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复兴运动之省察

近年来,儒学复兴思潮在中国大陆的泛起已是无可争议的事实。与现代新儒学不同,当前的儒学复兴不是一家独大,而是众说纷呈、多元并存。基于现代新儒家之困境与传统文化研究思潮的勃兴,人们为儒学的未来前景提出一系列独到见解,其中影响较大的有蒋庆的“政治儒学”、黄玉顺的“生活儒学”与干春松的“制度儒学”。总的来说,虽然这些理论并非均有现实可行性,但它们标志着儒学研究路向的新展开。     

儒学的现代化与儒学的现代意义

本文认为，儒学对现代社会发展仍然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当前研究儒学的主要任务在于科学地揭示它的现代意义，但是，揭示儒学的现代意义只是儒学现代化的一个侧面，不是儒学现代化的全部内涵，更不是儒学的复兴。儒学研究的现代化不是儒学的现代化，儒学研究的复兴不是儒学的复兴。     

蒋庆政治儒学初探

对蒋庆政治儒学进行了介绍,其中重点比较了政治儒学与心性儒学的差异、基本特征。     

中国儒学社团角色定位、工作理念及业务特点刍议

为更好开展“美俗”事业,中国儒学社团有必要认清其角色定位、工作理念、业务特点。从角色定位上看,儒学社团及其从业者应是“人文儒学”的宣教者和实践者、“民间儒学”的志愿者和引领者;从工作理念上看,儒学社团应坚持“人多好办事”“为社会服务”“双轮驱动”“知行合一”“创业与志愿心态”;从业务特点上看,儒学社团应体现传播与传承、研究与应用、事业与产业、专业性与跨界性、民族性与国际性等五个方面的统一。     

胡适的儒学观

胡适的儒学观相当复杂.当他作为一位学问家时,他对儒学作出了自己的历史判断,肯定了儒学中的积极价值;当他作为一位思想家时,他对儒学作出了自己的价值判断,发出了激进的批孔呐喊.而且胡适一生对儒学的看法前后也存在很大差异.但不论他以什么身份、在什么时间对儒学进行的研究都有自己的独到见解.     

论儒学的演化及其影响力

儒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它的演化主要经历了先秦儒学、汉唐经学、宋明理学、明清实学等四个阶段。儒学对中国的政治、道德、教育、价值观、思维方式等都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儒学当代复兴及其路向

在当下,如何谋求儒学复兴?学者们提出了宗教的、哲学的、生活的三种儒学当代发展路向.本文通过对儒学复兴历史的分析与总结,提出了与这三种路向不同的另一种儒学当代(当下生活的时代)发展路向,即“世俗儒学”的路向.“世俗儒学”也就是使儒学世俗化,不是要使儒学庸俗化,让儒学变得容易迎合民众的庸俗要求,而是要让儒学“祛魅”,清除儒学精神贵族化——以儒学为“生民立命”、以儒学救人类、以儒学代表人类文化未来——的倾向,将儒学化为民众世俗生活的精神导向.为谋求儒学世俗化,本文提出儒学当下迫切需要三大转变,即改变立场,由重“士”转向重“民”;改变观念,由不能容忍世俗价值转向重视民众的世俗愿望与世俗要求;改变导向,由专注正面指导人生转向积极关注人生的负面问题.     

新世纪儒学复兴的十大标志与未来展望

本文在中国和平崛起并出现儒学复兴趋势的时代背景下,具体论述了儒学复兴的十大标志。进而评析了现当代儒学的几种理论形态,展望了当代儒学复兴的发展方向。作者认为,在新世纪儒学复兴运动中,新儒学的理论形态将不是一家独大,而是百花齐放、多元并存的。现代新儒家的新心学、新理学、新经学固然有其发展空间,但很难突破经院哲学的藩篱而为普罗大众所接受,世纪之交兴起的"新儒教"虽然将在民间聚集信徒,但不可能像倡导者期望的那样成为中国的"国教"。而面向生活实践的"生活儒学"与重视道德人文精神的"民主仁学"则提供了一个有可能深入社会生活与大众理性的发展方向。     

儒学在朝鲜的发展及其特点

儒学历经孔盂原始儒学、汉唐经学、宋明理学和明清实学几个时期。作为传入时间最早的东邻朝鲜,也经历了不同时期儒学的影响,并在批判吸收中国传统儒学思想的基础上,顺应本国历史需要,有所创新和发展,出现了李退溪等儒学大师,对当时和后世的朝鲜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     

董仲舒对政治儒学发展的历史贡献及现代意义

儒学发展史上呈心性儒学和政治儒学两条脉胳,政治儒学在现代长期不被重视。董仲舒建立起了兼容百家的董子政治儒学,为汉初解决了政治合法性问题,维护了封建政权统一和稳固;对缓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起到了积极作用;为大一统的中国古代政治文明建设提供了成功范式。董子在政治儒学理论上的创化和实践上的贡献,对创新发展当代中国政治意识形态、改善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新的政治文明、促进国家长治久安具有积极的现实和长远意义。     

景海峰与现代新儒学研究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景海峰对现代新儒学予以较多关注。他认为,正是汉学的没落和宋学的复振,导致儒学身份的裂变和形上意义的迷失;而新的学科定位,又为被迫转型的儒学提供栖身之所。关于现代新儒学的发展,他着重剖析了梁漱溟、熊十力、唐君毅和牟宗三的学术思想,然由于海外新儒学尚处于发展中,故而没有从学术层面上给予评定。对于儒学的未来前景,他虽然没有指出具体的发展路径,但从时间坐标和空间坐标上作了宏观审视。总的来说,景氏之论对于人们了解现代新儒学,探索和思考当代中国社会思潮有所助益。     

