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文主义与"学衡派"

“学衡派”以《学衡》杂志为理论宣传阵地，以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为思想武器，与新文化运动相抗衡，最后以失败而告终。但是，在中国迈向现代化的初始，“学衡派”表现出的“新保守主义”，在接受现代性的政治、经济和技术特征的同时，试图从文化发展的继承性和规范化上制衡文化激进主义、惟科学主义带来的社会文化观念和人生信念的现代失范，尤其是人文精神、伦理道德的沦丧或异化。     

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文化的现代性诉求

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文化的现代性追求历经曲折。一方面表现为以西方为榜样的倾向，另一方面，出于对文化民族性的维护而抵御西方。激进与保守的对立和斗争贯穿于中国文化现代性诉求的全过程。中国文化的现代性必须正确处理一与多的关系，既要放眼全球，与普世价值保持一致，又不能在全球化进程中迷失自性，与传统完全脱节。中国文化的现代性追求应该在坚持共性与个性的统一方面作出表率。     

"古今"、"中西"矛盾与化解

在中国特殊的历史语境中,语文学科的现代性建构常常缠绕着“古今”、“中西”矛盾,它们的焦点是如何处理引进“西方”和继承传统、保持民族性之间的关系。百年来,语文教育在向现代转换的过程中实际上走了一条渐趋“西化”、疏离传统、淡化民族个性的道路,这不利于自身的稳健发展。我们需要立足“关系”思维来妥善处理语文教育的现代性与传统性、世界性和民族性的关系,努力化解它们之间的矛盾。     

“十七年文学”——新古典主义的成熟

陈美兰在其发表于《学术研究》2002年第4期的文章《新古典主义的成熟与现代性的遗忘》中,对“十七年文学”提出了一种新的阐释。她认为,与五四以后到20世纪上半叶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追求相比,“十七年文     

俄罗斯文学“彼得堡-莫斯科”题材及诗学范式刍议

俄罗斯文学“彼得堡-莫斯科”题材是俄罗斯思想有关“现代性”思索的重要载体,是审美把握这两座城市文化编码的重要途径。它以鲜明的“俄罗斯化”特征,艺术地折射了300年来俄罗斯民族在现代化进程中有关民族性与现代性、信仰与理性、东方与西方之间的徘徊与选择。     

论陈铨对“民族精神”与“民族文学”的建构

在20世纪40年代中国抗战的特殊背景下，基于共同的“民族精神”，以《战国策》等刊物为阵地，在陈铨的周围逐渐形成了一个激进的民族主义文化团体——“战国策”派。他们从学术和文化上提出了“民族至上、国家至上”的理论，呼吁民族文化的重构与民族精神的重造，其主要观点是：引进、宣扬、阐释西方社会中崇尚武力的文化思想；批判中国柔弱文化传统，重新发掘中国文化中的“武道传统”；批判五四以后中国文化存在的误区，提倡“民族文学”运动。“战国策”派激进的“民族主义”思想，与抗战的时代环境密不可分，因此把“战国策”派等同于法西斯，或者视作国民党的政治帮凶，是有失公允的。另外，虽然陈铨的“民族文学”理论纲领与左翼理论界的一些文艺政策不谋而合，但是在后者看来，陈铨的文学理论抹杀了人民群众在民族文学运动中的作用，否定了阶级在民族文学中的价值，因此对他的文学理论和创作都进行了不遗余力的批判。陈铨提出的要建构一个让全民族同胞“利害相同，精神相通”的民族文学，只能是一个永远无法实现的鸟托邦式的文学梦想。     

民族性与现代性的两难——以小说《长河》、《正红旗下》为例

20世纪初以来逐步趋于稳定的民族共同体背景下,少数民族基于自身“民族性”构建的实践与作为整体社会历史潮流的追求“现代,t-~”之间,呈现出一种复杂的两难状态。《长河》、《正红旗下》从不同的时代与民族关系背景出发,试图对作者自身民族的民族性进行想象性展望与重构。这种展望与重构的失败,与20世纪中国艰难的“现代性”追求及其陷入的吊诡和误区紧密相关,并凸显出二者在共存中陷入的悖论。     

中国写实油画现代性思考

现代性具有时代性和地域性属性,不同的国家和民族应有不同的现代性标准,不存在统一的国际标准。因此,对于“创新”和“世界性”的解读应站在国家及民族的立场上。中国写实油画本身就具有现代性特征,这是由中国的特殊文化形态决定的,中国写实油画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对现代性的追求,并在改革开放后取得了观念上、风格上和技术上的长足进步。本土化是中国写实油画现代性追求的必由之路,一方面民族性的追求本身就具有现代性的特征,另一方面只有本土化了的中国油画才真正具有世界性,并表现出独特的现代性。     

“山寨文化”的后现代性指涉

凭借传统思维和话语解释,加剧了“山寨文化”的混沌。在后现代主义视角下,“山寨文化”不拘于形式,对“可能性”尽情演绎,其中蕴含着隐蔽的自由精神追求。“山寨文化”在思想和实践中为实现模仿的逻辑与行为从分裂状态走向一致性而努力。这种努力在指向对现代性决裂的同时又与现代性相偎依;在喧嚣中拥有广大从众基础的同时,又刺激了人们对其的消费欲望。     

现代性视野中的“国粹派”和“学衡派”

