愁霖赋

斯赋云：“将言旋乎邺都”。曹丕不称邺为魏都或魏京,而称邺都,似在曹操未为魏公时。魏公以后,便称邺为魏都或魏京了。观曹植《朔风诗》、《王仲宣诔》可证。则此赋写作时间必在建安十九年以前。考《魏志·武帝纪》十七年冬十月,操东征孙权,据丕《临涡》序,丕、植随行,十八年夏四月返邺。植《愁霖赋》云“迎朔风而爰迈兮”,可以设想,丕、植赋当同作于建安十八年返邺途中。     

登台赋

建安十五年（公元210）冬,曹操筑铜雀台于邺,率诸子登台,使各为赋。曹植挥笔即成,操甚异之。故丁晏《曹子建年谱》列赋于是年。然审其兄弟之赋所述景物与“冬季”抵触,显然是错误的。当从曹丕斯赋前序所云,作于建安十七年春。此赋写登台所见所闻所感,尤如一幅优美的春景图。     

一幕人神恋爱的悲剧--曹植《洛神赋》赏析

曹植，建安时期最负盛名的作家，被称为“建安之杰”。《洛神赋》是其赋中名作。它熔铸神话题材，通过梦幻境界，描写了一个人神恋爱的悲剧。此赋很讲究结构技巧和词句华美，表现出高度的形象性和丰富的想象力，寄寓了作者有志不遂的思想感情。     

“建安风骨”、“建安文学”和“建安之杰”——与黄昌年同志商榷

建安文学以其独特的成就垂青史册,曹植更以其八斗之才鹤立群首。曹植为人千古传颂,并非骚人墨客对其独眼推崇,而在于他有别人无可比拟的魅力和自身的价值。可是,自《诗品》以来,时有人因钟嵘对曹操相对贬低不服,而对曹植的“建安之杰”提出异议。现在也还不断有人推崇此说,比如黄昌年同志的《曹植是建安时期最突出的代表诗人吗?》(以下简称“黄文”,见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     

王粲《七释》考论

《七释》为建安著名作家王粲入邺后的重要作品,目前其创作时间尚存争议,兹从曹植《七启序》异文、“七”体撰作者行年及“七”体文本三方面入手,考定《七释》作年.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论述《七释》在“七”体演进过程中承上启下的作用,“精密闲理”的艺术特点,及与王粲其他诗文的互通性,以揭示《七释》在文体、文学、文献方面的重要价值.     

好合琴瑟分过友生——曹植对王粲师承关系的全面探索

建安文学是一个发展演变的过程,但后世评论家常常将建安作家放在同一个时空平面上进行论述,如说“陈思为建安之杰,公斡、仲宣为辅”,这就掩盖了建安文学发展演变的真实面貌,实际上,曹植是建安文坛的晚辈,邺下作家大都是曹植学习和师法的对象,特别是王粲,是曹植的老师,对曹植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弄清曹植对王粲的这种师承关系,将大大有助于再现建安文学的演变序列。     

车渠椀赋

曹植、应踢、王粲、徐干皆有此赋。丕赋云：“车渠,玉属也。多纤理缛文,生于西周,其俗宝之,小以系颈,大以为器。”《广志》云：“车渠出于大秦（按：罗马）及西域诸国”。考《魏志·武帝纪》：建安二十年。曹操攻屠河地,西平金城诸将麴演蒋石等共斩送韩遂首。凉州平定,西域交通开始恢复,西域诸国饶送,才能达致邺都。应、徐、王俱死于二十二年,则此赋创作时期,不会后于二十二年春天。是时王粲已死,据此,此赋或写于二十一年中。     

槐赋

斯赋曰：“文昌殿中槐树……乃就使赋。”《王粲传》附《王粲年谱》建安十九年曰：“按杨晨《三国会要》卷八（按“八”应为“七”）,登贤门在听政门外,近内朝,粲必以侍中值登门。考粲于建安十八年十一月为侍中,二十年三月西征张鲁,二十一年二月还邺,二十二春卒,盛暑之时在邺者唯十九、二十一两年。今暂系此事于是年。”     

