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文艺大众化的“三化”原则

我国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文艺界关于文艺大众化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形成了几种观点,其中瞿秋白的文艺大众化的"三化"原则,即题材的斗争化、体裁的朴素化、作者的工农化,就是其成果之一,并成为他文艺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瞿秋白的政治革命观

瞿秋白是早期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之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了中国社会政治革命的必要性,论述了中国政治革命的对象、目标、方式以及领导阶级和群众基础,形成了比较系统的政治革命观。研究他的有关政治革命理论,既有特殊的历史意义,又有重要的现实价值。     

论瞿秋白对中国革命的理论贡献

瞿秋白在参加和领导中国革命的实践过程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对中国革命问题做出了深刻的理论阐述,本文主要通过瞿秋白关于中国革命分两步走问题、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农民问题对中国革命的重要性以及革命战略和武装斗争等思想来论述瞿秋白对中国革命的理论贡献.     

政治社会学视野中的“革命”——兼述西方话语中的革命研究

革命在西方学术界一直是存在争议的讨论议题,从其概念、原因解释及结果评价等内容简述了革命的既有研究观点。由于影响革命生成的变量因素多元性、革命结果的复杂性,以致于任何革命研究理论试图全面对革命予以解释都会受到非难。而正因此,在西方,关于革命的研究形成了多元的理论解释和多样的研究方法,大大丰富了我们的学术视野。     

一个自由主义者的“五四”情结——殷海光“五四”观论略

作为"五四之子",殷海光对五四运动有着独特情结,并多次著文阐述自己的"五四"观。随着国内形势与自身认知的变化,殷海光的"五四"观经历了科学民主观到自由民主观的嬗变。他对五四运动基本内涵及其与新文化运动之关系的认识与剖判,很大程度上揭橥了五四运动的整体风貌。透过殷海光之论,今人可以明晰那一代知识分子对苦难中国的忧患之思与现代追寻。     

五四文学中革命话语的建构

《中国新文学大系》是由一批新文学运动的先驱者对中国文坛择优拔萃形成的文学作品集,而其中编选者的作用不可忽视,尤其是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巨擘的鲁迅先生。我们可以从他《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的字里行间中感受到他对待文学,尤其是对“五四”及其前后十年间文学明确的态度,即注重文学的社会功用。     

论毛泽东思想中的“五四情结”

毛泽东思想中的“五四情结”是由个人在历史事件中的感受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内在需要决定的。五四时期色彩斑斓的社会大变动,对毛泽东思想有着极为重要的历史影响;毛泽东思想的完善也需要对五四运动进行符合时代意义的理论解释。本文认为:五四时代呈现的变革创新精神、民族解放意识对毛泽东等人的影响是毛泽东思想中“五四情结”产生的历史原因;而中国革命的需要则是这种情结产生的根本原因。     

革命“机器房”与“爱的囚徒”——笺释瞿秋白旧诗五首

瞿秋白是第一个翻译并把《国际歌》介绍到中国的革命家,是中共党内最早倡导武装斗争的革命者之一。在革命的年代里,他不愿成为革命“机器房”里“爱的囚徒”,而以自己对爱情的忠贞,对现实做出抗争。作为“五四”新文学的倡导者之一,他留下的旧体诗,是后人走进其心灵的一把钥匙。     

中国当代小说中“革命话语”的生成与演变

1942年以后，一种新的文学形态在延安和解放区诞生，这同时也意味着一种新的话语形式即“革命话语”的诞生。政治语汇的大量使用、语言的模式化，以及隐喻和象征的固定化则是革命话语在语言上的基本特点。     

“文革”后小说中“革命记忆”的主题话语

随着文化环境的变迁和政治意识的变换,“革命记忆”的主题话语及其相应的叙述模式也发生了变化。该 文是要就“国家寓言”、“精神创伤”、“个人经验”这三种主题话语进行比较、分析,其意义在于揭示出文学中所反映出 的在共时和历时交互作用下,人们对“革命”作为推动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动力和资源的不同认识,从而探讨革命作为 一种精神资源的世纪命运和现实意义。     