景海峰与现代新儒学研究简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景海峰对现代新儒学予以较多关注。他认为,正是汉学的没落和宋学的复振,导致儒学身份的裂变和形上意义的迷失;而新的学科定位,又为被迫转型的儒学提供栖身之所。关于现代新儒学的发展,他着重剖析了梁漱溟、熊十力、唐君毅和牟宗三的学术思想,然由于海外新儒学尚处于发展中,故而没有从学术层面上给予评定。对于儒学的未来前景,他虽然没有指出具体的发展路径,但从时间坐标和空间坐标上作了宏观审视。总的来说,景氏之论对于人们了解现代新儒学,探索和思考当代中国社会思潮有所助益。     

白沙心学与岭南化儒学

儒学在岭南的传播与发展经历了从儒学岭南化到岭南化儒学的发展过程.陈白沙通过兴办学校、发展教育、宣传儒家经典等方式,建立江门学派,构建“心无内外、理无内外”的白沙心学思想体系,从而促进了儒学岭南化向岭南化儒学的转变,江门成为岭南儒学的重镇.白沙心学开启了明代心学的源头,成为岭南化儒学的标志.     

新时代乡村儒学探析

乡村儒学有深厚的理论和实践基础,作为儒学的形态之一,是儒学的时代使命,也是儒学的创新性发展和创造性转化。乡村儒学有双向诉求,以儒家文化推动乡村治理和乡村文明发展的同时,也以乡村为源泉,完成儒学的现代转化。在工业化和城镇化加速发展的背景下,城乡模式由二元对立向一体化转变,而城乡文化则由一体向二元转变,乡村儒学正是对时代问题的呼应。在乡村振兴战略视域下,乡村儒学作为儒学的新发展,有助于重塑乡村文化生态、提升个人道德素养、重构乡村社会伦理、赋能美丽乡村建设。     

儒学展开的新向度：略评李承贵的“人文儒学”

在现代新儒学面临双重困境和儒学多极化时代到来的背景下,李承贵的＂人文儒学＂以＂人文主义＂为基底,上承原始儒家学说之人文特质,援引西方人文主义传统试图构建新的儒家形而上学。＂人文儒学＂是近年来＂复兴儒学运动＂之一种,它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标志着儒学复兴路向的新展开。不过,总的看来,＂人文儒学＂成为儒学本体形态的可能性不大,形上建构也并非儒学切实可行的发展路向。     

儒学传统的当代价值如何可能

文章围绕儒学传统的当代价值如何可能,探讨三个问题:如何揭示和呈现儒学传统?如何评价儒学传统的价值?如何实现儒学传统的价值?揭示和呈现儒学传统,不仅要阐释正统儒学的传统,也要发掘非正统儒学的传统;不仅要梳理典籍里的儒学传统,更要考察实际中的儒学传统.评价儒学传统的价值,必须正确运用工具价值和内在价值这两个尺度,并将它们统一,不仅从外在的时代根据,而且从内在的民族智慧来评价儒学,走出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的轮回;对儒学与西学之长短的评价,需要确立辩证的尺度,认识到两者的价值互补性,使得对儒学当代价值的阐明,既有抗拒西方文化霸权的意义,又不会导向国粹主义.当代中国实现儒学传统的价值,需要在思想观念、行为方式和语言文字这三个环节上作出制度上的安排;由此来实现的儒学当代价值,不是其原有价值的翻版,而是融入当代中国的价值体系之中.     

韩愈复兴儒学探析

韩愈为复兴儒学做了不懈的努力与探索，是宋儒兴复儒学的前驱。韩愈对儒学发展的探讨从两个方面进行：一方面揭露佛道理论之虚妄；另一方面力图恢复儒学的“内圣外王”之道，以应对现实中的种种问题。韩愈在儒学发展中的贡献主要是为后世儒学发展莫定了致思方向，而非对具体的儒学理论作出圆融的解答。     

试析梁漱溟先生的新儒学思想

梁漱溟是20世纪新儒家的开山人物,新儒学即是对儒学的复兴,也是一种崭新的诠释。他试图通过＂援西入儒＂、＂援佛入儒＂,严格区别真假儒学,深刻凸显儒学在现代社会中的精神价值。这是梁对中国传统儒家所进行的有力的改革。梁漱溟想通过儒学的现代化来实现自己的社会理想,化解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内在紧张。这些都有力地推动了新儒学的诞生。梁先生的新儒学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也有利于当今中国的文化重构。     

论中国现代化和中国儒学的消解趋向

以政治变革为契机,在政治力量推动下发展起来的中国现代化,既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又不可避免地带来许多负面效应。90年代的儒学热作为一种文化补救现象,是中国传统儒学面对现代化的负效应而作出的一种表能的反映。但就其本质而言,儒学和儒学热都不是中国现代化所应有的现代文明精神。由于儒学本身的历史局限性和中国现代化潮流的冲击,中国儒学的消解是不可避免的。     

儒学展开的新向度:略评林安梧的“公民儒学”

上世纪90年代以来,林安梧提出"公民儒学"的理论构想。在体系构建与现实进路的双向推进下,林安梧将儒学复兴运动推向新的发展阶段,极大地拓展了当代新儒学的理论视阈。总的来说,"公民儒学"学理上固然存在不足之处,但它的出现很大程度上标志着儒学复兴路向的新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