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史是什么史?——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新思考

经过20余年的工作之后,重写文学史的理想和目标远远没有达到,对文学史究竟是什么史的追问依然刻不容缓。我们当今的文学史实际上是一种凌驾于文学现象之上的知识结构,严重忽略了对文学作品(也就是文学原典)的把握和理解。新的文学史写作必须认真解决如何让文学史的教学与学习回到文学作品这一根本、如何通过文学史的讲述呈现文学自身的魅力、如何让文学史的学习成为进入现当代精神殿堂的趣味无穷的过程等问题。     

关于中国古代文学史写作的思考

文学史的叙述原则是历史事实的外在性和客观性与历史理解的内在性和主观性的统一,并体现出特定的文学修辞性和意识形态性;文学史的主要叙述对象是文学作品;文学史的叙述方法要努力贯彻主体性、关联性和审美性的原则。因此,中国古代文学史的写作可以采用以文学自身审美风貌的转移为基本依据、兼顾政治兴衰与朝代更替的历史分期方法,及以历史演进为时间线索、以文体演变为空间场景来展开文学作品审美阐释的写作体例。     

关于文学史观及文学史书写的讨论与思考

中国现当代文学已经近百年。通过分析文学史著作,研究文学史书写和文学史观之间的关系,探讨文学史书写中的历史分期、作家作品选择、文学史的全面性和语文性等问题,需要我们认真思考。     

重写:文学文本的经典化途径

所谓文学经典,不一定是最有价值的,但一般是具有最强的传播力度、最广泛的接受群与最明显的接受效果的文学文本。文学经典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持续的重写行为,也即持续的审美阐释及审美再创造行为所造就的,它是有效发挥文学的继承与发展关系、传播与接受效应的一个重要成果。重写观念认为,文学的创造与影响寓于文学的接受之中。以文学接受为前提的重写,融合创作、批评、传播、阐释方式于一体,并在中国古代文化背景下促成了雅文学成果的下移,是促成文学文本经典化的重要途径之一。     

论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经典建构

从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的学术视野考察文学经典的建构,更多地看到文学经典生成的外部因素,看到每一个文学经典的特定的文化话语场,看到文学经典处在一个不断被建构的开放体系之中。作家作品的经典化,往往是通过纳入国民教育序列、编入教科书而实现。文学研究者则可以而且能够通过文学史叙事体的作用,去影响集体无意识的主流文化,进而促使国家话语霸权顺应时代文化的潮流。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中国现当代文学叙事经典的价值维度,针对现当代文学经典选择中的种种问题,找出不应“入史”、不应划为经典的诸种状况,以为文学经典建构之警策。     

文学史与文学史观论略

文学史的书写有较长的历史,但对之系统关注的时间却不长。文学史的书写离不开文学史观的指导,有意识地运用某种史观指导文学史编写是其发展成熟的表现。我国古代文学史观的特殊性导致了长期内文学史成为历史书写的附属品,其循环论的特征也不利于中国文学发展的变革与突破。     

论李杨的“再解读”与新左派文学史观

“重写文学史”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最重要的发展之一就是出现了以新左派文学史观解读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研究倾向。作为“新左派文学史观”的先驱者之一,李杨的《抗争宿命之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1942—1976）研究》可以说大力推动了“新左派文学史观”的发展,在该书中李杨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再解读”为“反现代的现代主义文学”。对这部著作的中心理念和逻辑的分析将使我们清晰地看到“新左派文学史观”在理论上的苍白和空洞。     

论中国当代文学史教学中的“文史结合”问题

在当前中国当代文学史教学中,存在凸显"文学"而弱化"历史"的普遍现象。这种脱离当代文学的实际和特质的做法,理应得到深入的反思。教学中应该注重文学的脉络、文学问题的背景及个案中的历史因素。     

文学精神与文学经典——以战后五六十年代中国文学为例的研究

文学经典的价值维度中,文学精神始终是最重要的一环,而悲剧精神及其衍生的批判精神构成了五四后中国文学精神的某种核心。悲剧精神的深化,表明了中国现代文学经典达到的高度。如将战后海峡两岸文学纳入五六十年代中国文学的整体研究视野之中,可清楚看出:正是文学的悲剧精神、批判精神在解决文学与政治、传统与现代的紧张性对峙矛盾中,延续了“五四”后中国文学典律构建的命脉,而它的失落也造成了经典性的萎缩。     

外国文学史教学必须突出文学性——关于外国文学教学改革的思考之二

目前文学课教学普遍存在教学目标不明确，教材内容陈旧，教材的编排体例具有封闭性等弊端。外国文学亦然。外国文学教学改革的关键是尊重文学的特殊规律，教学中突出文学性、审美性，更新教学观念，将新的文学批评方法与文学史的教学融为一体，打破一成不变的教学程式，用文学欣赏的方式进行教学，真正发挥文学作品的审美教育作用。     

