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小伙子古德蒙·布朗》的叙事伦理——以詹姆斯·费伦叙事伦理理论为视角

以詹姆斯·费伦的叙事伦理理论为视角,探讨霍桑《小伙子古德蒙·布朗》的故事伦理建构及其重构的效果:实际的读者跟随叙述者和布朗,进入森林的午夜约会,也逐渐进入“作者的读者”角色.一开始,“作者的读者”处于限知的程度,随着叙事进程推进,全知的隐合作者提醒“作者的读者”对不可靠的叙述作出正确判断.故事终了,“作者的读者”明白了布朗夫妻相互欺瞒的秘密,看到了伪善、罪恶对人精神信仰的摧毁,品味隐合作者的讽刺之音.在《小伙子古德蒙·布朗》中,叙述者与受述者、隐合作者与“作者的读者”、作者与读者这3组关系对应着小说故事中特殊的“伦理位置”,它们既内部交流,又或平行或交叉地互动,使小说形成了极有复合性的叙事伦理.读者对小说故事进行伦理取位,回应作者的“文本设计”,小说的叙事生命因此彰显.     

《粉川》：“传奇”与人性的纠葛

“传奇”,是中国重要传统叙事类型。作为一种叙事类型,“传奇”的特点是叙述“奇事”,描述“奇人”“奇景”,而在结构上则体现出鲜明的曲折离奇的情节。“传奇”体现了传统社会中人对于外界的好奇心情,也体现了传统社会的民众对于世界万物无法把握的心态。这种叙事类型,在现代文学史上逐渐淡出,其重要原因是传奇叙述传奇“人”、“事”“景”,主要是外在于现代人的社会事件,而不是人的心灵。而人的心灵,内在的精神状态,则被看做是现代文学的标记。在现代性叙事逻辑里,“传奇”就被看成是古代文学的叙事传统,在现代文学史上的淡出,则是必然的。另外,现代文学理念重视的是日常生活。传奇没落就显得必然。张爱玲那段有名的创作谈,似乎也印证了传奇的没落与日常叙事兴盛的现实。张爱玲推崇人生中稳定的一面,而人生中飞扬的一面则在她看来是不真实的,即使要写,也得以人性的安稳为底子。即使是她的那些标记为“传奇”的作品,其实注重的不是情节的曲折和人物命运的跌宕,而是人物命运的急转而已。“传奇”在张爱玲那里只不过是一个幌子而已。倒是一些叙述外在社会生活的小说中,仍然保留着“传奇”的影子,例如,蒋光慈、艾芜等作家的左翼小说。以《林海雪原》《野火春风斗古城》为代表的新英雄传奇小说,延续了传奇的叙事传统。     

试论沈从文自我定位对其小说叙事模式的影响

理论上说 ,小说叙事方式体现着作家对作品所要展现的生命世界、人生意义的认识理解 ,是小说意蕴指向的符号信码。本文即想从这一角度探讨沈从文小说叙事模式与其自我定位的关系。本文认为在沈从文创作总体构架中形成鲜明对比的“都市生命世界”与“湘西乡村世界”实质上是沈从文认知中“自我与他者”模式在文学上的反映。自认为“乡下人”的沈从文以“湘西”为参照物 (“他者” )展开他对“都市”也即他理解的“现代文明”(“自我” )的批判 ,而这造成了他在湘西题材小说中选择“说———听”叙事框架和客观化叙事的追求 ,产生小说叙事模式的矛盾 ,并进而影响都市小说的叙事方式     

“红色传奇”的叙事悖论及其意识形态表述困境

在“十七年”文学中,“红色传奇”小说是一个曾经产生过巨大社会反响的小说支脉。作为一种以意识形态言说为叙事宗旨的小说,“红色传奇”小说在作家（文化）结构、叙事理念等方面都体现出独特性。这些特异性影响了“红色传奇”小说的叙事建构,并由之产生了“红色传奇”小说意识形态的表述困境。     

才子佳人小说的"才"与"情"

流行于明末清初的才子佳人小说具备两大叙事要素:“才”与“情”。“才”是男女双方必备的条件,是小说情节展开的起点。“情”是故事发生的依据,是贯穿始终的主线。才子佳人小说对“才”与“情”的重视,与明末清初的社会时代思潮有着密切关系,也与小说作者的生活处境与心态有着重要关系。     