曹植《洛神赋》的思想和艺术管窥

被钟嵘赞为“骨气奇高,词采华茂”的曹植,他聪敏早慧,才华卓异。其诗篇堪称“建安之杰”,其赋作开魏晋抒情赋的先河。所写《洛神赋》,思若有神,华采丰赡,清彻圆丽,秀美多姿,为历代赋家所称赏。据《洛神赋))小序介绍,这篇赋作于“黄初三年”,并指出这篇赋作一因“大人有言,斯水之神,名日宓妃”,二因“感宋玉对楚王说神女之事”,因而写了这篇赋。前者主要是指屈原,是为赋作的内因。后者指宋玉《神女赋》之作,是为作赋的触媒。清人何焯说:     

魏晋六朝辞赋题辞(二)

《幽思赋》抒情小赋名篇。曹魏曹植作。《艺文类聚》、《曹子建集》、《全三国文》等见载。《幽思赋》是曹植后期的优秀赋作。据《三国志·魏书·陈思王传》云:“文帝即王位,诛丁仪、丁(?)并其男口……(太和)二年,植常自愤怨,抱利器而无所施,上疏求自试。(六年)……其二月……植每欲求别见独谈,论及时政,幸冀试用,终不能得。”又云:“十一年中而三徙都,常汲汲无欢。”曹丕还派监国监视其行动。兄死侄睿又为帝,情况依然如此。老母病逝后,更失去保障。受封陈王后,又“连遇瘠土,衣食不继”(《迁都赋序》),“块然守空,饥寒备尝。”(《社颂序》)《幽思赋》便在此种境遇下写出。全赋写曹植在遭受政治上的迫害、生活上的冷落后所产生的孤独和痛苦,倾吐了内心郁积非笔墨所能传写的悲愤;透示出当时环境的险恶和世风的污浊。全赋以比兴、暗示、情寄景、景融情的手法,委婉隐晦地传达出深广的“幽思”——被压抑的苦闷,达到了“情之所在,索之而愈深,穷之而愈妙”(元祝尧《古赋辨体》卷5“三国六朝体”注)的地步。沈约认为“自汉至魏,四百余年,辞人才子,文体三变”,这最后一变的领袖即是“建安之雄”的曹植。因为曹植的赋“以气质为体,标能擅美,独映当时。是以一时之士,各相慕习。”(《宋书·谢灵运传论》)     

论建安诗派

建安,东汉献帝刘协的年号,始于公元196年,终于公元220年。但一般认为建安文学之“建安”时期,其上限可以上溯至曹操作《薤露行》的公元190年,下限则可移至曹植逝世的232年。讨论建安诗派是以这样的时限为前提。     

陈琳“不闲于辞赋”论考辨

建安之际,文人志深而笔长,慷慨而多气,崇尚情采;作文依祖《风》、《骚》,其审美意趣亦在于此。曹植"骨气奇高"、"情兼雅怨",故其诗赋"词采华茂,体被文质"。而陈琳明习律令,文章颇具法家辞气;其赋亦是刚健有余而弘润不足,更乏丽辞雅义。曹植所崇尚的,正是陈琳所缺失的,故曹植云"以孔璋之才,不闲于辞赋"。     

建安辞赋散论

建安辞赋是建安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辞赋文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过去学术界研究赋则重在汉代大赋;研究建安文学则重于诗歌;而对建安辞赋的研究又多局限于王粲《登楼赋》和曹植《洛神赋》等单篇的鉴赏分析。全面研究建安辞赋的只有丘琼荪《诗赋词曲概论》(中华书局1934年版)和胡国瑞《魏晋南北朝文学史》(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版)两部分类和断代文学史中的简要论述,以及褚斌杰等撰写的几篇论文。因此,还有必要再进行广泛而深入的研究,从不同方面来阐述建安辞赋的杰出成就。以期促进建安文学研究的开拓和发展。     

论曹植赋的继承与创新

曹植少好诵辞赋,下笔成章,其自编集《前录自序》云赋七十八篇(《艺文类聚》卷五五引),现存者,包括残篇散句在内篇题标为赋的,《曹集铨评》所收有五十二篇。实际当不止此数,如属“七体”的《七启》,仿张衡《髑髅赋》所作的《髑髅说》,拟《九歌》而作的《九咏》,受《渔父》影响而写的《释愁文》等,虽无赋之名,却都是赋。曹植自言赋“所著繁多”(引同上),《前录》所载只是精选的篇目,他是否亲自编过《后录》,史文缺载。仅以现存赋观之,曹植已无愧于建安时代赋大家,在赋体发展史上是关键人物之一。他的赋,在题材内容、     

