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分职到分防:明清州县佐贰官略论

明代州县佐贰官除了辅佐长官处理日常政务外,更多的时候负责分管州县的各项职能事务。根据职能的不同,明代州县中设置了诸多的职事官,由佐贰官们来担任,其中也有部分负责在外分防的佐贰官。在明末清初,因为主官负责制确立和大规模裁员等因素,分职佐贰官被大量裁撤,而分防佐贰官反而得到增加,导致分防的佐贰官从少数成为主流。清代保留的州县佐贰官大多负责分防,其分防区起到了类似次县级政区的作用。     

清代州县治理结构述要

清代 ,佐贰、学官等国家正式官员不被纳入州县主干行政系统 ,而州县行政靠幕友、家丁、胥吏、差役等承担。这些人员不属于国家正式官吏 ,而具有私人势力色彩。清代州县的这种治理结构导致了行政效率的降低、吏治的腐败和社会经济的凋敝     

清代州县财政探析（下）

三、清代州县财政的法外收入一部地方志指出 ,清代以前 ,州县存留“虽有浮冒 ,然留有余以为县官伸缩之地 ,稍自好者 ,不肯诛求于例外以厉其民” ,而清代对于州县经手的收入“几欲尽取以益上” ,这“不啻明以苛派诏有司”[8](卷六·政典制·赋役篇中 ) 。由于州县存留没有为上节所列各种费用开支提供款项 ,更没有为州县官的聚敛中饱预留余地 ,所以清代州县官普遍不能恪守国家颁定的税收制度 ,而是想方设法通过各种途径攫取法外收入。清代州县的法外收入可以归纳为以下几项 :1 .地丁、耗羡的浮收及瞒报。清代田赋征收历来存在火耗等名目的浮收…     

清代州县官的仪卫制度和基层司法困境——兼论礼法关系的另一面

学界通常认为唐代以降的法律发展是礼法融合的过程,强调礼法的一致性而忽视二者之间存在的矛盾和冲突。集中体现在帝国的晚期：清代礼制高度发展,州县官仪卫制度化、使用日常化。造成的结果是强化了官民差别,促成了官民壁垒,司法面临诸多困境。最终司法模式改变,司法走向腐败、黑暗。其深层次原因既包括清代礼制背离礼的基本精神,和法发生冲突,也包括礼和法本质的矛盾。     

清代州县财政探析（上）

清代实行中央集权的财政体制,通过定期修订《赋役全书》对州县经理的税收和开支实行严格控制,然而清代州县财政的实际运作却与这种制度设计严重背离。有清一代,州县不设职权独立的财政机构,财政事务由州县官一人负全责,依靠私人雇员和奴仆经理税收财务,造成州县财政在实际运作上的家产制。各州县均存在大量法外收支,贪污、中饱、陋规、摊派被合法化、制度化。清代州县财政的家产制在某种意义上反映了中国秦以后地方行政制度的特点。     

清代州县长官司法责任制度的特点和启示

本篇文章详细阐述了清代州县长官司法责任制度的特点,通过对其特点的研究,发现其州县长官司法责任制度比较完善,但在执行的过程中,由于诸多问题的存在,最终加剧司法责任制度的破产。本文总结了在该过程中的经验和从中得到的司法启示。     

唐代县丞的兼摄判与差出现象及对县政的影响

唐代县丞是县级地方行政机构中重要的“佐贰”官,它除“通判县事”的本职工作之外,还经常兼摄判其他官职的职掌,如监察御史、宏文馆职、县令、县尉、县主簿等。有时,他们还会被上级官员差出执行专职任务,如差出押运钱粮等充当使职。而县丞的兼摄判与差出对县级行政也产生了积极与消极的影响。     

清代州县司法过程及问题——以吏役行为为中心

司法活动是州县行政的重要职能之一,吏役是这一职能的主要行使者。州县司法过程包括接收呈词、查勘与缉拿和词讼审理诸环节,捕盗关系和规费收取在极大程度上影响司法过程和审判结果,官箴文献、档案实录等史料非常清晰地反映了这点。司法过程所暴露出的局限和诸多问题的产生本质上根源于清代基层政治、经济所面临的困境。     

论宪法政制中的司法权——从孟德斯鸠的一个古典论断说开去

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曾言:“司法权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不存在的”。孟氏所言之此种司法权,虽亦存在于宪法政制的构想之中,但实质上乃是一种原生形态的司法权,即相当于“市民性的司法权”,显然有别于“政治性的司法权”,尚不具有现代宪法政制所赋予的本质属性,故成为政治上的“不存在”。以美国为代表的司法审查制度的确立使这种司法权进一步演化为一种“政治存在”。这是司法参与权力制衡以及人权保障的需要,也是对民主不信任的结果。     

明代山东县级佐贰官考论

明代县级行政机构是政治制度史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但以往对于县的研究主要是集中于主官知县,而对于佐贰官这一群体的研究却少有涉及.但这一群体在县级行政中也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本文以山东为例,从佐贰官的设置、职能、出身、升迁等几个方面来展示这一群体的真实面貌.     

