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别叙事中的悲剧意识——论《狂人日记》与《金锁记》的疯癫形象

基于鲁迅的思想观念视角和张爱玲的日常生活视角,《狂人日记》中的狂人和《金锁记》中的曹七巧分别以精神意义和现实意义层面上的疯癫形象出现。这两个隐含了性别叙事视角差异的疯癫形象共同指向了生命的张扬,二者的结局揭示了作者共有的悲剧意识,他们书写人类生存的终极体验,表现人类命运的无所归依。     

边缘者的境遇——再读《孔乙己》

运用叙述学与回忆诗学的方法,通过对小说《孔乙己》中叙述者"我"和孔乙己的相关性分析,凸显他们各异却又相通的边缘化生存境遇,进而认为叙述者"我"和孔乙己的生存境遇渗透着鲁迅本人边缘化的生命体验;小说对他们边缘化境遇的呈现,是此前《狂人日记》中相关思想命题的深化。     

《孤独者》与鲁迅的人生选择

本文通过《狐独者》文本寻找鲁迅人生道路的转折点．认为《孤独者》是作者对专制意识形态传播和生产的最深处家族制度的否定，并在探讨知识分子与权力阶层的关系的基础上，于内心深处进行了一次“成为自己”的生存体验，从而确定了鲁迅此后与黑暗抗争的生存方式。     

《我是猫》与《狂人日记》表现手法之比较

通过夏目漱石的《我是猫》与鲁迅的《狂人日记》这两部作品在艺术构思、批判现实主义、叙述者的选择三方面的相似比较,又通过对鲁迅对整个外国文学的态度进行历史性、概括性的考察,以及鲁迅在创作《狂人日记》前是否读过夏目漱石的《我是猫》的考察,从而提出鲁迅在写《狂人日记》时,在艺术构思、批判现实主义及叙述者的选择上是很有可能受到夏目漱石的《我是猫》的影响与启发。     

《狂人日记·序》的解读

通过对鲁迅《狂人日记&;#183;序》中语体和狂人形象两个问题的探讨，力图说明这篇小说在艺术上具有的含混性缘于它话语间不断的出现自我颠覆的现象，应该说从《狂人日记》为始，鲁迅的其他很多泪说都具有类似的特点。     

鲁迅与果戈理《狂人日记》的比较阅读

果戈理《狂人日记》的主人公波普里希钦是俄国文学中一个著名的＂小人物＂形象。鲁迅笔下的狂人是一个清醒的反封建战士。果戈理的《狂人日记》揭露了沙俄等级制度的不公,表明了作家鲜明的人道主义。鲁迅的《狂人日记》揭露了封建社会吃人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关系,表达了作家的立人思想。从人物形象的丰富性、小说主题的深度以及小说情感的表达力度上来看,鲁迅的《狂人日记》比果戈理的同名小说有更深广忧愤的意义。     

鲁迅的《狂人日记》与中国家族制度刍议

《狂人日记》关于“吃人”的社会批评，主要是一种对中国家族制度的文化形态进行反思之后的严厉抨击，鲁迅从家族内部的陈腐的伦理关系入手深刻概括了中国人处在家族制社会中卑劣的生存状态，让读者在“吃人”境层上去切实感知中国家族制度及其儒家思想这一文化依托的虚伪性，《狂人日记》也展露出鲁自己那种来源于某些传统文化的束缚的难以张扬但可以领略的心理弱势。     

从不定点理论对比分析《狂人日记》的四个译本具体化策略的异同

鲁迅先生的《狂人日记》语言简洁凝练,艺术价值颇高.论文以英伽登的不定点理论为基础,对比分析《狂人日记》四个译本不定点具体化策略的异同,探索具体化过程中文本结构和美学要求,以及读者个体因素如先行结构、情感体验和想象视域及文化取向等对译者的影响.     

鲁迅的《狂人日记》与李光洙的《无情》比较研究

本文研究目的在于以鲁迅的《狂人日记》和李光洙的《无情》为比较主体,了解掌握对近代文化和近代思想的认识;也是针对《狂人日记》和《无情》关于作品主题方面进行思想比较研究的文章。鲁迅和李光洙是中韩两国具有代表性的作家,他们把目光投向了民族和社会。在《狂人日记》和《无情》中揭示了旧社会制度的黑暗,也表现了他们的思想和主张。     

《狂人日记》初探

鲁迅的《狂人日记》最早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本文对其作初步的探讨,敬请读者批评指正。(一)一九一八年,鲁迅发表的《狂人日记》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一篇空前的划时代的作品。《狂人日记》出现以前,国内的文苑无论是期刊或报纸还基本上是文言文一统的天下,还没有出现过从内容到形式具有崭新意义的新文学创作小说,还没有出现像《狂人日记》这样,以“先觉之声”来“破中国之萧条”郁勃激宕、具有积极战斗意义的新文学“白话”作     

路遥文学作品中的人性美

路遥文学的人性美是多方面的。朴实美、悲情美、人情美的交错,展现的是路遥对人生社会的独特见解,带给读者的则是复杂的心灵感受。文章重点分析了路遥文学作品中的人性美,通过作品举例展现了路道人性美的多种观点。     

