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投入的政府承诺与信用管理

到2012年实现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4%的政府承诺,既攸关人民群众对教育的信心和对政府的信任,也影响着政府信用水平。要完善教育投入的政府信用管理机制,我国应建立各级政府教育投入的承诺论证与核准机制;调整中央4%的分配结构,促进教育利益结构在全国范围内达到基本协调与均衡;制订完善的政府教育投入绩效评价体系和问责机制、失信惩戒机制,提高政府及官员的失信成本;同时要建立教育投入的信息公开系统,提高教育投入的政府信用水平。     

“人情”背后的社会信用缺失

中国远不是一个信用经济和信用社会,人们主要通过现金或"人情"关系获取社会资源,是不折不扣的现金经济和"人情"社会。人情的商品化是中国经济的一大特色。商人们通过人情关系获取特殊的经济利益、金融杠杆及竞争优势。官员们为偿还人情债务铤而走险,职务信用违约现象暴增。普通民众及消费者只相信可靠的亲友,不信其他的信息来源。人们在为缺失的社会和市场信用支付着高昂的交易成本。"信任"是指人们对他人的信用所表现出的接受或欣赏。虽然信用也跟"人情"     

我国政府商业信用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及解决措施

政府为实现其社会管理职能,在执行公共管理的过程中,却越来越多地借助经济手段,或以普通经济人的身份直接参加到经济活动中去;另外,政府职能部门和政府官员自身的经济利益也会在行政管理过程中体现出来,并影响政府的行政管理活动.所有这些都说明政府的经济行为对政府信用的重要影响,政府商业信用建设的好坏直接影响到政府信用的建设.     

中国官员正在面临形象危机

2013年年初,中国人民大学危机管理研究中心发布的《官员形象危机2012》,为中国官员形象把了把脉。该报告指出,村干部、基层官员、高层官员、执法官员以及准官员为五个高危官员群体,而官员面临的五大形象危机被概括为：性丑闻、露巨富、被扒光、被牵连和被假冒。“2012年,官员形象危机处于高危状态,危机事件高发、易发,官员形象的形势更加严重,     

浅论唐代官员经商问题

有唐一代,官员经商已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唐代官员经商的形式主要有碾铠业、掠卖奴婢、经营质库与举息放债、开设邸店和客舍以及与周边和境外民族进行商业贸易等。唐代官员经商的原因有：政府经商对官员的诱导、官员的俸禄偏低、商品经济观念对官员的冲击、官员权力缺乏有效的监督以及官场和吏治的腐败。     

宋代的乞留与官方应答

乞留,即民众或官员对于即将满任或离任的官员乞求留任。虽然统治者对乞留问题十分重视,但是对于这些乞留请求却不曾全盘答应,这不仅是统治者对官员任职的全局考虑,更是对于统治秩序的维护。有时,官员受到乞留是官员深得民心的反映,更是官员政绩突出的表现,有利于官员的仕途发展。此外,乞留可以让中央了解到地方官员的真实政绩,从而对地方官员进行合理的任职安排。但是,早在北宋时期,乞留就已初生弊端,"伪乞留"现象已经出现,使得乞留现象真假难辨,南宋尤甚。     

利用收益矩阵完善政府监督制度

通过建立博弈论模型分析了官员交易与监管者根据自己利益所采取的不同策略。在监管者与官员博弈中,存在完全信息下的纳什均衡或混合纳什均衡。为了遏制买卖官职现象,本文建议政府应该通过增加官员交易的成本,缩小官员之间的收入差距,做到官员提拔制度化、官员监督独立化,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来完善现行的监督制度。     

两晋时期政府对官员的优抚初探

两晋时期,官员俸禄具有不稳定性,统治者通过调整官员俸禄,赏赐官员谷物与钱帛等措施来增加官员收入。这一时期,帝王根据致仕官员的品级和地位给予相应的特权和赏赐;通过赐药和遣使慰问来优恤患病官吏;赏赐钱物来救恤贫穷官吏,同时允许家境贫困的官员改任俸禄较高的官职。官员死后,朝廷会根据其品级、功劳和生前受重用的程度,赠予相应的助葬物品和钱帛等,并对官员家属及其后代进行优恤。     

