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志》“梵竺四曲”考略

郑樵《通志》所录梵竺四曲,《舍利弗》是中土善声沙门截取《妙法莲华经》中世尊所说的偈并裁减经中的一些情节而成的呗声,与西域所传梵剧《舍利弗传》并无关系;《法寿乐》是文惠太子为配合自编舞蹈《法乐梵舞》的演出而令王融创作的乐歌,非呗声或徒诗;《阿那》为蠕蠕国遗存的佛曲,此曲名非原曲名,后来的好事者用此曲填写新词歌蠕蠕主阿那的事迹,于是就用阿那的名字为曲名,取代了旧的曲名;《摩多楼子》则是从西域传入的佛曲,今传歌词肯定不是其原歌词,只是在它传入中土后,才有好事者沿用其名写了歌词,借以言＂征战行役之苦＂,并非是因梵剧《舍利弗传》中有征戍情节而拟述之。     

宋词中的中秋节俗文化分析——以苏轼《水调歌头》为例

提起宋词,就不得不提宋朝词人中的代表人物——苏轼,他一生书写了大量的词,其中一首家喻户晓的词便是《水调歌头》。该词不仅抒发了诗人丰富的情感,更可以从中探寻到古人在度过中秋节时的节俗文化。本文分析了苏轼《水调歌头》中蕴藏的多种中秋节俗文化,并以词观史,从《水调歌头》出发展开了相应的思考。     

以《城市化模式图》为例谈变式训练

同一个概念往往有多种表达方式,如文字式、数字式、图表式等,我们把表达相同或相近概念的各种形式叫做这个概念的变式.变式在数理学习中惯用,在地理学习中也常见,如我们常用的文图转换、图文转换或图图转换均属变式的运用.因此,探索变式的特点和形成规律,强化变式训练是培养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激活思维,促进知识迁移的重要手段.本文仅以<城市化模式图>的变式为例作一探讨.     

西晋时期的乐府诗批评——以苟勖《荀氏录》与崔豹《古今注》为研究重点

荀勖《荀氏录》与崔豹《古今注·音乐第三》,是西晋乐府诗批评中的两种代表作。《荀氏录》所反映出的荀勖之于乐府学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与《宋书·乐志》、《晋书·历律志》等之相关记载,共同构成了苟勖“古今并重”乐府观最为本质的内核。崔豹在《古今注·音乐第三》中对19首乐府诗的题解,不仅首次将“前乐府”与汉乐府合而为一,同等对待,而且开对汉魏乐府“题解类批评”之先河,影响深远。     

《申论》概括题的解答思路——以四川省公务员考试为例

本文以四川省公务员考试为例,针对《申论》考试中概括题、分析命题出题原则和答题逻辑,提出了简便易行的＂贴标签＂应试方法。     

《妙法莲华经》对音研究--以鸠摩罗什译经为例

本文以鸠摩罗什对音的《妙法莲华经》第七卷为个案,分析姚秦时期汉语的辅音、元音以及其他音系的特征。从而探究梵汉两种语言的差异以及姚秦时代上古音向中古音转变的一些显著特点。     

从乐府诗看汉代经济发展——以《陌上桑》《羽林郎》《孔雀东南飞》为例

本文通过《陌上桑》《羽林郎》《孔雀东南飞》三首具有代表性的乐府诗歌,以文史的视角挖掘汉代经济发展的相关信息。本文将从文学的角度出发,结合史料,从纺织业、商业、饮食这三个角度加以分析研究,通过纺织品布料与纹样的进步、商品经济的发展、饮食水平的提高这三个方面,最终得出汉代经济发展的结论。     

宋词中的中秋节俗文化探寻——以苏轼《水调歌头》为例

我国文化历史悠久,内容丰富,在纷繁的文化领域节俗文化是一项重要的内容。宋代是我国古代社会经济发展最为繁荣的时代,宋人有着自己的独特的审美和文化心理,尤其是对传统中秋佳节有着独特的情感,并将相关的内容注入到词的创作之中,丰富了词的题材和内容。一、苏轼与他的《水调歌头》提到宋词,就不得不说苏轼。说到苏轼的词,就不得不说他的《水调歌头》。     

“一题多解”与“一题多变”及其教学——读《一道中考试题的多思路求解》的联想

看了浙江嵊州市阮庙中学施良红老师在《数学教学》2009年第2期发表的文章《一道中考试题的多思路求解》后，对“一题多解”、“一题多变”及“多题一解”有所联想．     

主持人操作实践浅析——以《新北方》栏目为例

本文以《新北方》栏目为例从价值观、播出视角、话语权等角度分析了栏目主持人操作实践过程。     

论萧梁宫廷音乐文化建设与乐府诗发展

以梁武帝为核心的萧梁宫廷音乐建设雅、俗乐并重,富于新变特征,直接促成了萧梁时代乐府诗的总体繁荣,推动了汉魏旧曲的创作热潮以及吴声西曲的宫廷化历程,产生了新的俗乐歌词体式、风格和新的俗乐创作方式,由此反映出宫廷雅俗乐建设、宫廷音乐审美旨趣与乐府诗发展的密切关系。     

