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河间府志》编纂者樊深生平与籍贯考论

嘉靖《河间府志》编纂者樊深,虽有《明史》、方志等著述保存了其生平资料,但古今著述对于其生卒年代多记述不详;籍贯记载混乱:大同中屯卫人、河间人、大同人等多说并存。运用现代优越的资料条件和快捷的检索手段,通过尽力收集新资料,仔细解读旧史料,认真考辨分析,不仅可以确定樊深出生于弘治十四年二月十三日(1501年3月2日),卒于万历四年四月(1576年5月),而且可以确定樊深是属于具有明朝特色的双籍官僚,其籍贯是大同中屯卫籍,河间人。     

从释赞宁身份看《宋高僧传》的编撰性质

释赞宁<宋高僧传>是承继释慧皎<高僧传>、释道宣<续高僧传>编撰而成.从身份上来看,因释赞宁与最高统治者关系密切,故<宋高僧传>具有官修性质,而其他二部僧传却带有私修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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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一个"杂"字了得——苏轼尊儒好道杂禅论

苏轼儒释道杂糅,一尊儒学,人所共知;然其思想形成及转捩的重要时期在哪,却见仁见智。惠州贬前,苏轼佛老兼修,治儒为主。惠州之贬是苏轼儒释道思想发展的转捩时期,佛老膨胀,治身、治心为主,治儒次之,达观自处,但悯世之心仍存。     

假玄立论以无为归——释道安佛学思想探微

所谓格义,即中国早期佛教学者利用中国固有的名词、概念以诠释佛经奥义的做法。事实证明,释道安对格义之法并不反对,他所否定的只是机械比附。无论是他的佛学本体论还是他的禅数思想,可以说都是通过借鉴魏晋玄学建构起来的。在处理外来文化时,在不扭曲其本质精神的前提下,却能将它与本土文化的矛盾降到最低,这样的明智做法显然是非常值得肯定的。通过释道安佛学思想的建立,我们可以再次看出我国早期佛界学人的博大心胸和高超智慧。     

苏轼与佛禅

苏轼是以儒、道、佛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和宋代特有的社会氛围培育出来的民族文化精英。本文着重探讨苏轼与佛禅的关系,即苏轼学禅的原因、历史,佛禅对苏轼的影响以及在其作品中的反映。同时也从一个侧面探讨民族文化是怎样影响和造就文化名人的,而文化名人又是怎样发展民族文化,从而显示民族文化承传的。     

南宋江西禅僧释晓莹考论

释晓莹是我国佛教史上一位具有较大影响的佛教史家。有关释晓莹生卒年和《云卧纪谈》成书时间等未见记载,这些限制了后人对他生平及著作的研究。我们推论为：释晓莹生年大致在宣和四年即1122年;《云卧纪谈》成书时间大致在淳熙十年（1183）二月之后,淳熙十六年（1189）十一月之前。     

论苏轼诗歌创作与佛禅关系的三次转折

苏轼接受的是中国禅宗,而摈弃的是印度佛教的外形。他对禅宗的接受有三个时期最为重要,分别是倅杭时期、黄州时期和惠儋时期。苏轼人生经历的这些变化,恰恰与中国佛教禅宗史以及中国文化史的历史沿革,有着某种内在的吻合和联系。这些吻合与联系,从宏观背景上促进了苏轼对佛禅的基本态度的形成。苏轼凤翔时期主要接受佛教艺术史,倅杭之后开始渐次深入到中国禅宗的哲学思想体系之中。这种转变既有苏轼个人人生经历的必然性,也有与苏轼贬谪所在地域佛禅情况的吻合,两者之间,相互作用,极大地促进了苏轼由佛向禅的发展演变。     

释赞宁与士大夫交游考论

释赞宁是我国佛教史上一位具有重要地位的佛教史学家。他博学多识,长期担任高层僧职,深受最高统治者信任,与以士大夫为主体的统治阶层关系密切。对赞宁与士大夫交游进行考论可见赞宁与士大夫关系及探讨其中原因,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     

柳宗元与天台宗的关系及其对山水诗创作的影响

柳宗元一生,尤其是他的晚年与佛教特别是天台宗、禅宗结下了不解之缘。佛理对其贬逐心态的调整起了较为重要的作用,人生道路随之有了很大的改变。诗人认为儒释相通,弘佛可以济儒,生活中常以统合儒释为己任,身体力行,并体现在山水诗等创作的审美进程中。他的诗艺因此有着新的开拓,达到一种宗教和艺术相互交织的境界。柳宗元统合儒释的精神义脉源之于谢灵运,而他的这一努力又对苏轼等后代文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略评遵式在天台宗中的地位

宋代天台宗,知礼以山家派主将的身份参与山家山外之争,“辟异端而隆正统”,因此而彪炳于天台宗史,而同门遵式长期隐晦于天台宗史。根据遵式一生的史实,从三方面确认遵式在天台宗中的地位：发挥了天台智额的“法华忏”及“四种三昧”等忏法原理,为后人提供了忏仪规范;把智频的观心念佛和观想念佛世俗化、生活化,推动了“台净合一”;坚守天台宗的基本佛教思想命题,卫护了天台宗的地位和特色。     

《十不二门指要钞》导论

宋代,佛教出现了“三教合一”、“融会诸宗”的趋势。天台宗也难免受到这股潮流的冲击,天台山外派的源清著《十不二门示珠指》、宗昱著《注十不二门》,他们用禅宗和华严的“直显心性”、“一念灵知”来阐释天台的纲要之作《十不二门》,主张“真心”观。知礼为了救天台教观一家之“正义”,著《十不二门指要钞》,主张“妄心”观。并指出山外派二书是受了禅宗和华严异说的影响,违背了智额和湛然的本意,必须予以肃清。知礼的《指要钞》洋洋万言,这里仅对它的核心理论作点指导性的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