国家权力的渗透与民族地区社会秩序的重构--“改土归流”后湖广土家族地区的士绅培育与社会控制研究

雍正时期,湖广土家族地区相继完成了“改土归流”。在“改土归流”后,流官们积极地实施教化,培育士绅阶层。士绅阶层的兴起加强了湖广土家族基层社会的控制,“皇权始下于州县”。土家族地区的士绅与州县官积极合作,士绅维护了地方社会的稳定,他们积极地经办公益事业、赈济灾荒。到19世纪中后期,作为州县官和土民的“中介”,土家族地区的士绅权威日重。     

浅谈汪辉祖的州县吏治思想

汪辉祖(公元1730—1807年),字焕曾,号龙庄,浙江萧山人。他做了三十余年幕僚,后来中进士,五十七岁才任了宁远知县、道州知州等职。他为人刚直廉洁,治事公平,深受人们拥戴。在州县基层几十年,对州县官场之情势明悉洞察,他总结几十年为幕僚佐政,为官治政的经验,写成了《学治臆说》、《学治续说》、《学治说赘》、《佐治药言》等书.来阐明自己的吏治思想,目的是“为善为吏者言之”。①他的这些书可谓一座多棱镜,从各个方面透视了清代州县政权中的弊端,从而对州县长官提出了种种忠告,既为整饬州县吏治提供了方法,也为州县各项行政事务的组组管理提供了经验。其论述深中肯綮。后世人言及清代州县吏治,多称汪氏。本文试就汪辉祖的吏治思想。作一个简浅的论述。     

从冕宁司法档案看清代四川土司的司法活动

一般认为土司司法活动在清雍正改土归流以后逐渐消亡,但从冕宁的司法档案来看,一直到清末,冕宁的土司还在流官的管理下,参与地方的司法活动。活动内容涉及组织土兵维护治安、参与审判与调解、协助缉拿逃犯,但土司的活动受到国家的监控,这是清代少数民族混居地国家通过土司管理民族事务的最好体现,也是流官与土官管理、协助、配合共建社会秩序的现状。     

清代州县民事诉讼规则探研——以州县“状式条例”为对象

大量出现的民事讼案给清代州县基层司法造成了巨大的压力,为了达到最大限度地抑制民众的诉讼行为、减少州县讼案数量的目的,清代各地州县衙门根据当地具体情况制定了一系列规刺讼案启动的诉讼规则。通过制定这些禁止性的诉讼规则对诉讼主体资格、证据种类、受理时限、诉状格式等方面做出明确的义务性规定．凡是不符合这些规则的纠纷都会被官府排斥在诉讼范围内。     

风险论视角下的清代地方政府

风险论为重新认识清代地方政府提供了一种新的观察视角。清代统治者所追求的代理人风险、社会风险和经济风险之间的平衡,只不过是一种难以达到的理想状态。为应对清代统治者的正式地方政府制度设计,州县官在实际运作过程中反而孕育了各种“畸形”现象：在地方财政中,表现出经制财政与非经制财政并存;在地方人事关系上,表现出正式关系与非正式关系并存;在行为规范方面,表现出火耗的非法行为默认到合法化。“畸形”维系了清代地方政府的正常运作。然而,虽然各种“畸形”安排一定程度上防范了统治者风险,但其持续运作却催生了新的风险,从而最终反噬了清代政府本身。     

清代官批民调制度政治分析——以“黄岩诉讼档案”为考察中心

通过对《黄岩诉讼档案》的考察,可以看出清代“官批民调”制度是在官府衙门主持下解决民间纠纷的一种重要形式,具有案件性质的民事导向、约束效力的半强制性、宗族力量的强渗透性、纠纷双方心理接受程度的不完全性等特征。清代州县官的施政心理和复杂的施政环境促使官府衙门对“官批民调”解决民间纠纷有强烈偏好。中国古代熟人社会结构也为“官批民调”制度的施行创造了条件。“官批民调”制度是创造性解决民间纠纷的有效途径,但也有其局限性。     

清代州县司法官任用制度探析——以《福惠全书》为视角

《福惠全书》作为清代极具影响力的官箴书之一,在州县司法官中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该书对于司法官从新官上任到升迁离任,记载详细。论文主要对于州县司法官任用的＂筮仕＂、＂刑名＂、＂升迁＂进行研究,从中探求州县司法官任用的经验。     

从官箴书看清代地方州县官的治理困境

清代地方州县官作为封建政权最基层的一个政治群体,其在整个封建官僚体系中,处于“上承天子,下临百姓”的重要位置.他们在地方上的作为,直接关系到国家政权的安危和地方社会的兴衰.官箴书作为继承和沿袭历代官员地方治理经验精髓的一种载体,承载了州县官丰富而又宝贵的基层治理经验.通过对清代州县官著作的“官箴书”的系统梳理与总结,我们不难发现,他们在现实中面临着诸如“吏治”“陋规”“获上”等诸多无法回避的治理困境.     

清代州县司法官任用制度探析——以《福惠全书》为视角

《福惠全书》作为清代极具影响力的官箴书之一,在州县司法官中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该书对于司法官从新官上任到升迁离任,记载详细。论文主要对于州县司法官任用的"筮仕"、"刑名"、"升迁"进行研究,从中探求州县司法官任用的经验。     

论我国司法权独立的障碍及克服

公正是司法活动的内在品质和价值追求,司法公正是司法改革的主题。而司法权的独立是实现司法公正的前提条件。本文对司法权的含义及本质、司法权独立的内容重新进行了界定,分析了我国现存的司法体制使司法权的真正独立存在的障碍,提出了变革我国司法体制、实现司法权真正独立的基本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