院本考辨

王国维等学对院本的定义是不完全正确的。金院本表演的体制是北宋杂剧的继承，同时和迎神赛社的活动有一定的关系。元代以后，院本的概念是多义的。     

宋代分路取士与凭才取士的论争及其启示

在依据什么标准选拔人才的问题上,其争议在中国古代业已存在,宋代围绕改革科举制度的"取士"论争显得十分尖锐。到底是依据地域或者地理差别有区分度的灵活多样的分路取士,还是不分地域无差别地全国一张试卷"一把尺子"凭才取士呢?以司马光与欧阳修为代表的双方各持己见,互不让步。历史有时会出现惊人的"复制"和再现,这个问题同样反映在当下的高考划定分数线和录取过程中,那么,问题的症结在哪里?怎样更理性更客观地解决此类问题?可以从宋代的取士争辩中获得启示,提供借鉴。     

浅析八股取士

作为一种在中国历史上延续了一千多年的选拔人才的考核制度,科举制无疑发挥了其不可磨灭的作用。可是,当其演变为八股取士之后,它的消极作用也就不可避免地上升为主要矛盾,阻碍了人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因此,对八股取士的探析将为人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带来一定的借鉴意义。     

刍议唐太宗“崇王”与唐初科举取士

王羲之书法作为两晋以降士族身份的象征之一，是以书法为纽带的唐太宗君臣追求个性解放的方法之一，并被太宗作为推行文治的一种手段加以提倡，使其得到了空前的推广和发扬。高宗至玄宗诸帝以此为契机，把书法发展为科举取士和官吏铨选的重要标准之一，使其从单纯的艺术上升到政治的层面，对唐代政治及书法艺术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唐朝科举取士中的举主连坐制度

唐朝科举取士中的举主连坐制度早在唐太宗时期已详细规定,此后唐朝历代帝王将其不断强化、细化.司法实践中少见该项制度的实施,表明其在实践中被搁置,基本成为具文.唐朝科举取士中的举主连坐制度立法技术较高,预防目的明显,但实践与制度背离.     

浅谈维新派与顽固派关于废除八股取士的争论

科举制发展到明清时期主要以八股取士为标准,日渐衰落。戊戌变法期间,维新派与顽固派围绕废除八股取士、改革科举制度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并产生了极大的社会影响。本文从双方争论的背景、过程及焦点等方面对此次争论进行分析论述。     

浅论古代取士制度对公文文风的影响

古代士大夫是封建国家处理政务的主体．公文史上的众多公文便出自他们之手．他们的学识素养、思想品德及才干影响着公文的写作。而古代士人走上仕途则需经过诸多的途径诸如征辟、举荐和参加科举考试．这些取士制度影响着士人的选拔,自然也就无法避免的影响着公文的写作。     

论“诗赋取士”之前唐初科举与诗歌的关系

高宗永隆二年,杂文正式成为进士科的考试内容,进士科随后不久即进入“诗赋取士”的阶段。诗赋进入初唐科举,是一个逐渐渗入的过程。最初出于统治者个人对诗赋文辞的喜好,后来发展成为整个社会的“尚文”风气,促使进士科加试杂文成为必然的改革。进士科沦为“辞科”,与其科目性质有关。一大批文坛巨擘由进士科出身,科举进士科间接地促进了律诗的形成。“应制唱和”是唐代科举省试诗的本质特征,省试诗与唱和诗之间具有内在的一致。     

王船山“以意为主”说考辨

"以意为主"说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呈现出三个特点,即"意"的"主导性"特征、"意"的"抒情性"特征和"意"的"说理性"特征。船山所推崇的"以意为主"说,继承的主要是"意"的"主导性"与"抒情性"特征,同时,他对诗中的"说理性"元素也给予了合理改造,在坚持简约性的基础上,融会贯通,最终形成了一种崭新的诗歌之"意"。     

王安石和苏轼关于科举诗赋取士的争议及原因探究

北宋时期,围绕科举是否采用诗赋取士的问题,以王安石为代表的贬诗赋人士和以苏轼为代表的褒诗赋人士都有自己鲜明的观点,争议的背后隐藏着他们各自的政治观点和个性特征。     

《全宋诗》中误收元代王圭诗考

《全宋诗》王珪集中误收元人王圭诗23首,兹作考辨,明确归属,以供研究者参考。     

《宋元明诗三百首》考论

朱梓、冷昌言道光年间所编的《宋元明诗三百首》是清代刊行最广的童蒙性宋诗选本。诗选面世后,为之笺注、翻刻、评点者达数十种,亦有日本刊本。兹编依循孙洙《唐诗三百首》体例,以续其阙,并作为民间士子的童蒙读本。     

