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民国出版映像:鸳鸯蝴蝶派与世界书局的关系

民国三大书局之一的世界书局与鸳鸯蝴蝶派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世界书局无论是编辑人才还是作家作品在发展初期都十分依赖鸳鸯蝴蝶派,而在1921年失去重要出版阵地的鸳鸯蝴蝶派也非常乐意有新的发表天地。通过打鸳鸯蝴蝶派的名家招牌和垄断鸳鸯蝴蝶派作家资源,加上主理人沈知方的精明的经商天赋,短短几年积累的资本就让世界书局有能力进军主流出版市场与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竞争。世界书局转向主流教科书市场后重心逐渐不放在鸳鸯蝴蝶派通俗文学作品上,而鸳鸯蝴蝶派的文学作品,在三十年代后期也逐渐失去了市场,被新的通俗文学所取代。     

民国中小书局“编辑掌门人”的选题策划

民国时期众多中小书局为繁荣学术文化、服务教育、推进科学技术进步、构建良好出版生态、满足市场多样化需求等方面作出了积极贡献。一些优秀出版机构的编辑领军人专业人做专业事,在图书选题策划、出版品牌打造上进行了有益的探索。本文选取巴金、赵景深、钱君匋、丁福保四位编辑家,评述其选题策划的理念和实践、成就和影响以及其间蕴涵的经验和规律。     

民国三大书局的教科书之争

中国近代出版业兴起于1897年商务印书馆的成立。商务印书馆初为一家印刷工厂,其能“做大做强”,成为近代中国最大的出版企业,半个多世纪来一直称雄于出版界,应归功于教科书的出版。商务印书馆董事陈叔通在《回忆商务印书馆》中说:“商务发财主要是靠教科书。”1904年,由张元济组织编制的《最新教科书》陆续出版,成为清末影响最大的一套教科书,“一、此书既出,其它书局之儿童读本,即渐渐不复流行。二、在白话教科书未提供之前,凡各书局所编之教科书及学部国     

世界书局、大东书局的通俗文学出版及商业运作

民国时期,世界书局和大东书局是仅次于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的两大出版机构.其通俗文学出版尤为突出,主要出版通俗文学期刊和通俗小说单行本.出于盈利目的,两大书局都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对通俗文学期刊和作品进行积极的商业运作,无论推广策略还是推介媒体,都异常关注读者的阅读效果,成熟而实用.通俗文学是两大书局出版中的同一性所在,但差异性也非常明显,形成了各具特色的通俗文学出版系列.这些积极的运作行为,不仅影响到现代通俗文学的文体特征和文本内容,使其呈现出鲜明的现代性特征,并且促成了近现代20世纪二三十年代通俗文学的全面繁荣.     

世界书局的知名伪书及其反思

为了经济利益而出版伪书的现象古已有之。本文梳理了民国期间出版的最知名的《浮生六记》、《石达开日记》和《当代名人轶事大观》三部伪书,回顾了这几部伪书的炮制机构——世界书局的经营问题,并对今天的伪书问题提出了警示和反思。     

上海世界书局教科书出版发行策略分析

清朝末年一些仁人志士开始注重教育的发展,特别注重国民教育的发展,这为我国近现代教科书的出版领域开辟了广阔的市场。上海世界书局自1924年出版教科书以后,社会影响和经济实力显著增长,最终与当时的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成为了中国近代教科书出版业的三大巨头,究其之所以能在竞争激烈的教科书出版市场占有一定地位的原因,我们可以发现,这与它的一些出版发行策略有着重大关系。     

台湾世界书局董事长阎奉璋病逝

据台湾媒体报道，台湾世界书局董事长、经济日报第一任社长阎奉璋，于9月11日因胰脏癌病逝，享年91岁。     

上海世界书局教科书出版的文化贡献

世界书局是民国时期上海的一家民营出版发行机构,虽然其真正出版编辑中小学教科书始于1924年,但一举成功,与当时的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成为中国近代教科书出版业的三大巨头。由于世界书局进军教科书出版领域,结束了商务、中华两家垄断的局面,形成了三家激烈的竞争的态势,促使教科书质量显著提升,售价比较低廉,带动了中国近代教育文化事业不断发展。因此,我们可以说世界书局为我国教科书出版做出了不可磨灭的文化贡献。     

官书局刻书考略

考察了官员书局刻书的特点，论述了其兴盛的原因和不足。     

与时俱进的书业物流巨无霸:荷兰中央书局

通过实地参观和面对面访谈,深入了解荷兰最大的图书物流中间商中央书局实体书配送、按需印刷和电子书物流三大核心业务的运作模式和流程,从而揭示积极适应环境变化、利用新技术实现企业升级是传统书业物流企业经历百年发展、长盛不衰的成功秘诀。     