文学史视野观照下的《白话文学史》

胡适的《白话文学史》自问世以来备受争议。文章以横向界说白话文观念和纵向铺展白话文与古文之争两条线索为切入点,从提出白话文学观念的历史环境和文白之争的历史演变着手,进一步阐释《白话文学史》在文学史视野观照下所凸显出来的文本特征,进而挖掘该著作本身的意义与历史局限。     

文学史的文学性与大学教育——对以作家作品为中心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及其教学的思考

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及其教学实践,长期以来存在着重视史学性而忽视文学性的倾向,对文学史的各种问题和现象,更注重历史性研究,将文学完全历史化,对文学性的超越性重视不够。而以作家作品为中心的文学史教学,则对文学性更加重视,这有利于无个性的功利主义心态和学生健康人格的培养,有利于教师以自己的个性积极参与现当代文学经典化过程。     

素质教育呼唤重视文学经典阅读

实施素质教育的关键是"立人",文学经典阅读对"立人"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为解决目前因多方面原因造成的中小学生文学经典阅读量明显不足的问题,可采取以下切实可行的办法:教师要彻底转变观念,认真贯彻素质教育的指导思想;积极指导学生阅读文学经典;积极创造条件,确保学生有书可读.     

大众传媒时代经典的普及与开发——关于于丹现象的反思

对于丹现象应当进行反思.首先应对于丹解读经典的方式提出质疑,在大众传媒时代,经典的普及与传播活动,应当坚持批判继承的立场.其次于丹现象从属于当代经典热现象,对这一现象应进行症候式阅读.最后从学者与大众传媒的关系看,对知识分子的公共角色与公共责任问题应当进行探讨.     

新媒体环境下经典文学阅读教学的探索

新媒体环境下,大学文学阅读课遭受前所未有的冲击。本文探索如何平衡传统文学阅读与新媒体阅读对经典文学的影响,从师生各自角度出发,更新经典文学阅读的教学方式,使经典文学阅读课焕发新时代的魅力,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能力,提升学生的人文素质。     

编年史体例与中国当代文学史编纂

传统中国当代文学史,往往以某种史观为主导,选择和汰除历史对象,建构出清晰流畅的文学史叙事。但是,这种当代文学史的客观、真实、可信品质日益受到怀疑。编年史体例不凸显史学主体在历史编纂中的宰制作用,不损害历史本体的客观性和丰富性,比较接近历史的原初状态,可以重建人们对历史的信任,因而在世纪之交成为一种应运而兴的文学史范型。同时,编年史体例注重辑录史料,推进了当代文学的史料学,有助于维护和巩固年轻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学科。但是,传统的编年史琐碎散乱,缺乏历史叙事必要的系统性和整体性,需要吸纳众长,重建现代版的新中国当代文学编年史范式。     

在接受中走向经典——巴金《家》的接受史研究

<家>在不同时代都能吸引读者进行多角度的阐发,说明<家>是一部具有巨大的"召唤结构"、蕴涵挖掘不尽的丰富意蕴的经典作品.它的意义结构不是限定的、封闭的,而是一个动态的生成系统,具有极大的潜在意义.     

戏剧的辩证法与戏剧的经典化——评陈军《戏剧文学与剧院剧场》

戏剧文学与剧院剧场的关系问题是戏剧理论的核心问题.戏剧界有两种极端倾向:强调文学而轻视剧场或强调剧场而放逐文学.前者持作者中心论,忽视戏剧的舞台性;后者则以导表演为中心,漠视或解构戏剧的文学性.戏剧是综合艺术,是戏剧文学与舞台艺术的有机统一,戏剧有其自身的辩证法,从案头到场上,再从场上到案头,螺旋式上升,否定之否定,在扬弃中走向经典.戏剧的辩证法是戏剧经典化的必由之路.北京人艺与郭沫若、老舍、曹禺三位戏剧家的艺术合作,有失有得,创造了当代戏剧文学与舞台演出的双赢局面,开辟了民族化的戏剧之路,形成了人艺派演剧流派.     

中国现代文学史人文史观建构初探

新世纪以来,中国现代文学史又进入新的编写重构期,“现代国家文学史观”、“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民国文学史观”及“民国文学机制”等是其间引起较大关注的建构理念。在众多建构理念的研讨中。人文史观或人文视角不应该是被漠视的存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学科属性规定着人文应成为决定一部作品价值和入史地位高低大小的重要参考标准。人文史观摆脱了中国现代文学史编写中已有史观线性思维的局限,具有更强的涵括力和包容性。     

后现代观照下的先锋小说——论先锋小说对文学经典的解构与建构

在后现代主义视域下,中国当代先锋小说最能体现西方后现代思潮在中国文化语境下对文学经典的冲击。从比较文学的角度分析在西方后现代主义的影响下中国当代的先锋小说家如何进行叙事技巧和话语层面上的实验,对文学文本进行着怎样的解构与建构以?及后现代女性主义是如何渗透进先锋小说的创作先锋小说解构了传统的文学观念、叙事模式以及文学体系,却又有着很大的建构意义,在小说面临边缘化的背景下开创了新的小说创造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