小说的叙事接受者

叙事学除了研究“谁说”、“谁看”之外,还要研究“谁听”。“听”,似乎是被动接受,但却也会对“说”发生不小的作用。小说的叙事一定要有对象,这在叙事学上叫做叙述接受者,简称受述者,也就是听者。任何一篇小说的受述者都不是单一的,正如同叙述者不能等同于作家,受述者也不能等同于读者。受述者一般在故事之外,     

“事出有因”的《克拉丽莎》

“事出有因”源于华莱士.马丁对“motivation”一词的理解与翻译,是指作者为作品中所使用的创新的艺术手段或非同寻常的内容提供合情合理的动机,也是一种现实主义叙事作品的基本特征。《克拉丽莎》是塞谬尔.理查逊的书信体代表作品,小说因其独特的叙事方式,在英国以及欧洲文学史上,都有着非凡的影响。本文以“事出有因”这一叙事角度为切入点,分析这部小说的叙述技巧和艺术特色,从而让读者对18世纪英国小说的性属和文化有更深的了解。     

中英两部成长小说中母女冲突的比较研究

英国当代少年文学女作家安-卡西迪的获奖小说《寻找JJ》和中国当代女作家迟子建的成长小说《岸上的美奴》都是涉及少女“弑”母的叙事。女儿的过激行为与其对母亲的女性身份的认同危机休戚相关,而其背后均有一个冷面“杀手”,即他者或公众的权力压迫。这两个关于“严肃主题”的文本属于反乌托邦性质的成长叙事,但都指向“温暖和爱意”,着眼于呈现女儿内心世界的叙事方法等也都表现出作者同情兼批判的写作立场。本文通过对中英两个文本主题的深层解析和叙事比较,指出《岸上的美奴》此类深度反映少年成长困境的中国成人文学中的文本,可以和获得英国“值得信赖的少年文学奖”的小说《寻找JJ》一样,放入急需“智力挑战”的少年读者的阅读范畴,并以此来促进中国儿童文学中尚不发达的少年小说类型的发展。     

现代小说的“不合理”叙事路径与真实标准

在现代小说的叙事过程中,真实性不再是作者写作追求的最高目标,作者有意消解小说的情节与时空的既定框架,而致力于在语言上建构精致的修辞与自我表达。许多现代小说呈现出一种“不合理”的叙事效果,以致面临读者对小说真实性的质疑。但“不合理”的叙事并不意味着小说本身的非理性和无逻辑,相反,它实现了更加自由的表述与更有深度的思考,为读者深入阅读提供了更大的可能。所以,关于现代小说真实性的评判标准需要有新的界定。     

“情调”风格与“传奇”形态——20世纪40年代国统区小说的浪漫叙事片论

20世纪40年代国统区的小说呈现出“分析性”叙事与“浪漫性”叙事并存互补的趋向。以鹿桥、徐和无名氏以及黄谷柳的小说为典型文本,对后一种趋向的不同表现———“情调”风格或“传奇”形态进行了具体分析,并探讨了他们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独特贡献及其局限。     

“三灯”塑造与叙事机制研究

“三灯”是明代三部重要传奇小说集,在中国文言短篇小说发展史上,它们起着上承唐传奇、下启《聊斋志异》的重要桥梁作用。将“三灯”作为自为的小系统,剖析其在形象塑造、叙事机制上的承传沿袭及各自特点：艺术虚构意识的充分自觉及人物形象的平民化;意象叙事谋略的成熟运用;叙事语体的韵散结合。     

论文言小说叙事角度的特征及演变

中国古代文言小说的叙事角度与白话小说有着明显的区别，这主要表现在前者更多地使用“中立型叙事视角”和“第一人称叙事视角”进行叙事。本文以魏晋南北朝志怪及志人小说、唐传奇小说、《聊斋志异》为研究对象，分析论述了上述叙事角度的特征及其发展变化的过程。     

试论韩愈古文与小说的关系

古文与传奇生成于同一文化环境。小说与韩愈古文同其叙事性,证明了二者确有通同之处。韩愈融通古文与小说的创作尝试可分为“小说古文”和“古文小说”两个层面。以塑造人物为中心是古文与传奇沟通的一座桥梁,也是韩愈“小说古文化”的基本特征之一。小说对于韩愈古文的影响还表现在后者对可读性的追求上。韩愈还熔古文与小说于一炉,大胆创新,写出了被人称为“古文小说”的《石鼎联句诗序》和《毛颖传》。中唐时文学审美的大趋势是由雅人俗,时风众势,韩愈不可能遗世独立。小说与古文两种文体间的天然联系对促成韩愈古文与小说的艺术交流的作用也不可忽视。     