抗战时期贵州的出版业探究——以文通书局为例

在近代西学东渐之际,贵州华氏三代人在依靠经营盐业和酒业发家致富之后,以敢为天下的精神,涉足新闻出版业。先后斥巨资创建贵阳文通书局、贵阳永丰抄纸厂,并在抗战时期不畏艰难成立编辑所,聘请全国知名学者担任书局的编委,从而使文通书局成为与商务、开明等并立的七大书局之一。文通书局为贵州及西南一地的近代化乃至中国的出版事业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从浚文书局到山西书局——近代至民国时期的山西图书出版业

近代至民国时期的山西图书出版业,是和浚文书局、山西书局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要知道近代至民国时期的山西图书出版业的发展,就必须了解从浚文书局到山西书局的成立与演变。一近代山西图书出版业的发展,可以说是从清末光绪初年开始的。在此之前,晋省“既无刊印官书,即南省已刻     

文学制度视域下世界书局编辑朱生豪的经济生活

出版是现代文学制度中的重要一环,现代出版参与了中国现代文学的生产,出版与文学互动而生。朱生豪在世界书局做过6年的全职编辑,他的翻译创作与世界书局密切相关。文学制度视域下,朱生豪的经济生活大致分为两个阶段:"自我资助"和"寄食"于世界书局。由于世界书局编辑所英文部主任詹文浒的鼓励,朱生豪方得以从事莎士比亚全集的翻译工作。世界书局的总经理陆高谊与朱生豪有学缘关系,基于这层关系以及朱生豪自身的才华,朱生豪才得以"寄食"于世界书局,在1942—1944年期间全身心地翻译莎士比亚全集。     

民国时期的海南书局及其出版的图书

海南书局是民国时期海南岛最大的图书出版、印刷、销售企业,在其短短12年的经营活动中,出版了大量的书籍,推动了海南文化事业的发展。特别是其对海南文献的整理、出版,尤其引人注目,使其成为民国时期海南文化发展的重要标志之一。     

清代湖南官书局刻书

官书局刻书为清代刻书的重要组成部分。清末湖南官书局目前所知湖南、传忠、思贤三所,在清代刻书史上都有较大影响。但除思贤外,其余二局却少有人论述。     

新旧之际的湖北官书局刻书

太平天国运动结束后,地方官书局系统出现于同治中兴的"右文政策"格局中.身为中国近代传统刻书体系中的一抹余晖,官书局沾染的官方意识形态于其编印、发行活动中呈现充分,并据此跨越了清季末期至民国初期两段时间.辛亥鼎革后,它们未必不曾对自身的角色进行过认知重组,试图进行过版角色的转变,参与民国出版产业的竞争纠葛.本文结合历史文献资料,以湖北官书局为例,从具体细节对晚清官书局整体系统进行分析解读.     

云南官书局考略

清代末年,针对云南缺少儒家经史典籍的状况,云南把清代中叶设立于昆明的＂云南书局＂改称为＂云南官书局＂。本文拟对云南官书局成立的背景、沿革、所刊书籍及其特点和历史作用作一初步探讨。     

鲁迅与杭州抱经堂书局

鲁迅是一座巨大而内涵丰富的民族文化山峰.文章通过鲁迅与杭州抱经堂书局的多年交往,旨在说明鲁迅不仅是一位坚定的文化战士,而且还是一位传统意味十分浓厚的文人,他身上常常折射出许多旧式文人的影子,认识到这一点,对我们全面了解鲁迅的精神世界十分必要.     

云南官书局考略

清代末年,针对云南缺少儒家经史典籍的状况,云南把清代中叶设立于昆明的云南书局改称为云南官书局。本文拟对云南官书局成立的背景、沿革、所刊书籍及其特点和历史作用作一初步探讨。     

民国中小型出版机构书刊出版经验探微--北新书局的发展经验与启示

20世纪20年代,李小峰创办的北新书局在民国中小型出版机构中具有代表性。不同于其他出版机构在当时出版重镇上海的兴办与集结,北新书局的书刊出版却经历了由北向南的迁移和空间转换,从而造就了其独特的文化出版格局。作为一家中小型书局,北新书局在竞争激烈的出版生态中积累的书刊出版方向调整的与时俱进性、作者与编辑团队建设的品牌化、出版格局的多元化与编辑理念的独创性等独特发展经验,奠定了其在中小出版机构中的引领地位,对当代出版机构的发展探索也不乏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