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导基金联合参股的杠杆效应研究

摘要：本文通过清科旗下私募通数据库搜集数据并利用PSM(倾向得分匹配)方法进行样本的匹配构造,实证检验了引导基金联合参股投资杠杆效应的差异化影响,得出如下结论：一是引导金联合参股低声誉创投机构形成的杠杆效应显著高于联合参股高声誉创投机构,该结论支持认证效应假说。二是引导基金联合参股国有背景创投机构形成的杠杆效应显著高于联合参股非国有背景创投机构,该结论不支持政治关联假说。三是引导基金联合参股创投发展落后区域创投机构形成的杠杆效应显著高于联合参股成熟区域创投机构,该结论支持良性循环假说。     

引导基金参股方式对创投机构后续募资的影响

本文通过私募通数据库搜集数据构造匹配样本,使用logit模型、Cox模型和多元线性回归模型,从后续募资的可能性、时间间隔、募资规模三个方面,实证分析引导基金单独参股和联合参股这两种参股方式对创投机构后续募资的影响。研究发现:(1)引导基金联合参股可以促进创投机构后续募资,而单独参股则不能。(2)引导基金无论联合参股高声誉创投机构还是低声誉创投机构,都会促进其后续募资。(3)引导基金联合参股非国有背景创投机构可以促进其后续募资,但联合参股国有背景创投机构则不能促进其后续募资。     

政府引导基金参股创投基金能促进企业创新吗？——基于零膨胀负二项分布模型的实证研究

促进企业创新是政府创业投资引导基金（以下简称政府引导基金）的根本政策宗旨之一.文章通过私募通数据库搜集数据构造匹配样本,使用零膨胀负二项分布模型,实证检验政府引导基金参股创投基金对企业创新的影响.主要研究结论如下.①总体评估结果表明,政府引导基金参股的创投基金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与私人创投基金不存在显著差异.②按企业所处发展阶段分类后的回归结果表明,政府引导基金参股的创投基金投资成熟期企业时,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优于私人创投基金;投资扩张期企业时,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与私人创投基金不存在显著差异.     

政府创业投资引导基金的引导效应研究

以2000年至2011年间我国省际创投资本筹集数据为样本,使用联立方程模型检验了设立政府创业投资引导基金(简称政府引导基金)对社会资金进入创业投资领域的引导作用。研究发现,政府引导基金的引导效应在不同省份间存在明显差异:在创业投资发展成熟省份,设立政府引导基金会挤出社会资金;但在创业投资发展落后省份,设立政府引导基金对社会资金有一定的引导作用。这一结论支持"良性循环"假说,表明在决定是否设立政府引导基金时需充分考虑本地的创业投资发展状况。     

引导基金能引导创投机构投向早期和高科技企业吗?——基于双重差分模型的实证评估

引导创投资本投向早期企业和高科技企业是出台政府引导基金政策的重要目标之一。文章从创投机构层面评估政府引导基金对创投资本投向的引导作用。首先通过CVSource数据库确定管理政府引导基金的创投机构,然后从没有管理政府引导基金的创投机构中选取匹配样本,最后运用双重差分模型检验这两类创投机构投资的差异。研究发现:(1)政府引导基金能引导非国有背景的创投机构投向早期企业,但不能引导国有背景的创投机构投向早期企业;(2)政府引导基金既不能引导非国有背景的创投机构投向高科技企业,也不能引导国有背景的创投机构投向高科技企业。由此可知,政府引导基金政策只对部分创投机构起到了引导作用。     

基于EGARCH模型的我国股市杠杆效应研究

本文以沪市的上证指数以及八个分类指数1999年1月至2002年5月共792交易日的指数日报酬率与周转率为研究样本，通过指数自回归条件异方差模型(EGARCH)来检验我国股市是否存在“杠杆效应”。结果表明，在指数日报酬率序列中，9种股价指数中的7个呈现出显著的“杠杆效应”，即报酬率与波动性之间为负相关；在指数日周转率序列中，所有9个股价指数均不存在“杠杆效应”，即没有波动性的不对称效果，说明在现阶段我国股市中确实存在着“羊群效应”，投资者往往根据市场的气氛而采取顺势操作的交易策略。     

硬麦期货市场杠杆效应研究

本文选取郑州商品期货市场的硬质小麦的价格收益率为研究对象,以基于t分布的假设的非对称GARCH模型研究期货市场的杠杆效应,结果显示存在杠杆效应但并不显著。     

国外创业投资引导基金绩效的实证考察

创业投资产业具有市场不完全、双重委托—代理关系、信息严重不对称和技术创新外部性等特征,这些特征往往导致市场失灵。政府设立创业投资引导基金是纠正市场失灵的有效方法。美国、以色列的引导基金绩效显著,德国、新西兰的引导基金绩效则差强人意。这种绩效差异是由于支持方式、制度体系、产业发展环境和社会文化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国外创业投资引导基金绩效的研究可为我国引导基金的运行、管理和政策设计提供重要借鉴。     

创业投资的政策性引导基金模式研究

政府由于其自身的制度、能力、道德和资金缺失等方面的原因,所以不适合作为创业投资主体,但这并不妨碍政府在创业投资行业有所作为.以政府资本为基础的政策性引导基金便是政府在创业投资行业的意志体现.政策性引导基金有着其他创业投资形式说无法比拟的巨大优势,它可以为创业投资机构和创业企业提供启动资金、信用担保和相关的优惠政策,这极大地推动了我国创业投资行业的发展.     

