催收非法债务罪的规范构造与司法适用

《刑法修正案（十一）》在寻衅滋事罪后新增独立轻罪催收非法债务罪以整治民间催收乱象,是积极预防性刑法观的体现,具有理论合理性与司法必要性。司法实务中存在扩张适用此罪的倾向,但并非任何涉及非法债务的不当催收行为都可以此罪兜底。此罪的保护法益为双重法益,重点仍在公共秩序,未侵害社会管理秩序的催收行为不应以此罪定罪。高利贷及与之具有等价性的赌债、毒债等非法债务为此罪的犯罪对象,借助被害人自险风险理论,对存在真实合意的非法债务进行催收的,一般可排除相关财产犯罪的构成。本罪的行为手段为“软暴力”催收行为,采取暴力、胁迫、非法拘禁等手段催收的,其手段不法程度应低于相关人身犯罪,但不排除在具体案件中会与相关罪名发生竞合关系。司法实践中应正确把握此罪的成立标准,善于运用想象竞合的原理,既要确保此罪的适用空间,也要防止其沦为新的口袋罪。     

行刑交叉类案刑法谦抑性理念的实证研究——以非法捕捞水产品罪为例

行政从属性是环境刑法重要特性之一,在刑法前置化背景之下,越来越多环境违法行为被归置为犯罪行为,非法捕捞水产品罪即为其中之一。虽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实施细则》作为行政规制手段,但刑法相关立案标准中将部分仅属于前置性危害行为纳入其立案范围,使得一些符合形式标准,但实际危害可能极其微小的行为,受到刑罚的惩戒,其与刑法的谦抑性原则背道而驰。本文以非法捕捞水产品行为的个案为切入点,分析具体案件涉及行刑交叉时,如何体现刑法谦抑性;以类案分析为抓手,解析司法实践中存在的罪责刑不相适应的现象;并尝试通过抽象危险模式、具体危险模式、严重污染环境模式等分级惩罚模式的手段,解决行刑交叉时更好地落实刑法谦抑性原则的问题。     

中国澳门地区与大陆地区关于滥用职权罪的比较

滥用职权罪属于渎职罪中的一种。在现代社会中,滥用职权罪具有相当严重的社会危害性,不仅会造成国家、社会和人民利益重大损害,而且破坏国家机关形象,影响国家职权行使之效能。因此,世界各国、各地区均对滥用职权行为给予严惩。通过对滥用职权罪的犯罪构成进行比较,本文着力说明本罪在犯罪主体与犯罪客观方面两地的规定存在不同。大陆地区立法者有必要借鉴澳门地区立法,力图使滥用职权罪犯罪构成更加明确化,以实现处罚范围的妥适性和合理性。     

非法出售、提供试题、答案罪之司法适用探析

非法出售、提供试题、答案罪是指为实施考试作弊行为,向他人非法出售或者提供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的试题、答案的行为.在司法适用中,对该罪的行为对象、客观行为和犯罪主体应进行合理的界定.该罪属于行为犯,应当以行为犯为标准科学认定其犯罪的停止形态.在罪数方面,应注意该罪与相关犯罪在构成要件上的差异,只符合一罪的构成要件的,按所构成的犯罪论处;同时符合多个犯罪的构成要件的,应按想象竞合犯的处理原则论处.     

立法解释对挪用公款罪中“归个人使用”的解释之弊端

挪用公款罪的主体是认定本罪必须准确把握的要件，根据刑法第384条的规定，挪用公款罪的主体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国家工作人员包括国家各机关、国有和集体企业事业单位，以及这些单位派出的在非国有集体企事业单位的代表等公职人员。因为，只     

非法狩猎罪的教义学分析——以法释〔2022〕12号司法解释为视角

2022年4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了《关于办理破坏野生动物资源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为依法惩治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犯罪,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有力司法保障。《解释》颁行后,非法狩猎罪由双层法益转化为三层法益结构,使行为足以对前置阻挡层法益狩猎管理秩序造成损害并对阻挡层法益野生动物管理秩序造成具体危险进而对背后层法益生态秩序造成抽象危险时便具有实质违法性从而符合入罪标准。本罪的适用应明确刑法意义上“狩猎”与“猎捕”含义的界限,猎捕为狩猎活动的核心环节,而非同一概念;将主观“明知”要素作为入罪标准,而非量刑标准;对“禁用工具、方法”的认定刑法应保持自身独立判断,以本罪法益为指导,避免司法适用的扩大化。应对《解释》第七条所规定的加重处罚情节进行完善,对“严重损害结果”进行类型化分析,将行政处罚作为入罪标准,使非法狩猎罪的适用路径恪守其法益内涵及规范目的。     

罪刑法定之明确性的再认识——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为视角

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始终存在着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紧张关系的缘由在于＂罪＂的不明确性。该罪的不明确性表现行为类型与规制对象的模糊性。造成这种法律规范模糊性的关键性因素是刑事法律规范的行政化倾向,而这种倾向又是与国家任务相一致的立法趋势。通过总结改善立法技术与规范法官解释,可以降低罪刑模糊性所带来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