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丕《典論·論文》“齊氣”發覆

曹丕(187-226)的“文氣說”對我國文學批評史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在他的理論體系中,“氣”是評論作家作品的一個重要標准,正如劉勰(465?-520)《文心雕龍·風骨》所言: 故魏文稱“文以氣為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强而致.”故其論孔融,則云“體氣高妙”;論徐幹,則云“時有齊氣”;論劉楨,則云“有逸氣”.公干亦云:“孔氏卓卓,信含異氣,筆墨之性,殆不可勝.”并重氣之旨也.     

司马谈所创造的“六家”概念

任繼愈教授於1963年發表了一篇題为《先秦哲學無“六家”——讀司馬談<論六家要旨>》的文章(收集在任教授的《中國哲學史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他認为司馬談所說的“六家”不可能是先秦哲學的學派而是司馬談當時的現象。任教授在分析戰國時代哲學家的主張,說“總起來看,‘六家’之說。不是講的先秦的學術流派……先秦有的只是老子學派,莊子學派,公孫龍學派等。道家,名家,陰陽家,先秦根本沒有過”(第433頁)。他由此提出:“那末,司馬談《論六家要旨》是不是造謠?也不是。他講的六家,是漢初當時流行重     

關於“倫理學總覽表”的説明

正我的"情本體"說法源起於1980年《孔子再評價》一文,(請參閱該文"仁的結構"部份),二十世紀90年代我將它展開爲"兩德論""情理結構(參閱《歷史本體論》《論語今讀》等)的倫理學論說,近年似頗有回響,但誤解更多。値此垂斃之年,或仍有責任不回避"還是那一套"的重複或譏諷,再作一點簡略的通俗說明,主要是解說那張"倫理學總覽表"(如下圖,始見於三聯版《回應桑德爾及其他》,略修訂後收入靑島版《人類學歷史本體論》及三聯版《倫理學綱要續篇》)。因爲該表概括了我有關倫理學的基本想法。     

如何活:度與情李澤厚1995年的一次座談

何兆武 主持 地點:清華大學校外某飯店 時間:1995年3月22日,下午2點半至5點 李澤厚(以下簡稱李):希望就在年輕人身上.前段時間有記者問我,以後有什麼打算.我說我現在,要慢慢地淡出. 何兆武(以下簡稱何):淡出? 李:哈哈哈.淡出,電影裏面的“淡出”,退出舞臺了.該他們登場了.(眾笑) 何:今天來的學生,他們幾位的專業方向都是思想史. 李:都是你的追隨者啰.哈哈哈.     

清华国学院传奇

一去年是清華大學開辦研究院國學門八十周年, 該校頗有紀念活動。五月二十二日歷史系舉辦國學 院的紀念會,上午由何丙棣、何玆全、張豈之諸先生 講話,下午,因我本年哈好正在北京清華擔任客座教授,故也要我談一談。我即略說了以下幾點意思: 我認為清華國學院在近代學術史上已成為一則     

编后记

回眸17年前,1989年盛夏,《中國文化》創刊之時,在首期編後記中,我們申說期刊創辦之旨趣:“着眼點在學術,目的是弘揚文化。”此言的源出,就是“我們抱定的宗旨不變,仍如撰於去年年底的創刊詞所說”——在該篇創刊詞中,主編提出:“深入的學術研究不需要熱,甚至需要冷;學者的創造力量和人格力量,不僅需要獨立而且常常以孤獨為伴侶。”兩年之後,《中國文化》第5期編後,又引用錢鍾書先生的話,重提“冷”、“熱”問題:“大抵學問是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養之事,朝市之顯學必成俗學。”     

香港的中国文化研究——以新儒学为中心的讨论

一引言在討論中國文化在香港的研究概況這個大題目前,我首先要說明兩點: 第一,文化的内涵很廣,若以“文化就是生活”這一說法而言,則擧凡社會制度、時代思潮、人文精神狀況以及社會文藝風尚等等紛紜錯雜的多樣内涵,都無不包於其中。中國大陸自五四運動以後的七十多年間,有關中國文化及文化史的著作數量很多,又自1949年以來,香港和台灣的學者也寫了不少有關研究中國文化的著作。他們的研究,大抵包括兩方面,一是對整個中國文化現象的綜合性     