国粹派和学衡派与“五四”新文化提倡者在诸多问题上的对立虽是不争的事实,但他们的对立并不是一种向西方学习的“趋新”与回归中国传统的“守旧”的对立,在向西方学习这一点上,国粹派和学衡派与“五四”新文化提倡者一样也是“趋新”者,无非两者所“趋”之“新”有着显著不同罢了。当我们回首中国文化的现代性进程时,国粹派、学衡派与“五四”新文化派一样,作为中国文化现代性进程中的思想资源,理应受到我们的尊重。     

中间势力的分合与国共两党的因应——以抗战中期民盟组建为考察中心(1939-1941)

抗战时期中间势力的分化、组合及其与国共两党的关系充满了曲折、变化,并非如既存研究所说的那样简单整齐。抗战前期,中间势力与国、共两党都是既有合作又有分歧,甚至有斗争。抗战中期,中间势力为了协调国共冲突,增加自身份量,开始联合起来,先是建立较为松散的统一建国同志会,继而建立较紧密的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但作为统建会成员的第三党和救国会对此新组织都一度有所疏离。对于中间势力的联合,国民党是不信任、不支持的,并尽力予以阻止和打压,逐渐将其推而远之;中共则由怀疑到鼓励、支持与帮助,逐渐拉而近之。虽然,中间势力内部也有各种矛盾,各自的立场和选择不尽一致,但整体来说中间势力是由最初偏向国民党转为逐渐倾向中共的,这无疑是抗战中期最重要的政治变化,对后来中国的政局演变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论社会保障的伦理道德功能及意蕴

学术界对社会保障的研究,一直是从它的社会功能方面进行的,而忽视了它的伦理道德功能和意蕴。从伦理道德体系的角度考察社会保障,有助于人们提升对它的伦理意义的认识,并不断去挖掘心中的道德资源,真正做到以一种伦理道德的思想去关怀弱者,以社会公平与公正的原则去进行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与改革。     

从动员口号看太平军与湘军力量的消长

太平军与湘军在兴起之初 ,都曾发布过表明自己政治主张和动员口号的檄文 ,力图抨击对方致命的失误之处 ,以夺取政治舆论上的优势地位。檄文也显露出各自据有的政治优势和难以克服的缺陷 ,但湘军终因在政治动员口号和策略上略胜一筹而逐渐获得优势 ,太平天国由于口号上的失误而逐步陷于困境     

人心向背与执政兴衰

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必须高度关注党同人民群众的关系。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回答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时，阐明了执政为民、把实现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我们一切工作出发点和归宿的思想，揭示了人心向背与执政兴衰的内在联系。学习《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要自觉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最广大人民的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最高标准，努力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局面。一人心向背是决定政党和政权兴衰的重要因素，执政兴衰与人心向背之间是以政党和政权是否代表人民利益为…     

网络平台改版升级的实践与探索

所有的校园网都会经历网络平台的改版升级,同样是改版升级,所花的资金和改版升级后的效果并非完全一致。要使网络平台改版升级后的性价比高,就必须根据用户新的需求、当前新的技术、资金情况,以及对新老平台的比较分析后,提出符合自身实际情况的改版升级方案,达到整个系统均衡升级的目的。     

党群关系与中国共产党的兴衰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的执政党,执政党的合法性并不在于执政党的地位本身,而在于执政党广泛的、坚固的群众基础。党同人民群众的关系是血与肉、鱼与水的关系,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什么时候党群关系的状况良好,党的事业就兴旺发达,否则,党的事业就遭受挫折,甚至遭受失败。党群关系关乎中国共产党的兴衰。面对新世纪,党要把党群关系作为党的建设的晴雨表,按照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的要求处理好党群关系,保证党的事业立于不败之地。     

The Focalizers and the Themes of the Sound and the Fury

Based on the narrative theory of Shlomith Rimmon-Kenan,the present paper will analyze the close connection between the choice and order of the focalizers and the themes of the novel to show that they are chosen and arranged deliberately and accorded to its themes.     

训诂二例兼及上古牙音与舌音关系

认为古方言“伯都”中的“都”当通“虎”；《韩非子·五蠹》“耿介之士”中的“耿”当通“战”；提出对于上古牙音①与舌音之间的关系，应从语音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将有助于对上古音的正确认识，进而有效地指导音训实践。     

"有言"之象与"无言"之美--"有无相生"论略

:“有无相生”体现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生灭不已的变化规律 ,因而必然通过人们的哲学—美学思想反映出来 ,进而影响到文艺创作和欣赏。在艺术文本中 ,“有”即直接描绘和传达之物 ,是有限的“在场”者 ;“无”指艺术的间空 ,是无言之言 ,“不在场”者 ,它隐而不显 ,却内涵“万有”,意味无穷 ;接受主体的积极参与 ,使“有”与“无”互为生发 ,相得益彰。以“有”带“无”,以“无”蕴“有”,方得艺术表现之妙     

论解放思想和遵纪守法的关系

解放思想与遵纪守法既有区别又相互联系,是一组对立统一的矛盾,处理得好,可以相辅相成,互相促进;处理不好,就会陷入误区,出现偏向。党员干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必须正确认识两者的关系,在解放思想中强化法纪观念,增强改革创新意识,提高防腐拒变能力,走出为政的误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