理，并力图理清其中发展变化的轨迹，论述其由沿袭到反拨再到回归的整体接受过程。     

论易安体的美学贡献

李清照词以其别具一格的艺术特色，在宋代便称为“易安体”，名词人辛弃疾与侯Tian均有“效易安体”之作。易安体是李清照实践其“别是一家”词论的辉煌成果。易安体以明白如话的语言、和谐的音律、柔中寓刚的风格、尽而不尽的韵味，而成为词家当行本色的典范。其词以不同流俗的美学特色，为中华审美化作出了非同寻常的贡献。     

宋代柳宗元诗歌接受新论

柳诗在宋代的接受与宋代的诗学思想有着紧密关联,诗学思想与人格境界之＂平淡＂追求,深深的影响了柳宗元诗歌在宋代的传播过程。宋代对柳宗元诗歌的接受主要从＂陶柳＂诗风异同论、＂韩柳＂诗风不同论、柳诗深得＂骚学＂论等三条路径展开的。     

儒道思想对阮籍"论"体文艺术风格的影响

阮籍是正始时期颇有代表性的作家之一,他的论体文体现了儒道思想对他的影响及其思想转变的轨迹.早期之论归本儒家,行文沉稳,论述严密,颇具儒者敦厚之风,后期之论则气盛调远,自然飘逸,尤显道家寥廓恢宏之貌.由此可见,文士思想之转变直接影响其文风的变化.     

论宋词对传统诗学比兴手法的接受

清代词论家沈祥龙《论词随笔》说：＂诗有赋比兴,词则比兴多于赋。或借景以引其情,兴也;或借物以寓其意,比也。盖心中幽约怨悱,不能直言,必低徊要眇以出之,而后可感动人。”Ⅲ他的这段话,从词体的艺术特性出发,揭示了宋代词人在词的创作过程中对传统诗学比兴手法的接受和应用这一特点。     

宋代印刷传媒与诗分唐宋

雕版印刷作为图书传播之媒介,崛起繁荣于右文崇儒之宋代。印刷传媒挟其＂易成、难毁、节费、便藏＂,化身千万,无远弗届之优势,初与抄本、写本竞奇争辉,终则印本取代写本,成为知识传媒之新宠,促使宋代士人之阅读接受更加多元与丰富。印刷术在两宋之传媒效应,传世文献征存不多,笔者拟借镜谷登堡发明活字版印刷术,在中古欧洲改变了阅读环境,影响了接受反应,同时加速古老变革,重组文学领域,征存传统典籍,催生创新体类。凡此,两相对照,皆攸关印刷文化史之探索,堪称创新研究之课题,值得开发讨论。     

宋代“平民社会”论刍议——研习钱穆论著的一个读书报告

称宋代为"第一个平民社会",据说出自钱穆。其实并不完全符合其原意。钱穆认为,平民社会始于秦汉,宋代只是更纯粹。他另有以士人为中心的四民社会一说,便与其平民社会论有所抵牾。尤须注意,钱穆所说的平民社会,其含义为无封建贵族、无特权阶级、无特殊势力的平等社会。然而钱穆对东汉至唐代的门阀士族、明清时代的绅士这两大特殊势力均有或深或浅的论述。何况在可视为"无定型时期"的西汉与宋代,同样不乏特殊势力。特殊势力在中国古代从来未曾缺位,平民社会即平等社会论之不妥是显而易见的,如若改称权力社会,或许较为近乎实情。     

二十世纪以来《宋书·夷蛮传》研究述评

《宋书·夷蛮传》是由沈约撰写的,专述与刘宋王朝交往的亚洲诸国的传记。20世纪以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注意并讨论《宋书·夷蛮传》的重要史学价值,出现了一批重要的专著与论文。关于《宋书·夷蛮传》中所涉及的与刘宋王朝交往诸国的关系研究、佛教研究、民族关系研究等成为《夷蛮传》研究的重要内容,这些研究丰富了《夷蛮传》的研究成果,对于进一步探讨《夷蛮传》的史学价值具有重要的意义。     

谢深甫生平事迹考述

谢深甫是南宋重臣,历经孝宗、光宗、宁宗三朝,官至右丞相,《宋史》有传,但事迹仍有模糊之处。根据《宋会要辑稿》、文人笔记、方志等可以考证出谢深甫在孝宗朝的任职时间、业绩,从光宗、宁宗朝的磨勘转官考语中可以了解朝廷对谢深甫的评价。     

