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法性的思维历程:从韦伯到哈贝马斯

合法性概念是20世纪社会学和政治学的一个核心概念.韦伯以来,社会学和政治学对这个问题的讨论进入了谋求合法性的权术性追求,这是科学的堕落也是政治的堕落.哈贝马斯在怀疑韦伯以来的合法性问题讨论的方式和内容方面做出了贡献,以对合法性的价值追问而使他的理论告别了韦伯以来的那种对于合法性问题的权术性谋求.但是,哈贝马斯并没有对合法性问题的讨论以及政治体系刻意营造合法性的问题提出怀疑.所以,哈贝马斯在合法性问题的研究上也是有局限性的.     

浅析北洋军阀对政治统治合法性的诉求——以吴佩孚为例

政治统治的合法性是指社会成员基于某种价值信仰对政治统治的正当性表示的认可。处于近代中国政治转型时期的北洋军阀对政治统治合法性的诉求,带有由追求传统型的“天命”观向探索现代法理型民主政治转变的特点。这在北洋军阀的代表吴佩孚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     

道德与中国传统政治的合法性

本文依据马克思·韦伯关于政治合法性的三种理想类型的划分 ,从两个方面解释了中国传统政治的合法性问题 :从政治哲学建构的角度看 ,中国传统政治是一种在伦理与道德之间确立其合法性根据的“德化的统治”的政治形态 ,主要表现为传统型统治 ;从政治运行状态看 ,中国传统政治则表现为将伦理榜样与政治权威合而为一的魅力型统治。循此分析 ,进一步论述了中国传统政治合法性类型的历史正当性和缺失 ,以及其与现代政治合法性的三个区别 ,指出从中国传统政治合法性的伦理道德建构转变为中国现代政治合法性的法理建构是一个必然的过程 ,处理好两者的关系对于这一过程则是不可忽视的。     

高校学位授予权的合法性及其限度——基于哈贝马斯合法性理论的视角

高校学位授予权是现代大学办学自主权中特殊的一种权力,有其特定的内涵。从哈贝马斯关于合法性的理论视角看待高校学位授予权,其合法性主要体现在大众支持、公平正义、与实践适应、存在于特定社会政治生活之中等多方面。实然的高校学位授予权,在实践中出现的诸多弊端,主要与高校本身自觉、行政运作方式、外部监督方面的限度相关。     

政治统治合法性建构说之比较--《政府论》和《大学》的对比分析

合法性是所有政治体系都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政府论》提出“基于被统治者同意”的政治合法性概念;《大学》则从道德人格的塑造出发,构建政治统治的合法性。由中西文化传统中关于合法性建构的不同路向主张,引发出“人治”和“法治”两种不同的治国方略。     

政治文明:政治合法性资源的重塑

政治合法性是政治学的一个关键性命题，是各个政权更是执政党应该首先解决的重大问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资源发生了很大变化。中国共产党需要深化对执政合法性的时代认知，不断拓展和汲取新的政治合法性资源，以应对可能出现的合法性危机。因此，必须不断发展与完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实现政治合法性资源的重塑，以从根本上满足社会民众对政权本身的合法性诉求。     

法治国中的政治权力——论哈贝马斯对政治权力合法性和合法化的分析

哈贝马斯指出系统对生活世界的入侵反映在政治领域就是行政权力干涉交往权力,这是政治权力合法性问题的重要表现;法律是联系系统和生活世界的转换机制,行政权力以合法律的形式干涉交往权力是产生政治权力合法性问题的重要原因;通过公共商谈保证法律的合规范性,通过民主程序化实现法律规范的制度化,把法律看做交往权力转变为行政权力的重要媒介,可以实现政治权力的合法化,这符合法治国的理念。     

构建和谐社会:夯实共产党执政的政治合法性基础

一个国家能否长治久安,一个政党能否长久执政,是以社会或公民的广泛认可作为前提的,这正是政治合法性的意义之所在。衡量一个政党执政是否坚持绩效性原则以维护执政党的政治合法性,主要是通过生产力是否发达来表现的。党长期执政如果只依靠绩效性原则,不建立起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及有效的监督机制,其执政的政治合法性较难稳固,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才是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保证。     

论哈贝马斯批判理论的合法性批判

哈贝马斯并不是停留于简单的＂接着＂法兰克福学派的技术理性分析逻辑视角,而是在对技术理性批判的同时,对这种批判理论自身的合法性进行了更深层次的论证,不仅提出了批判理论的合法性问题,而且也提出了基于合法性基础上的正当性问题。哈氏的理论显示出了与该学派的老一代理论家之间的理论张力,强调进行社会批判之前先要反思批判理论自身。     