"传奇"小说学考

“传奇”一词在古代既指由唐代诞生的标志中国古代小说走向文体独立的成熟文言小说,又指明清由南戏发展来的戏剧。在戏剧学上,对“传奇”的理解基本不存疑议：然而小说学上“传奇”之使用有着复杂的发展历程,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其能指与所指并不相同,因而造成了小说学上对传奇体小说认识的见仁见智。本文即对“传奇”在小说学史上的发展进行了清理与辨析,解构出各个历史时期“传奇”小说学史上的意义。     

论小说中“物”的叙事功能

小说叙事有多种途径,而以“物”叙事既是一种效果彰著的途径,也是一种耐人寻味的技巧。小说中用以叙事的“物”是那种具有叙事性质的“物”。这种“物”在小说叙事中主要有线索功能、编织故事功能和凝聚矛盾功能。     

一个带有鲜明的主体性特征的精神世界--论鲁迅小说中的"我"

在鲁迅小说集《呐喊》、《彷徨》中，“我”的大量出现是其形式的重要表征，换句话说，“我”作为叙述者成为鲁迅小说中一种非常重要而常见的叙事视角。“我”不仅具有形式的功能，即往往作为第一人称叙述者叙述故事；而且“我”把小说作者鲁迅的价值观念、情感世界以读者更能够接受的形式带到小说的叙述中去。因此叙述者“我”的创造性的运用，为我们展现了一个带有鲁迅鲜明的主体特征的高度理性化的精神世界。     

浅谈《灯下漫笔》的叙事艺术

叙事，也叫“用事”，是鲁迅杂文重要的艺术手段。或者说，鲁迅杂文都离不开用事，往往把“情”“理”寓于叙事之中，将“事”“情”“理”三者有机地融为一体。以事寓情，以物明理。通过叙事，启迪读者运用自己的联想或想像，感悟作者所表达的思想情感，领会文章所蕴涵的深刻的哲理。因此，鲁迅杂文的叙事就不同于小说的叙事。小说的叙事是“因文生事”（《读第五才子书法》金圣叹）。所谓“因文生事”，就是根据故事情节发展的需要或者刻画人物性格的需要，大幅度地详尽地虚构故事情节。鲁迅杂文的叙事是“以文运事”（同上）。所谓“以文…     

一个带有鲜明的主体性特征的精神世界——论鲁迅小说中的“我”

在鲁迅小说集《呐喊》、《彷徨》中 ,“我”的大量出现是其形式的重要表征 ,换句话说 ,“我”作为叙述者成为鲁迅小说中一种非常重要而常见的叙事视角。“我”不仅具有形式的功能 ,即往往作为第一人称叙述者叙述故事 ;而且“我”把小说作者鲁迅的价值观念、情感世界以读者更能够接受的形式带到小说的叙述中去。因此叙述者“我”的创造性的运用 ,为我们展现了一个带有鲁迅鲜明的主体特征的高度理性化的精神世界     

唐传奇写梦小说中的幻化时间探析

写梦小说是唐传奇中的重要部分,写梦小说中幻化时间的存在,使作者对时间的虚构夸张享有更充分的自由,呈现出“有意为小说”的叙事谋略。本文以幻化时间为基础,探析唐传奇写梦小说中幻化时间与人间时间的反讽性对比型的基本结构,幻化时间对人间生存的时间状态的改造、伸缩和反讽,以及当幻化时间受到人间时间的介入时所表现出的叙述者对人物情感与命运的关注,从而证明唐传奇写梦小说对幻化时间的着意经营,开启了一种以个人命运为中心的叙事传统的源头。     

黑色幽默文学：传统的背叛和消解

约瑟夫·海勒的代表作《第二十二条军规》对传统小说的创作模式进行了彻底的背叛和消解,他以怪诞、夸张、超现实等叙事手法和话语方式,表现社会生活中的混乱、恐怖和疯狂以及带给人的惶恐与无奈。它对传统文学艺术的超越性,突出表现在三个方面:“反英雄”的主人公,“反小说”的叙事框架和以喜写悲,语言夸张荒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