论“路翎式”个人主义文学观念的生成

"个人主义"是一个内涵异常丰富而又特别模糊的概念,不同的时空里,不同的人赋予其不同的具体意味。这一概念本身及其变化历程对路翎产生了莫大的影响。路翎对"个人主义"的接受、改造并逐步形成独特的文学创作观念,来自于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既有他精神导师和亲密朋友胡风的推动,又有苏俄等外国文学的熏陶,还有他个人人生际遇、性格品质的影响。这几方面互促、互动、互融,铸成了路翎对人生、人性深刻的体验和独到的理解。     

鲁迅与李商隐

鲁迅与李商隐在身世、遭际等方面有着诸多的同与似，在旧体诗的创作尤其诗歌意象的营构与组接方式以及绮丽储蓄、寄托遥深的风格特征等方面，也有着明显的同与通。这表明鲁迅对李商隐深刻的认同。他对李商隐的评价和论述，反映了他于民族优秀化遗产大胆汲取、批判继承的科学态度。但这些却长期被忽视和误读了。阐明这种认同和继承关系，可加深对鲁迅的认识和研究，并经由李商隐等人溯至庄、屈这一脉相续的楚骚传统，重建鲁迅旧体诗诠释的诗学体系。     

关于鲁迅“弃医从文”的几点思考

鲁迅的＂弃医从文＂包括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其中,家族文化的背景对鲁迅的精神发展产生很深刻的影响,奠定了鲁迅后来的人生理想与方向。而留学日本,在中西文化的碰撞中,他以自由、开放的心态改造、整合中外文化。鲁迅童年时代的人生体验和文化个性在新的文化因素的碰撞中升华。鲁迅又以敏锐的洞察力重新认识社会人生,深刻反思家族、家庭与自己的人生体验,作出了＂弃医从文＂的人生选择。鲁迅在国危民难中,从文化关怀的角度确立了自己的社会角色,成为中国新文学的开拓者。     

留学日本与鲁迅小说中的生命意识

留学日本的生活经历,划定了鲁迅一生的生命坐标,正是这段生活经历,开拓了他的人生视野,改变了他的人生追求,使他成为中国新文学的开山之人。留日期间,鲁迅经由多种方式了解西方先进的思想文化和文学艺术,确立了以"国民性"改造、人的解放、创建理想人性为宗旨的"立人"思想,从此他以精神界之战士的姿态,在文学创作,特别是小说创作中,弘扬了他的这一具有崇高境界的现代生命意识。     

论鲁迅小说对儿童生命景观的展示

鲁迅小说对儿童活泼、萎顿以及扭曲的生命实体的描写,构成了丰富的儿童生命景观。从中不仅可以感受到鲁迅对儿童生命的沉重关怀,更能体会到他在哲学层面上对民族救赎所进行的深刻反思。鲁迅小说中对儿童生命的悲剧性描写,在当时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对自由、活泼的儿童生命个体的展示．则对现今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方向起着某种借鉴和启示作用。     

鲁迅的文艺观与小说创作

1907年-1918年,鲁迅对文学的思考呈现出深刻的变化。1907年前后,鲁迅更多地关注创作主体的精神建构和张扬文学本体的社会职能,之后,他在深切的生命体验中意识到了接受主体以及作品形式对于创作目的（启蒙）的极端重要性,由此创造了“去语障解心囚”的小说格式并生成深邃的小说意境。     

论《过客》的“行走”哲学

《过客》蕴含着鲁迅独特的生命哲学,也体现出鲁迅关于"行走"的深刻哲思。这种思考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过客"只得走",因为他全部的生命价值和存在意义都浓缩在行走的过程中,行走就是他人生存在的证明;其次,既然要摆脱牵绊坚定地独自行走,那么在路上遇到的布施就只能拒绝,这表现出过客在前行过程中一种独特的心理状态;最后,过客义无反顾的行走过程也体现出鲁迅向死而生,通过直面虚妄来达到反抗绝望的伟大精神力量。     

《人生》的魅力：悲剧美

路遥的《人生》通过丽个主人公写了两类悲剧,一类是在高加林身上体现的人生奋斗的悲剧,一类是巧珍身上体现的爱情悲剧。两者都带有宿命色彩,但前者更带有社会陛,而后者更富有人情味,它们从不同的方面表现了出身农民的作家路遥对于生活的悲剧感,同时满足了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或有底层生活经验的读者对悲情艺术的期待。     

鲁迅与北洋政府时期的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社会生活史的视角

1912年,在蔡元培等人力主下教育部首设社会教育司,留日学生周树人在旧友许寿裳举荐下成为该司职员,8月被任命为教育部佥事兼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任职时间长达14年之久。从社会生活史角度,对鲁迅在社会教育司主要工作及社会活动进行历史梳理,结果发现:（一）社会教育司的超稳定人员格局为周树人营造了熟人社会,教育部的丰厚薪水为其及家人提供了衣食无忧的生活保障,较为宽松的上班制度和省亲制度为其提供充裕的闲暇和创作情感基础;（二）社会教育司职掌范围为周树人提供长袖善舞的重要舞台,古迹善本收藏、美术展览会、京师图书馆以及小说改良等均相得益彰,并为其搭建了重要的社会关系网络;（三）社会教育司的独特设置,加深了他对国民品性的思考,促进他将丰富的创作素材转换为小说、杂文。该研究通过大量第一手史料分析,说明鲁迅正是借助社会教育司这个平台,使得故园绍兴的素材一点点演变成对整个社会现状的理解和期待,狂人、孔乙己、闰土、阿Q成为中国民众的缩影、符号和表征,补充并修正之前学界对社会教育司这个历史存在及鲁迅官场的臆断和误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