合法性：苏联剧变的一种解读

从某种意义上说，苏联的剧变是苏共及其政权合法性基础丧失的结果。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统治绩效曾经是苏共重要的合法性资源，但是，在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并没有很好地培育这两个合法性基础，反而使它们不断地衰落和瓦解，以致出现了合法性危机。而当戈尔巴乔夫试 图以改革寻求合法性来源时，非但没有巩固原有的合法性基础，反而构成了对原有合性的否定，这是导致苏联剧变的重要原因之一。     

政治合法性的意识形态维度分析

政治合法性是人民对政权的一种内心的认可和服从态度。意识形态的实践性功能品格对政治统治的合法性具有强大的支持作用。马克思主义作为我国的主导意识形态,是我国无产阶级政权政治合法性的思想基础,在发扬马克思主义历史优越性的同时,我们必须认清马克思主义在当前遇到的现实挑战,大力进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建设,这是维护我国无产阶级政权政治合法性的重要保障。     

论政治权威及其合法性基础

秩序是人类政治生活的首要目标,良好的秩序是社会起性速行和协调发展的基本前提,一定的秩序需要政治权力来建构和维持,但政治权力解决的是政治秩序何以可能的问题,政治秩序要持久存在．还必须具备相应的合法性基础,即建立政治权威。本文通过梳理中外学者对合法性基础理论的阐述,认为政治权威的合法性基础主要存在于这三个层面;意识形态的规训性、政治过程的守法性和政治产品的有效性。     

政治思想道德建设是新世纪以德治国的首要任务

江总书记提出的“以德治国”的新理念，把依法治国同以德治国放在同等重要 地位。“以德治国”就是要建立与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相适应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要把政治思想道德建设放在首位，要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观和道德要求，作为全体党员和干部群众的思想要求和行为规范，为实现党的总目标、为中华民族的复兴大业而努力奋斗。     

政治思想道德建设是新世纪以德治国的首要任务

江总书记提出的“以德治国”的新理念,把依法治国同以德治国放在同等重要地位。“以德治国”就是要建立与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相适应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要把政治思想道德建设放在首位,要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观和道德要求,作为全体党员和干部群众的思想要求和行为规范,为实现党的总目标、为中华民族的复兴大业而努力奋斗。     

论我国税收立法的合法性问题

税收立法必须遵循合法性原则。税收立法的合法性是指税收立法所具有的正当性、道德性和合宪合法律性的品质特性。税收立法的合法性涵盖税收立法的正当性、道德性、合宪合法律性、实际效用性等多个特性。税收立法的合法性包括三大方面:其一是税收立法主体的合法性;其二是税收立法程序的合法性;其三是税收立法内容、税收立法结果的合法性。     

以德治国: 我国道德建设标本兼治的根本途径

以德治国是我国道德建设标本兼治的根本途径之一，以德治国以“三个代表”思想为指导，顺应社会主义道德发展的客观规律，在坚持改革开放和四项基本原则前提下，必须继承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道德，加强和实现对全国人民的职业道德、社会主义公德，爱情婚姻家庭道德的教育，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推动人的道德个性的自我完善，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以德治国"与高校思想道德建设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市场经济体制的实行，思想道德建设被提上日程。而作为社会主义建设者重要培养基地——高校的思想道德建设，则成为其中重要的一环。高校如何真正贯彻以德治国，抓好高校的思想道德建设，已成为新时期能否培养合格人才的关键。     

革新路线与越共执政合法性研究

通过对越共采取革新前后的背景分析,有助于探讨该路线与越共执政合法性之间的联系.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越共在社会与经济领域所取得的政绩,已经成为其确立执政合法性的基石.越共确立革新路线,对越南的国内政治和外交政策产生了重大影响.与此同时,越南在日益融入不稳定全球经济秩序的进程中,不得不面对维持社会和经济可持续发展问题的挑战.此外,越共面临经济困难的时候,不得不凭借民族主义和南海领土争端来维持自身的合法性.     

政治合法性与"三个代表"

合法性对于保持一种政治统治的稳定，保证社会的秩序化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对于一种政治统治而言．民众对其是否具有认同感是考察它是否具有合法性的关键。在党内存在一些腐败现象，意识形态的整合功能面临极大挑战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人能否忠实不渝地实践“三个代表”，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其能否取信于民，能否赢得人民支持，最终巩固其执政合法性的关键。     

“以德治国”思想与《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

本文从“以德治国”的战略高度 ,阐述落实《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的重大意义及具体方法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