《全元戏曲·赵氏孤儿记》辑校商榷

本文就《全元戏曲·赵氏孤儿记》的剧目说明提出三点商榷意见。一、赵氏孤儿题材南戏非由纪君祥杂剧《赵氏孤儿》直接影响出现 ,亦非产生在元代后期。二、该剧目说明根据景李虎《元代南戏〈赵氏孤儿记〉的重要价值及版本源流》一文提要而成。然景文所概括的赵氏孤儿剧目的版本源流既不确也不全。三、《六十种曲》本《八义记》并非徐元所作。毛晋于《八义记》下署名徐元 ,造成有清一代著录上的误会。而徐本则是更接近史实的本子。     

“跑”字小考

“跑”字二音二义,阳平pao表兽足刨地,上声pao意为“急走”。音义分别,本不该相混。然今人多“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见了“虎跑泉”便念“虎pao泉”,此种误读之普遍,反映了我们语音史、词汇史研究在“跑”字上的缺位,以致诸多大型权威字典、词典等工具书普遍失误。阳平表兽足刨地之“跑”,是早在汉代产生的老词,上声之意为“急走”pao,是晚至元代才出现的一个新词。这个问题不解决好,也会直接影响到对古代文学作品的理解和文学史的表述。     

元代新安理学家唐元考论

唐元是徽州“唐氏三先生”之一,历任平江路儒学学录、建德路分水县儒学教谕、集庆路南轩书院山长等职,高年以徽州路儒学教授致仕,时人誉为“东南学者师”。他的《易传义大意》、《见闻录》等理学著作均已散佚,但雪泥鸿爪间仍能窥得其旨趣大概;诗文集尚存《筠轩集》十三卷,展示了他纡徐典雅的文风和丰缛清润的诗风,在当时即已受到虞集、方回等人的赞赏。唐元等一批元代新安理学家、文学家,继承并发扬了程朱理学,为徽州学术与文学在明清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清代“红楼戏曲”四考

清代由小说《红楼梦》改编的"红楼"戏剧与曲艺作品,为其向多种社会文化传播途径转化,并最终能够成为一种社会性文化现象提供了途径与平台。但对于清代"红楼"戏剧总数、第一部红楼戏剧和曲艺作品,以及舞台演出最红火的红楼戏剧等问题,学术界却至今未有定论。     

试论元曲中的“务头”

“务头”是古代戏曲理论研究中的一个疑难问题，明清以来说法不一。“务头”情况很复杂，它不具有单一性特点，也并非所有元曲曲调都讲务头。务头首先与曲辞四声声调中上声字、去声字及阳平声字的使用关系密切；其次。从曲调声腔上看，多在揭起其音或宛转其调处。务头在曲调中的位置并不固定，或句首、或句中、或句末。其表现形式有词语型、对句型及单句型等多种情况。     

元代以前有关武当山的文献记载考述

早在元代武当山第一部山志成书之前,有关武当山的文献记载就已经出现,有些内容还比较具体。这些早期的文献记载为元代武当山志的编撰准备了必要的条件,打下了扎实的基础,是武当山山志文化的滥觞之作,也是研究武当道教文化渊源流变的重要资料,具有较高的宗教文献价值。     

宋福建进士黄万顷考

《八闽通志》记载南宋绍兴年间福建有三名进士黄万顷,龚延明、祖惠著《宋登科记考》亦采其说,但实为两人。其中一人曾任雷州、廉州知州,另一人为琼州知州,却又被混为一谈。     

现代派的“现实”认同——从袁可嘉现代诗理论中的“政治感伤性”谈起

＂政治感伤性＂是袁可嘉40年代现代诗理论中较早涉及的现象,同时,也可以视为其理论的逻辑起点之一。但现代诗的＂政治感伤性＂不同于＂政治性＂,它在40年代出现具有相应的文化背景和现实指向。为了能够更为全面地揭示袁可嘉现代诗理论的立场、策略以及理论资源,论文以此为线索,具体通过5个主要方面论述其内容及特点。至于其目的,不仅是为解读袁可嘉的现代诗理论引入一个重要视点,而且,也会在具体分析其理论的过程中,触及现代诗的历史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