道安有“不易”之“道” 兼與船山徹和王向遠兩位教授商榷

道安提出的“五失本三不易”之説是中國佛教史和翻譯史上最爲人熟知的一個理論。“五失本”的意思較爲清晰,學界也無甚争議。“三不易”則由於日本佛教史學者横超慧日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提出“易”字應理解爲“改易”“變易”,顛覆了中日兩國先賢時俊皆讀爲“容易”的傳統訓釋。本文在介紹横超慧日等研究的基礎上,嘗試進一步分析“三不易”的言外之意和道安的釋家之道:作爲不通梵文胡語的義學僧而非譯師,道安本意或許不在提出翻譯的原則、技巧等理論問題,而是爲了説明甚至强調自己所做之注經、證義等的合法性和必要性,隱含着對“印度原典至上主義”和“外來梵僧第一主義”的挑戰,旨在提高漢僧修習弘法的自主性與權威性,是一種自覺的“佛教中國化”。本文亦對船山徹和王向遠兩位教授有關“三不易”的研究提出了幾點疑惑,希望引起進一步的討論。     

梁啟超東莞講學考

梁啓超1893年初爲人師,在東莞講學,由於史料稀缺,以往言之簡略。筆者根據目前可見的記載,尤其是聽課學生留存的作業,細致考辨了此次冬學的講授内容及後續影響。除逐一確認講學時間、當地接應者、合教同人、授課地點、學生人數,更重點考察了一向被認作東莞講學時撰寫的《讀書分月課程》,實則脱胎於晚出的康有爲《桂學答問》,并通過對弟子課卷的分析,呈現了所授詞章之學、科舉之學以及新學的實績。     

“文化讬命”与中国现代学术传统

中國現代學術以何時為開端?歷史學界通常把1840年鴉片戰争至1919年五四運動,稱為中國歷史的近代時期,而以1919年五四運動至1949年為現代時期。但學術史和文化史的分期也以此為依據,不容易解释清末民初以來的許多文化現象。用政治事變來例同學術文化變遷,反映不出學術文化本身的嬗變規律。實際上,中國傳統學術向現代學術轉型,可以追溯到晚清的经今文學運動,現代學術的種子即埋藏其中。但今文學運動本身还不具有現代學術的特徵。1898年嚴復發表《論治學治事宜分二途》,1902年梁啓超發表《論學術之势力左右世界》和《新史學》,1904年王國維發表《紅樓夢評論》,現代學術思想和學術规範得到比較集中的體現。因此中國現代學術發端的時間,應為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之交;標誌是承認學術具有独立之價值,並在研究中開始吸收西方現代的觀念和方法;代表人物是嚴復、梁啓超、王國維等,而尤以王国維扮演着現代學術開山祖的角色。王國維1927年自沉於颐和園魚藻軒,社會上異說異是,察察為揣。惟史學家陳寅恪能够從文化興衰和一代學者的命运的角度,對王氏的死因给以正解。包括王、陳在内的中國現代学者中的大師巨子,聲聞顯晦或有所殊異,但与本民族的文化共同着命运,欲以學術為宗基“承續先哲將墜之业”,同為一代文化所託命之人則一。他們的學術流向包涵着省察傳统和回應西學兩個方面,既不忘記本民族的地位,又能够做到与世界文化對話交流,為中國現代學術奠立了難能可貴的傳统。但中國現代學術的發展仍然困難重重。就學者的主觀认知而言,有四重障蔽應予以破除。第一、學術是手段还是目的;第二、“有用之學”舆“無用之學”;第三、中學和西學之争;第四、新旧古今之辨。這四個問题所以產生,主要是中國傳统學術一向缺少學術独立的傳統,特别是“經世致用”之說束縛了人們的頭腦,使人們忽視學問本身的独立價值。王國維、梁啓超等現代學術的開聞人物,為破除這四重障蔽曾作出巨大努力,可是時至今日,也不能說此一問题已獲致完全解決。任公先生說:“就純粹的學者之见地論之,只當問成為學不成為學,不必問有用与無用,非如此則學問不能独立,不能發达。”又說:“為學問而學問,斷不以學問供學問以外之手段,故其性耿介,其志專一,雖苦不周於世用,然每一時代文化之進展,必賴有此等人。”信哉斯言。學術之求得独立,首先還要有独立的學者。四重障蔽不能破除,宜乎中國現代學者難於安身立命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