《三国演义》中对“二乔”的虚构

唐代诗人杜牧曾作《赤壁》一诗:“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其中的“二乔”指孙策、周瑜的妻子,史称大乔、小乔。《三国演义》中的二乔故事,是作者根据杜诗虚构而成。孔明为了促成孙刘联合,对周瑜谎说曹操曾发誓要夺得江东“二乔”,置于铜雀台,以乐晚年。为让周确信。孔明还背诵了曹植的《铜雀台赋》,其中有两句为:“揽二乔于东南兮,乐朝夕之与共。”这件事被称为“孔明智激周瑜”。《三国演义》中,在《宴长江曹操赋诗》一回里,作者又让曹操亲口说出想得到“二乔”,以此与孔明之言相呼应。 但一查史籍就会明白,孔明、曹操之言全是作者虚构出来的。历史上,曹操建铜雀台是在建安十五年,是赤壁之战后的第三年。而曹植的《铜雀台赋》写成于该台建成后的两年。可见,铜雀台与赤壁之战根本无关。孔明所念的两句诗也是赋中所没有的。     

邺下壮会和建安诸子的创作风貌

有一种见解认为:建安诸子在汉末动乱中,写出了不少反映现实的伤时悯乱之作;但在会聚邺下以后,由于生活的相对安定,“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刘勰《文心雕龙·明诗》),反而失去了早期的嶙峋风骨,进入了创作上的“衰退期”。这种见解是否正确?对建安诸子壮会邺下后的创作生活及其成就,能否仅从“反映动乱现实”的单一角度加以评判? 我以为这样的见解和评判角度是并不妥当的。建安诸子与曹氏兄弟的邺下壮会,事实上开创了文人学士诗酒竞豪、品赏“讥弹”的一代新风,极大地改变了建安诸子的精神     

略论曹植赋之“悲情”特质

曹植是建安时期极富盛名的作家,他的赋深刻地体现出生命体察之悲和抒愤咏怀之悲,曹植赋中浓重的＂悲情＂特质是和他多舛的命运与敏感、单纯的性格分不开的。对曹植赋＂悲情＂特质的深度解读,有利于在更深层次上了解曹植其人其文。     

曹植诗歌浅论

曹植(一九二—二三二),字子建,曹操第三子,曹丕之弟。他是建安时代诗人的杰出代表。在这一时期的文坛上,群星闪烁,风靡云蒸,“抱玉者联肩,握珠者踵武”,而曹植最负盛名。钟嵘《诗品》称他为“建安之杰”,说他“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粲溢今古,单尔不群”。现在流传下来的曹植诗歌有九十首左右,我们研读这些诗歌,觉得无论从数量上看,还是从诗歌的内容及其风格上看,都是可以“藏之于名山,传之于同好”。他的确称得上是建安文学的大纛。     

历史上无曹植七步成诗

曹植是建安时期最负盛名的作家,曹植的“七步成诗”,历来传为美谈。其实,历史上根本没有曹植“七步成诗”一事,而是后人为誉曹植文采过人所杜撰的。罗贯中在写《三国演义》的过程中,不但照抄了前人杜撰的曹植“七步成诗”一事,而且还篡改了原诗。     

论建安二十二年:曹植的人生转折——兼析《美女篇》、《蝉赋》、《节游赋》

从建安十九年到二十一年,是曹植一生的顶峰,也是曹植一生最为快乐的时光,在这个时期,他在政治事业和情爱人生的两个领域,都达到了一生的顶点。但建安二十二年,对于曹植来说,是一次重要的人生转折。曹丕在建安二十二年十月被确立为太子,兄弟之间的太子之争,以曹植失败而告终。但与此同时,曹植却焕发出了巨大的写作才华,写作了大量涉及甄氏的诗文作品,主要有《节游赋》、《西北有高楼》,以及后来回忆所作的《妾薄命》等。按照时间次序依次辨析,从而考证出(一)《美女篇》与《陌上桑》:曹植的欢乐;(二)《蝉赋》:曹植的反省;(三)《节游赋》:曹植的节制。即从文本出发,再次论证了曹植一生重要的转折——建安二十二年发生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