高新技术企业人力资本权益的审计视角

以高新技术企业人力资本权益为研究对象，从审计的视角，在阐述高新技术企业人力资本的特征及其在企业制度安排中地位的基础上，结合一般的审计程序、方法和审计监督与控制职能，对企业人力资本权益内部控制制度，人力资本定价与评估，人力资本权益增减变动状况，人力资本权益在会计报表中的恰当披露等方面进行了研究。     

股权众筹投资者动机研究

基于自我决定理论,构建了以内在动机为解释变量,外在动机为调节变量,投资意愿为被解释变量的股权众筹投资者动机模型。运用探索性因子分析和二分类Logit模型对560位股权众筹投资者的问卷调查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1)助人动机和信任动机荷载于一个共同因子,命名为基于信任的助人动机;(2)内在动机中基于信任的助人动机、社交动机对股权众筹投资意愿有正向影响,而支持动机的作用不显著;(3)外在动机中获取奖励的动机对股权众筹投资意愿有负向影响,而经济收益动机的作用不显著;(4)外在动机中的经济收益动机和获取奖励动机均对基于信任的助人动机与投资意愿之间、社交动机与投资意愿之间有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     

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政府补贴与企业R&D投入

政府补贴是激励企业创新的主要手段。以2010—2013年278家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利用固定效应面板模型研究政府补贴对企业RD投入的影响效应,结果显示:政府补贴存在一个临界点,低于此点的补贴强度可以诱导企业RD投入,高于此点的补贴强度会挤出企业RD投入;企业寻租行为有利于政府补贴杠杆效应的发挥,但由于寻租属于企业的非生产性活动,通过寻租获得补贴扭曲了旨在促进创新的政府补贴政策。     

A股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创新激励效应研究

本文基于A股2337家（次）上市公司2009-2013年的微观数据,运用OLS回归和倾向得分匹配法考察了我国上市公司实施的股权激励是否激励了企业创新。多种形式的OLS回归结果显示影响企业创新的主要因素是企业的创新传统、盈利能力和负债能力。OLS回归和倾向得分匹配法的处理结果都表明股权激励并没有显著提升我国企业的创新活动。改变匹配方法和对样本进行分年份、行业、规模、最终控制人性质等的匹配处理均证明股权激励没有明显的创新激励效应。这表明我国A股上市公司实施的股权激励还主要是一种福利型的制度安排,尚未发挥出创新激励效应,因此仍需加以改革完善。     

引导民间资本进入风险投资领域问题研究

从风险投资的特殊功能和技术创新的高投入性以及民间资本对经济快速增长的贡献等方面，探讨民间资本进入风险投资领域的途径。结论是，应该发挥政府的引擎作用；设立“民投国营、官民结合”的风险投资基金；重视高新企业的海外上市融资。     

东莞市人才集聚对经济增长的杠杆效应:来自产业结构和人才效能视角的解释

遵循"人才集聚-人才资本-经济增长"(C-C-E)的人才经济价值转化链,以1990—2014年东莞市的数据为基础,计算出其平均人才集聚度为3.87%、人才资本贡献率为68.30%,进而对其人才集聚与人才资本贡献率的关系进行定量分析,结合综合竞争力和人才集聚度指标,选取5个城市与东莞市进行对比。研究结果表明:东莞市人才集聚对经济增长存在杠杆效应,即以相对较低的人才集聚水平产生了较高的人才资本贡献率。对此从产业结构和人才效能视角进行解释。     

风险投资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研究

   厘清风险投资、企业风险承担和企业创新投资决策间的关系,对提升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增强企业创新积极性,促进我国创新创业事业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通过构建企业家、风险投资与银行三方动态博弈模型,分析了风险投资对企业风险承担的作用机理,基于2007至2018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进行了实证研究,并运用“情景转换回归”方法对本文提出的假说进行了稳健性检验。研究表明：风险投资能够促进企业风险承担;高持股比例、联合投资、高声誉风险投资对企业风险承担的激励作用更为明显。进一步研究发现：提升企业治理能力,减轻企业融资约束是风险投资影响企业风险承担的重要渠道。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提升将刺激企业研发和技术并购,企业风险承担在风险投资与企业创新投资决策间发挥着中介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