我国地方政府经济竞争激励分析

理论分析表明官员外在激励条件不具备，扭曲了官员经济竞争目的和行为，导致官员外在激励有效性缺乏。体现在：一是激励报酬缺乏导致了官员经济竞争的政治目的；二是业绩考核欠准为官员经济竞争实现政治目的提供了条件。我国地方官员经济竞争效率低下的现实也证明了这点。官员外在激励有效性缺乏也突出了官员内在激励的重要性。     

改革“铁人”罗崇敏

有媒体称，罗崇敏是一个富有争议的官员，一个充满理想主义的官员，一个没有可复制性的官员。他的改革涉足广泛，像他那样把如此众多的改革集于一身的官员极为少见。     

官员问责制——"执政为民"的制度化反映

官员问责制是当代政治文明和政治实践的重要成果。文章分析了官员问责制的内涵,以及我国官员问责制在制度化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问题,认为只有建立健全官员问责制,才能实现党“执政为民”的目标。     

官员的媒介“脸谱”与国家形象

官员是国家形象的最具代表者和直接体现者.信息时代的官员形象已经不仅仅是官员的个人行为,而且影响着社会公众对官员形象的体认以及良好国家形象的建构.媒介对官员形象传播的扁平化以及负面报道得过多,容易引发社会公众对官员的刻板印象.而全面提升官员素质以及加强对媒体的规制和引导,是救赎与重塑官员形象危机,建构健康、积极、良好的中国国家形象的重要方面.     

试论雍正的用人观

雍正认为人君为政之要在于选好官员。他认为“清、慎、勤”是官员的基本要求,同时各级官员必须具有全局观念,目光长远。他特别注重提拔那些有才干、有能力的官员,并从各个方面加以督导和关怀。     

唐代流贬官员刑罚的历史贡献

唐代流贬官员刑罚即流放官员和贬降官员这两种惩处犯罪或犯错官员的方式。流放官员具有法律性质,而贬降官员只是政治处罚。唐代的流贬官员刑罚已相当完备,对后来的宋、元、明、清各代约束官僚队伍、维护吏治清明等提供了法律和政治手段上的借鉴。此外,因流贬刑罚而产生大量流贬官员,他们极大地推动了流贬地区,特别是岭南等边远落后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为这些地方在唐之后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经济和人才基础。     

毛泽东谈怎样汇报工作

汇报工作,指的是下级官员向上级官员以口头或书面形式陈述工作情况。它是上级官员向下级官员调查研究、和下级官员进行沟通互动的一种重要途径,同时也为上级领导提供了一个考察下级干部的机会。对于领导干部来说,汇报工作的能力也是一种执政能力,关系到干部体制的完善、干部队伍建设和干部个人的成长。     

官员财产公示的探索与研究

官员财产公示作为财产申报制度的一项重要内容,近年来引起了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尽管各地不断地在探索实行官员财产公示,但从试点的实践来看,还存在诸多阻力,致使官员财产公示在我国迟迟不能实行。本文在对各地试点探索的实践中,分析推行官员财产公示陷入困境的原因,从而提出实行官员财产公示的可行性路径。     

论经济杠杆在唐代官员奖惩中的运用

唐政府运用经济杠杆对官员进行激励,制定考评标准与官员的奖惩挂钩。物质激励对促进官员尽心尽职、效忠李唐王朝起到了一定作用,但这种单纯的物质刺激并不能完全保证官员能忠于皇权,“安史之乱”的发生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官员“走穴”原因与防范措施分析

官员＂走穴＂是权力寻租与官商勾结的一种形式,看似合法的官员＂走穴＂行为实则披着腐败的外衣。官员＂走穴＂有其自身的成因和危害,如何去防止和避免以官员＂走穴＂为形式的腐败行为是廉政建设的一个重要任务。     

宋代官员赃罪的惩处机制

宋代为杜绝官员赃罪的出现,将法律制度和任官制度相结合构建一套具有宋代特色的官员赃罪惩处机制。惩赃法律制度完备,内容翔实;将官员的考核磨勘、荐举、致仕都和有无赃罪相结合,这在客观上起到了遏制官员赃罪的效果。宋代作为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它的时代特性决定了不可能根除官员赃罪。     

唐代官员会食刍议

在唐代官方视野中,会食是指官员在一起共进＂工作餐＂,同时可以商议政事。唐代官员会食有固定场所与礼节,而且有一定量的食本作为公厨运营的经费,以供官员会食所需。唐代公厨并不能直接等同于食堂,两者是发挥不同作用的独立空间。另外,唐代官员会食也带有较强的目的性。官员会食制度也可以算作盛唐政治制度的外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