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中国科学社在科学体制化方面的贡献

科学体制化是科学社会体制的形成过程,适宜的科学体制是科学真正形成与发展的重要标志,也是一个国家科学良性发展的前提和基础。民国时期中国科学社在科学体制化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在普及科学知识,推进科学交流,加强科学研究,引进奖励机制等方面都做出了突出贡献。但同时由于国情的局限和自身民间性质的束缚,致使其成就与目标有相当大的一段距离,当时中国科学体制化程度还比较低。     

中国科学体制化的演进历程——兼与英法两国的比较

科学体制化是科学社会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是科学发展的组织条件和制度保证。从明末清初近代科学传入我国,到1915年和1928年中国科学社、中央研究院的分别成立,这都表明我国科学体制化正逐步形成,虽然形成过程中有对英法两国的模仿,但也有着自己的特色。     

论中国科学社的社团文化

中国科学社是民国时期规模最大、影响最深的综合性科学社团,它在几十年的发展中孕育出了具有中西合璧性质的科学社团文化。"中国科学社"社团文化是中西文化交融的必然产物,这是由它的创建者——中国留学生群体所具有的特殊的中西兼容的文化背景决定的。     

三个时代的中国科学社

1914年6月创建于美国的中国科学社,利用北洋政府时期中央权力的"空隙"发展起来,充当国家学术代表,在国际学术界发言,极大地影响了近代中国科学的发展.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作为民间科学的象征,虽然受到政府科学体制的挤压,但还是具有相当的力量,在相关科学事务上一方面批评政府行为进而向政府建言,一方面自律科学家群体自身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满怀希冀继续充当民间科学代表,以为新社会的科学事业贡献力量,不想在政府的全力统制中道路日渐逼仄,苟延残喘至1960年宣布解散.     

民国时期的科学名词审查活动——以中国科学社为中心

科学名词的统一,直接关系到科学的规范化。早在美国,中国科学社就拟定了科学名词的审定计划。迁回国内之后,中国科学社积极参与国内的科学名词审定工作。数学、物理学、生物学、化学等学科的名词审定工作之所以取得重大进展,离不开中国科学社社员的倾力投入。     

中国科学社为统一科技译名而进行的工作

民国时期,我国科技译名统一工作极为迫切。中国科学社为此做了大量的工作,并取得了较大成就。文章从三阶段介绍它从1915年到1949年间所做的科技译名统一工作:第一阶段,独立工作;第二阶段,参与科学名词审查会的工作;第三阶段,参与大学院译名统一委员会和国立编译馆的工作。中国科学社的科技译名统一工作是民国时期我国科技译名统一工作的一个缩影。文章还分析了它取得较大成就的主要原因。     

中国科学社股东、股金与改组

通过对中国科学社“认股一览表”、“交股一览表”和“股金总收入”三份档案资料及中国科学社第一次常年会会计报告的校勘，将中国科学社股东名单及其股金交纳情况清楚展现出来，厘清了诸如章元善、胡适等在中国科学社初创时期的地位，更正了学界一些相关误识。同时，分析中国科学社股东与股金收入情状及发展趋势，结合《科学》杂志经营状况，表明1915年10月25日中国科学社由股份公司改组为纯学术社团，除社员们发展中国科学的主观愿望外，还有更严峻的经济因窘因素。     

科学与社会交换过程中的科学体制化

科学体制化是科学与社会交换的产物.科学体制化的历程是科学适应变化着的社会各方面的需求,不断改革创新,寻找能有效、协调与社会交换的科学组织、研究机构型武的过程.纵观科学体制化的历程,从英国的皇家学会、法国的科学院,到德国的大学,再到美国的大学、工业实验室和国家实验室,科学与社会的交换变得越来越灵活和广泛,越来越多样化和协调.     

科学体制化的文化诉求与文化冲突——论科学的功利性与自主性

近代科学的体制化是“实验型”科学知识生产制度及其意义不断展开的历史过程,也是科学的社会功能和文化价值不断被重新发现的过程。要深刻理解近代以来科学与文化的关系,必须从这个影响深远的历史进程出发。“求真知”的科研文化和“致实用”的功利主义科学价值观共同构成了近代科学体制化的必要条件。但在这两个文化要素之间存在着冲突,具体表现为科学的“功利性”和“自主性”之间的摩擦与对抗。     

中国近代科学先驱者对创新的认识

发掘中国科学社骨干成员在1915～1920年间对科学发现，技术发明、成果开发和产品的商业化经营管理的论述，认为他们在熊彼特刚提出创新理论时期（1912年），已经对这一思想有不少的直觉和领悟。     

科学史制度化进程的反思写于ISIS创刊100周年之际

于ISIS创刊100周年之际,作者1）追忆萨顿为推动科学史制度化发展而付出的努力,并将之置于当时哈佛大学校长科南特——在科学史学史上值得书写的一位重要角色——所发起的、融科学一科学史教育于一体的哈佛教育改革进程中理解;2）从长时段视角反思中国科学史事业的发展历程,探讨科学史事业在当代中国的社会一文化价值;3）直面上个世纪之交以来科学史学科再制度化进程中所面临的问题,标示我们这一代学者需为之努力的方向。     

贝尔纳社会建制化科学的三角结构与民主策略

贝尔纳从社会和历史的视角,特别强调了现代科学的社会建制化特征,构造了一个现代建制化科学在社会系统中的三角结构体系,即:科学家、恩主(政治主体)、群众相互作用和联系的体系。这一结构符合历史的特征和社会发展趋势,为科学的公众参与和民主调控奠定了基础,堪称“科学民主调控”的先驱。贝尔纳从调节科学的利益分配、规范政治主体和科学主体的行为等方面,对科学的公众参与和民主控制进行了论述。同时特别强调公众科学素养的提高,提出了公众参与和民主调控的教育实践途径。他的思想对世界各国科学的社会实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使得科技政策的制定主体正朝着公众为主体的方向演化,确保科学服务人类,健康发展。     

机械科学技术与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概括和总结了现代机械科学技术发展的特点和趋势,阐述了机械科学技术作为一门重要的基础性工程科学技术,对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所起的积极推动作用.在此基础上对我国目前的机械科学技术和机械工业的发展现状作了简要分析,指出我国机械科学技术研究发展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并就发展我国机械科学技术和机械工业的对策进行了讨论.     

晚清“科学士绅” 西方科技在中国体制化发展的最早践行者

鸦片战争以降,传统中国社会遭受西方工业文明冲击,士绅社会身份群体的组成成分和角色发生了变化。至洋务运动时期,以徐寿为代表的新兴知识职业群体运用西方科技发挥社会功能,并因此取得"科学士绅"社会身份群体成员资格。这一社会身份群体的形成同时也是西方科技在传统中国社会的体制化发展开端。"科学士绅"亲身实践科技以整合社会、领导公共事务,西方科技由此借道于中国传统行为规范、文化价值乃至社会体制,在社会生活中获得对社会成员具有规制性的影响力。     

中国科协所属学会联盟建设调查报告

为了解科协所属学会联盟建设情况,该文围绕30家学会联盟成立情况、运行情况、运行过程中的经验与收获等方面开展问卷调查,并对中国电子学会、中国汽车工程学会、北京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协会进行了实地调研,以期为学会新建联盟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