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人注宋诗的文献价值

宋人注宋诗的注者常参与原集的编纂。任渊的《后山诗注》与胡穉的《增广笺注简斋诗集》在别集的最初版本已失传的情况下,成为现存最早的版本。任渊的《山谷内集诗注》、史容的《山谷外集诗注》将原集由分体改为更佳的编年排列方式。这些注本都具有重要的版本价值。任渊的《山谷内集诗注》、施宿的《注东坡先生诗》题下注、李壁《王荆公诗注》所作校勘,用以参校的材料可信度高,且慎于改动原文。李壁《王荆公诗注》还进行了辨伪。宋人注宋诗所引佚书,亦有重要的文献价值。     

宋代诗歌注释的"以史证诗"方法

宋代史学与诗歌注释学都十分发达,史学对诗歌注释的重要影响是"以史证诗"方法的确立.这首先表现为诗人年谱与编年注的创立.其次,注者引用可信的史料,展现诗歌产生的社会背景,揭示触发诗歌创作的事因.再次,对使用"赋"体、"比兴"体、典故等不同表现方法的诗句,都能考证其"本事",准确地解释意义.宋代诗歌注释推动了"以史证诗"方法的成熟,使之成为诗歌注释最重要的方法之一.     

杜牧诗歌系年拾遗

清冯集梧注杜牧诗,收入裴延翰编定的《樊川文集》诗四卷、北宋人所编《外集》、《别集》各一卷,另从《全唐诗》等辑录为《樊川诗补遗》、《樊川集未收诗补录》,编为《樊川诗集注》(以下简称"冯注")六卷,并对其中少数篇章的写作时间作了考辨。今人缪钺撰《杜牧年谱》(以下简称"《年谱》"),进一步对杜牧诗歌作了编年和考订。但尚有若干篇目的系年仍未确定。兹对冯注     

白行简年谱

说明:本谱所参朱金城《白居易年谱》、顾学颉《白居易年谱简编》、宋陈振孙《白文公年谱》、清汪立名《白香山年谱》,首见用全称,后用简称,即"朱谱""顾谱""陈谱""汪谱"。行简行迹向附于居易谱,为简省文字,采互见之法,有关居易行迹可参以上诸谱。凡引居易诗、卷名均据顾学颉校点之《白居易集》。《旧唐书》卷166、《新唐书》卷119白居易传附行简传分别简称《旧》传、《新》传。     

钱钟书先生对戴复古《世事》创作的误解

戴复古五律《世事》以其名句"夕阳山外山"而饮誉于世。据该诗原先的长标题(或曰小序),可知戴氏创作此诗那种刻苦炼句、务达完美的严谨态度,以及其尊重诗友创作成果,不掩人之美的宽阔胸襟。但是钱钟书先生由于未及细考该诗的创作经过和定稿时间,误以为诗的小序所述范鸣道对句是戴复古"耻盗其侄孙句,遂作此狡狯,幻出一段故实"。本文依据有关文献对钱先生的这一误解进行了考辨澄清。     

《学灯》编辑群在五四新诗传播中的贡献与意义

五四运动后,新文学传播曾陷入低谷,以上海《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为代表的报纸副刊接续了新诗传播的努力。围绕着《学灯》的编辑群体最早把郭沫若推上中国的新诗坛,培育并扶持了一批浪漫主义新诗人的崛起,并通过发起胡怀琛为胡适"改诗"等一系列新诗创作讨论引发新诗研讨高潮。由此,《学灯》成为了五四后以上海为基地的新诗创作和研讨中心,对五四运动后扩大新文化运动成果发挥了关键作用。     

稿本《春在堂诗编》残卷述略

上海图书馆藏俞樾《春在堂诗稿》五卷系其著作《春在堂诗编》前五卷上版付刻之底本,稿本中有二十一题25首诗为俞樾诗歌创作中从未刊布者。这些诗篇与刻本《诗编》、《佚诗》等所保存的作品结合起来看,能更加充分地反映俞樾的人生经历与交游情实,同时也为俞樾年谱的编定提供了一些新资料。     

不屈诗魂叩问生命——文革地下知青诗歌浅议

"文革"期间,一部分由"知青"创作的诗歌以手抄本的方式在社会上流传着,后来成为"文革"后朦胧诗的先声.本文以几位"文革"期间"地下诗人"的诗作为文本.分析这批诗人在那一特定时期如何用诗的形式呼唤对生命的关照.     

知人论世话年谱——由三部老舍年谱的出版想到的

老舍是享有世界声誉的中国现代作家。但直到80年代中期,国外老舍研究界已出版多部老舍年谱后,我国尚无一部以专著形式正式出版的《老舍年谱》。近年来,国内相继推出三部老舍年谱:郝长海、吴怀斌先生合编、安徽黄山书社出版的《老舍年谱》,甘海岚先生编撰、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老舍年谱》,杨立德先生编撰、云南民族出版社出版的《老舍创作生活年谱》。三部老舍年谱的出版已引起国内外老舍研究界的普遍关注,无疑将推进世界人民对老舍的认识。年谱作为史籍中的一种,在我国已有较长的历史,如宋代就有以孔子、朱熹、杜甫、韩愈、苏轼、欧阳修等人为谱主的年谱出版。古人年谱多以谱主为中心,以年月为经纬,胪述谱主一生事迹。所谓“叙一人之道德、学问、事业,约悉无遗而系以年月者,谓之年谱。”(朱士嘉《中国历代名人年谱目录·序》)它杂揉了记传与编年二体,并从谱牒、年表、宗谱、传状等     

洪迈《野处类稿》辨伪

洪迈《野处类稿》自宋以来广为流传,为诸种文献书目所著录,多种诗文总集所收编,然除其中二首诗外,其馀八十二首诗与朱松《韦斋集》卷一、卷二中的作品重出互见。清洪汝奎增订钱大昕编《洪文敏公年谱》时,曾注意到《野处类稿》之伪,钱钟书先生亦曾提到这一问题,惜均未予以考辨证实,亦未引起世人注意和重视。至王德毅重编《洪容斋先生年谱》时,在《野处类稿》真伪问题上,不仅未能进一步证伪,反而认为洪汝奎"所言近于武断"。而后世各种文学史与诗文总集均仍然相沿为误,讹误流传至今而未止。因而本文拟就宋代以来文学史上这一罕见的伪案予以考辨,以证伪于既往,免传讹于将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