拟乐府之风与六朝边塞诗的创作

南北朝边塞诗的创作多采用模拟乐府古题的写作方式，这种表现方式丰富了某些乐府古题的情感内涵和文化蕴合。尤其是齐梁时代拟乐府赋题法的确立扩展了边塞诗的题材和主题，促进了艺术表现技巧的进步，建立了边塞诗一些特定的意象模式，直接影响到边塞诗的审美走向。     

大巫山文化“楚王”意象考——以乐府诗《巫山高》为典型

“楚王”是《巫山高》诗歌中的重要人物意象之一,本于宋玉的《高唐赋》和《神女赋》,在诗歌中有“大王”、“君王”、“楚王”、“荆王”、“怀王“、“襄王”、“楚寰”等多种称呼,考其实际用典,则所指有楚怀王、楚襄王和楚灵王三人。在《巫山高》的创作中出现了典故的“移用”,多将怀王、灵王事典用在襄王身上,这其中包含了文本和创作习惯两个主要原因。     

元白同题乐府诗研究

白居易与元稹有 1 2首同题乐府诗 ,题材相同 ,主旨却不尽相同。从中不难看出元白两人思想境界的差异和艺术追求的不同。白居易对于社会下层怀有更为深切的同情 ,而元稹则侧重关注上层人物的命运 ;在艺术方面 ,白居易后出转精 ,亦胜元稹一筹。从两人的差异中 ,使我们更加明白地看到了两人文学成就有高下之分的根本原因。     

“唐人选唐诗”忽略陈子昂诗原因探析

陈子昂是唐代诗歌发展史上一位极其重要的人物,他变革绮靡的宫廷诗风,为唐代诗歌发展开辟出一条新的道路。然而,纵观今存十余种"唐人选唐诗",仅《搜玉小集》选其诗一首,其他唐诗选本均未提及陈子昂。我们通过分析各种"唐人选唐诗"的选本发现,选者编选诗歌的范围、理论依据及诗歌传播上的限制等是陈子昂诗被忽略的重要原因。     

唐代咏昭君诗的新变

现存唐代咏昭君诗大约七十余首,这些诗歌是唐代诗人追思汉代和亲历史、审视唐朝和亲现实的产物。诗人们以汉喻唐,借史抒怀,表明自己对待和亲的态度和认识,由此带来唐代咏昭君诗前所未有的发展。特别是在深化主题、扩大题材和意象创新等方面都呈现出新的时代特色,对后世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     

道教房中术对中晚唐艳情诗的影响

房中术是道教主要法术之一,在中晚唐十分流行。服食丹药与房中术是通向长生的两个主要途经,且服食有助于房中术养炼。而这恰好符合此时文人既嗜欲又延年的社会文化心理。房中术对中晚唐文人艳情意识的催化有着重要作用,进而促成了艳情诗在中晚唐的勃兴。     

论盛唐诗人入幕的实况和对边塞诗的影响——从明人“例就辟外幕”说谈起

盛唐诗人入幕是促成盛唐边塞诗繁盛的重要因素,然而自明人胡震亨以来,后人对这一史实作用与意义的认识历来因循旧说,未免存在着某种程度的夸大与误解。通过对盛唐诗人出塞、入幕等史实的考察、排比,可知盛唐诗人入幕并不普遍,对于当时诗歌创作的整体影响并不如前人认为的那样突出。事实上,入幕和出塞都是盛唐时期边地与诗人生活广泛联系的一部分,而这种联系的广泛与紧密正是促进盛唐边塞诗创作繁盛的外部条件。只有将出塞、入幕这类现象置于这一宏观视角之下,才能对它们在唐诗发展中的意义与地位有准确的判定。     

盛唐七律中失律现象之探析

本文以七十九首不合律的盛唐七律为考察对象，在对它们进行分类统计的基础上，探析其“失对”、“失粘”的具体原因，发现众多的不合律现象都是诗人主观上的考虑造成的。     

从《天台集》所收送别诗看天台山文化在唐宋时期的传播

《天台集》是有关天台山的最早的一部诗文总集,送别诗在该总集中占有较突出的比例。从《天台集》所收送别诗可以看出天台山文化在唐宋时期的主要传播者是帝王、僧道和文人,传播方式主要包括帝王提倡、僧道游方、文人与僧道交游、文人游览,正是这四种传播方式的合力推动天台山文化走向繁荣。因此,以传播学的角度观之,《天台集》所收送别诗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起到以诗证史、以诗补史的作用,有助于我们了解天台山文化在唐宋时期的发展与传播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