“台阁体”非“七子”复古对立考论

众多学者在论著中把"前七子"的复古作为"台阁体"文学的对立面来看待,把"台阁体"文学的最早代表认定为杨士奇。然而,对明代学者关于"台阁体"文学的主要观点进行一个系统考察后我们发现,明代"台阁体"文学应该起源于宋濂,明代的文学复古也源于明初宋濂等人的"台阁体"文学,只是到何、李时期达到高潮。"台阁体"文学不应作为"前七子"复古的对立,而应看成明代复古文学重要的一部分。合理理解"台阁体"文学以及明代复古运动的历史,我们必须立足于文献,澄清和修正目前学界对于"台阁体"与"前七子"关系认识上的部分偏误,并对"台阁体"进行一些翻案。     

从闲雅风度到自我表现——论北宋党争对士人词风的影响

北宋党争是北宋中后期的基本政治生态,也是审视北宋士人词风变化不可或缺的重要社会因素。仁宗朝党争初起时,士人的染指使词摆脱了晚唐以来的艳情遗风,词中的士大夫形象因抒发失意后的胸怀而逐渐清晰;神宗朝新旧两党围绕变法的党同伐异愈演愈烈,苏轼黄州词记录了词人政治理想破灭后的苦闷与人生感悟,寓词以诗人情怀,开士人词诗化的新风;哲宗朝党争激化,卷入政治漩涡的士人在文祸、贬谪的生存忧患面前,常借词营造极富个性的“我”之形象。党争促使士人词从抒写闲雅风度到注重表现自我的转变,也推动词终成独立的抒情文体。     

宋代江南经济研究学术史回顾

宋代是一个变革的时代,社会经济发展成就巨大。江南从唐后期以来,经济地位日益重要,宋代已经成为全国的经济重心,成为中央政权的财政支柱。多年来有关宋代江南经济的研究已经出版了较多论著,以这些著作为研究对象,对宋代江南经济研究的学术史作了回顾和总结。     

北宋四明地区教育述论

宋代四明地区的教育发展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北宋前期基本沿袭唐代的教育规模,庆历兴学才是明州教育走向繁荣的转折点.在朝廷政策的鼓舞下,特别是在王安石的直接推动下,“庆历五先生”相继执教乡里,四明地区的教育迅速发展起来.四明地区通过教育及士人的交游,逐渐激荡成为一个文风鼎盛的地区.     

诗兼众体 风格豪放——论“才气最豪”的江湖诗人赵汝鐩

赵汝鐩为宋代宗室中存诗最多的诗人,其诗在当时就颇有影响,现代学者也多给予好评。赵汝鐩诗歌创作的主要特色,艺术上是"诗兼众体,风格豪放";内容上则视野开阔,题材丰富。他的诗歌成就的内容,大致有五个方面:抒发报国之志、关心民生疾苦、关注离乱女性、批判昏庸君主以及大量的抒发性情的写景纪行之作。     

试论三坊七巷学人与台湾书院的发展

唐宋时期,福建士子学风大振,特别是入宋以来,福建更是人才辈出,这些知名学者中,有不少与三坊七巷有着不解之缘。三坊七巷历代,尤其是清中晚叶学者东渡台湾筹办书院、推广传统教育,为清代台湾书院教育的发展作出了不小的贡献,其中福州鳌峰书院严谨、创新的学风更是对晚清台湾各地书院教育影响深刻。     

清人对宋词用韵研究的得失与意义

经过清初关于宋词是否统一叶韵的争论以后,清人普遍认为宋词有韵可循。在宋代词乐消亡以后,词韵更是成了保持词体音乐特性的重要质素,所以清人纷纷选取宋词名家之作来归纳韵部,撰写韵书,以此表达自己的词体观念与词学思想。尽管他们都标榜以宋词为据,却都未穷尽,故而不免又有宽、严之争。,清人对宋词用韵的研究虽未完全探得宋代词韵之本,却在客观上普及了词韵观念,规范了清词用韵,完善了清代词学的研究体系。     

梁武帝与文人及梁代前期文学之关系

南朝帝王与文人的关系,与汉代帝王对文士“俳优蓄之”的观念不同,在南朝诸帝中,梁武帝虽称不上很杰出的政治家,但他以帝王之尊,引纳赏接文士,梁代著名的文人,几乎都和他有过文学活动上的关系。梁武帝的爱好文学和驭下宽容,多少给当时的文人创造了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使他们能够比较安心地创作,促进了梁代前期文学的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