革命叙事的背后－－试析十七年革命历史题材长篇小说中的边缘话语

1949－1966年十七年革命历史题材长篇小说中，在革命叙事主导话语之外，存在着非主流的、边缘性话事，本分析这种话语，并指出它在学中的意义。     

从“革命”到“建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话语体系转换

马克思主义内在包含了革命和建设两大话语。中国共产党人在不同历史时期,创造性地运用两种话语体系,解决中国问题。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历史任务和时代主题的变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实现着从"革命"到"建设"的话语体系转换。话语体系转换对于掌握马克思主义话语权具有重要的意义。     

“革命”之途：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入世选择——鲁迅瞿秋白比较论

鲁迅与瞿秋白分属“五四的一代”和“大革命的一代”,他们具有类似的家庭背景及早年经历;在现代中国“革命”路径的选择中,鲁迅一生坚守文化批判和思想革命的入世向度,瞿秋白则由思想革命走向政治革命并为之献身;作为现代中国的两位杰出人物,鲁迅和瞿秋白的主体世界具有勃郁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精神特性,表现出“战士”气质和反思性特征,他们以各自的入世方式承负沉重的社会担当。     

论“样板戏”话语中僵化雷同的模式话语

戏剧人物语言个性化，是戏剧艺术第一位的特征，而“样板戏”中的人物话语却忽略了人物鲜活的个性，过度追求阶级共性，使得人物话语表达公式化，浅表化，单调化，形成了一套僵化雷同的模式话语。“关怀模式话语”，“誓言模式话语”是两种突出的话语类型。     

“话语”的隐喻认知模式

作为表达人们思想感情的“话语”本身只具有抽象的特征，然而在语言运用中，人们通过隐喻认知方式赋予了“话语”它本身不具有的物理属性。人们对“话语”的隐喻认知大致有两种模式，当发话把“话语”当作一个音义结合的整体时，往往采用实体隐喻模式；当发话着重强调“话语”所表达的意义时，一般采用容器隐喻模式。     

论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思维的大众化与文本话语转换

构建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学,实现思想政治教育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进程中的科学发展,必须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文本话语转换及其说事话语的转向。实现思想政治教育文本话语的转换是实现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转向和话语思维大众化的基础。要通过思想政治教育的话语转换克服传统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程式化的弊端,代之以鲜活、生动、贴近生活,为人们喜闻乐见的话语,进而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感召力、亲和力。     

从语言到现实:中国文学的本土现代性面向——以瞿秋白的“文腔革命论”为中心

文艺与现实变革的互动关系是理解百年中国文学现代性进程的根本。中国文学的本土现代性,在于其由语言来改变现实的入思理路特异。因此,以语言变革为突破口而引起整个社会现实的改造,进而创造一种崭新的中国人自己的现代生活新桃源,这才是中国文学现代性进程的独特面向。这也正是瞿秋白“文腔革命论”的典型意义。     

论“五四”语言革命的意义

以“五四”运动为标志的新文化运动,发生了一场意义十分深远的语言革命。这场语言革命的先驱人物李大钊、胡适、陈独秀等,不仅批判旧文化,而且呼唤新文化,创立了一代新的语言符号系统。语言不仅仅是思维与交流的工具,在某种意义上,语言就是本体,就是基本范式,它是人类一切交流工具的元命题,是人的生存本体所拥有的基本范式之一。语言革命的结果,不仅创造了与过去完全不同的新文学,同时通过对科学与民主精神的宣传,将“人”从君权、神权和旧道德束缚中解放出来。这场语言革命,不仅当时受到保守派的非议和攻击,而且在后来的几十年间曾两度出现过对“五四”语言革命的背反和否定。     

三十年代“丰收成灾”小说的革命话语建构

论文试图通过分析20世纪30年代“丰收成灾”小说创作热潮背后革命话语的“现实”争夺,揭示其所重构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现实”与“反帝反封建”的当下革命需求之间的内在关联,并对以“丰收成灾”题材为代表的社会剖析小说的独特价值和意义进行历史打捞和重新阐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