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入户盗窃的法律思考

我国现行<刑法>和相关司法解释,只是把盗窃数额较大或次数较多的盗窃行为规定为盗窃罪.但很多入户盗窃行为,仅以以上标准难以对其进行定罪处罚.而这种行为社会危害性极大,因此,文章建议对入户盗窃行为不以数额和次数为标准,一经出现,即应定为盗窃罪.     

入户盗窃研究

盗窃罪始终是侵犯公民财产犯罪的重点。在《刑法修正案八》出台后,对入户盗窃罪的相关内容做出了重要修订。对于入户盗窃罪而言,也降低了其入罪标准。对于某些特定的盗窃罪而言,已不在考虑盗窃次数和盗窃数额。同时,就入户盗窃而言,保护的法益也由原来的单一变得复杂。所以,对入户盗窃的界定进行新的认识是十分重要的,便于我们对公民的法益采取更有效的保护措施。     

论“入户盗窃”的“入户”

《刑法修正案(八)》将"入户盗窃"单独规定为犯罪成立情形,不再局限于数额要求。两高于2013年4月4日颁布施行的《关于办理盗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第3条第2款规定:"非法进入供他人家庭生活,与外界相对隔离的住所盗窃的,应当认定为‘入户盗窃’。"入户盗窃与一般盗窃行为不同,不仅侵犯了被害人的财产权,行为人对被害人的住宅安宁权及隐私权造成的侵犯不容忽视。在现实生活中,入户盗窃行为常因户主反抗,同时行为人携带凶器而转化为抢劫、行凶伤人等暴力性犯罪。理论界与实务界对入户盗窃的"入户"的范围认定存在较大分歧,研究"入户"的主要特征从而判断何者为刑法所规定的"入户"对于解决实务问题具有深刻意义。     

入户盗窃的刑法定性和司法适用探讨--以王某某入户盗窃案为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新增入户盗窃行为为特殊型盗窃罪,但是对入户盗窃没有数额和情节的规定。司法实务对入户盗窃行为犯罪化颇多争议。入户盗窃与一般盗窃罪的区别本质在于入户的非法性和场所特殊性;入户后物色财物即已危及刑法所保护的财产利益;是否获得财产性利益是入户盗窃既遂与未遂的标准。     

由“单位组织实施盗窃行为“引起的法律思考

中国刑法典采用总则与分则相结合的方式确立了单位犯罪及其刑事责任,然而,现实生活中却存在着许多实质上的单位犯罪行为,由于刑法典分则没有明文规定,在追究其刑事责任时受到了罪刑法定原则的抑制。本文通过对一起单位组织实施盗窃案例的剖析,根据基本刑法理论,具体分析了单位组织实施盗窃行为的犯罪目的、犯罪行为、承担刑事责任的主体等问题,并提出增设“单位盗窃罪”的法律构想。     

“入户盗窃”立法修正解读

刑法修正案（八）对盗窃罪做了较大的改动,“入户盗窃”就是其中一种新增的行为类型,这使得原有法益保护产生了新的变化,需要从法益保护角度对“入户盗窃”中的“户”进行定性,并对这种新的入罪行为进行分析及确定“入户盗窃’’既遂与未遂的区分标准。     

论盗窃数额及其立法缺失

盗窃数额是对盗窃行为定罪量刑的主要条件和依据。现行刑法对盗窃数额没有作出明确、具体的规定,相关的司法解释与刑法的基本原则不相兼容甚至相悖,有必要由立法机关制订一套统一适用的数额标准。     

偷换商家二维码行为的定罪问题——一种新的盗窃罪:“三角盗窃”

在认定偷换商家二维码案件的性质问题上,存在诈骗罪、盗窃罪、三角盗窃罪三种主要观点。实际上此种案件并不满足诈骗罪的犯罪构成要件。在传统刑法理论中,盗窃罪中财物所有人往往和受害人是一体的,但现实中也存在财物所有人与受害人相分离的状况,此即三角盗窃,在这种盗窃行为中,行为人采用秘密窃取的方式,将本属商家的财产性利益转移占为己有,符合盗窃罪的特征,应认定为盗窃罪。     

对盗窃罪客观方面的几点思考

根据我国“通说”,盗窃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行为人秘密窃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或者多次秘密窃取公私财物的行为。本文拟从“秘密窃取”、“多次盗窃”、“盗窃未遂中罪与非罪”三方面对通说盗窃罪的客观方面提出一些质疑,并对客观方面表现为窃取由他人合法占有的自己的财物其后索赔的行为的定性进行了分析。     

侵占罪与盗窃罪区分之相关问题

侵占罪与盗窃罪都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故意侵犯他人财物所有权的犯罪。二者在许多方面都有共同点。目前对侵占罪本质的理解,对“持有”的性质,对遗忘物的认定,对在特定场所犯罪的界定等问题都没有一个统一的解释,司法实务中认定具体罪名时也遇到了相当多的问题。     

盗窃罪法定刑的实然分析与应然思考

作为一种古老的犯罪形式,盗窃罪法定刑的历史流变映射出不同的法律价值观。在当下以人为本的社会语境下,以维护财产利益的盗窃罪仍然固守着重刑主义的阵脚,显然不合时宜。如何实现盗窃罪法定刑理性化设计,已成为学者们应然性的思考。摒弃盗窃罪法定刑重刑倾向,合理确定盗窃罪数额标准,乃是盗窃罪法定刑走向合理化的必然路径。     

当代大学生盗窃行为剖析

当代大学生盗窃案件在大学生所犯的各种案件中所占比重较大。为了减少或预防当代大学生盗窃行为的发生,论述了大学生盗窃行为的主要特点,剖析了导致当代大学生盗窃行为自身和社会2个因素,并进一步探讨了预防大学生盗窃行为的对策。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视野中的盗窃罪司法解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关于对盗窃“数额较大”同时具备一定条件的盗窃行为不予处罚的规定,体现了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相反,《解释》关于盗窃数额没有达到“数额较大”的要求而具有一定情形的行为以盗窃罪追究刑事责任的规定,不仅不符合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而且严重违背罪刑法定基本原则。     

城市汽车防盗系统的研究

目前在汽车防盗领域,主要属于单车单防措施,存在很多问题,投入很高,效果不佳。针对这种现象,高级的偷车贼,使用电子车锁信号发生器,在数秒之内即可打开各种型号的车锁,使得任何防盗锁再无安全可言。为此,提出加密电子双身份证的技术,建立城市汽车群防的体系,在每一个出城道口,建立电子检查站,解决汽车被盗的难题。     

论盗赃物的善意取得

我国物权法未明确规定盗赃物的善意取得制度,其他不同法律部门对此规定不一,造成法律适用上的困难。盗赃物适用善意取得制度存在合理性。在我国今后的立法完善中应明确规定盗赃物适用善意取得制度,以保护善意第三人的利益。     

亲属相盗论

对于现实生活中出现的屡见不鲜的亲属相盗现象,我国现行刑法没有作出特别规定,司法解释也只是规定了一些概括性的指导意见,并没有给出定罪量刑的具体标准,缺乏可操作性,因此在司法实践中容易导致适应上的偏差。对亲属相盗问题从刑事立法上统一作出规定,规定亲属之间的盗窃为亲告罪,将起诉的权利赋予被害人,并允许他们采取其他适当的方式解决纠纷,在被害人要求司法保护时国家权力才进行干预,一方面可保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又有利于家庭的团结,社会的稳定,这是符合中国国情的明知之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