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税罪认定中的疑难问题探析

《刑法修正案（七）》从罪名、罪状、法定刑以及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条件等方面对偷税罪进行了重大修改。从理论上对偷税罪的危害行为、既遂标准、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条件等予以解释,以探究立法原意、指导司法实践。     

论溺婴犯罪的处罚

溺婴行为,是指行为人将自已所生的、有生命的婴儿杀死的行为.溺婴行为侵犯的同类客体是公民的人身权利,侵犯的直接客体是人的生命,其主观方面是故意杀人.所以.应将溺婴行为定为故意杀人罪.对溺婴行为的量刑,则要坚决依据其犯罪事实(包括情节轻重,主、客观原因和认罪表现),以法律为准绳,准确量刑,不枉不纵.这样,才能切实保障婴儿的生存权.     

量刑程序独立化之探究

2010年最高法等五部门颁布了《关于规范量刑程序若干问题的意见》,确立了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实现了"将量刑纳入法庭审理程序"的改革目标。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在加强量刑程序的公开性、透明性、适度的对抗性和控制法官自由裁量权方面具有重要意义,但也存在不利于辩护权的行使、量刑公正难以保证等固有弊端。因此,通过定罪与量刑的分离,构建独立化的量刑程序是更有价值的选择模式,也是量刑程序改革的趋势。     

刑法中的“暴力”与“胁迫”手段

"暴力"和"胁迫"作为刑法中的重要犯罪手段,一直在刑法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在刑法分则中二者也经常同时出现,足见二者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相比"暴力"来说,"胁迫"的内容更加广泛,即包括以暴力相威胁,还包括以揭发隐私、破坏名誉、对与被害人有特定关系的人进行伤害或者其他能够使被害人产生恐惧心理的内容相威胁。而随着社会的发展,犯罪手段也有多样化和复杂化的发展趋势,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放任自流的话,会对今后的司法实践造成巨大的困难。论文从"暴力"与"胁迫"的含义及特点入手,进一步分析我国刑法中对其的规定,并进行总结和分析,将二者进行区别。指出我国刑法中关于"暴力"和"胁迫"方面的一些不足之处,并提出自己对于以后司法实践的期待以及法律修改的意见。     

“犯罪的客观方面”对量刑的影响

所谓“犯罪的客观方面”是指刑法规定构成犯罪的犯罪活动的客观外在表现。它是任何犯罪构成必须具备的要件之一。“犯罪的客观方面”除危害行为外，还包括犯罪对象、犯罪结果以及犯罪的时间、地点、方法等。对于犯罪客体和主观方面大致相同的犯罪来说，量刑     

浅析定罪量刑程序模式之选择

近年来,我国积极探索量刑程序的改革,<关于规范量刑程序箬干问题的意见>已于2010年国庆开始试行,本文在综合分析世界各主要法治国家关于定罪量刑程序模式的基础上,对赞同和反对将量刑程序分离的各种观点进行了总结和分析,主张构建定罪程序和量刑程序的分立模式.     

量刑背景下的量刑证据

量刑证据研究,不但在理论层面可以拓展传统证据法学的领域以及为构建完善的量刑程序奠定基础,在实践层面,量刑证据规则的运用,也能有效约束法官在量刑中的自由裁量权以及促进诉讼民主。本文从量刑证据地位的必要性入手,分析了量刑证据在实际中运用的困境及原因,继而提出了相应的对策,以期对量刑程序改革中的证据运用问题有自己的观点阐释。     

关于贪污罪依情节定罪量刑标准之情节研究——以两高贪污贿赂司法解释为考察中心

《贪贿解释》对贪污罪依情节定罪量刑标准中的情节作出的具体规定存在一定问题。把行为人犯罪后的认罪态度作为定罪以及加重处罚的决定因素,为反腐工作带来极大困难;"曾因贪污、受贿、挪用公款受过党纪、行政处分的"规定违背了刑法的谦抑性;"曾因故意犯罪受过刑事处罚的"作为加重处罚情节之一,不仅违背了刑法的谦抑性,还违反了禁止重复评价的法理。对此,应当建立关于贪污罪的刑事再犯制度。     

刑法中行为对象人法定身份评析

我国《刑法》中的行为对象人法定身份可分为被害人身份和非被害人身份两类。"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国家机关"是被害人法定身份中最重要的保护对象。法庭属于国家审判机关的组成部分,聚众对其进行冲击的危害性并不小于聚众冲击其他国家机关的危害性,因此,应提升扰乱法庭秩序罪的法定最高刑,同聚众冲击国家机关罪的法定刑一致起来。非被害人的行为对象人大多是犯罪的受益者,当其具有一定身份时,就使得行为人或者构成犯罪,或者构成更重犯罪,或者被从重处罚。鉴于单位行贿罪的对象为"国家工作人员",应提升该罪的法定最高刑,使其比单位向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的处罚更重。     

论新刑法中的信用证犯罪

笔者结合信用证运作特点,对此罪的表现形式及其认定作了分析,认为该罪是行为犯罪,并以“数额较大”、“情节严重”作为判断罪与非罪的标准,其与诈骗罪、合同诈骗罪、贷款诈骗罪亦有明显不同。在定罪与量刑时亦要充分考虑到其多为牵连犯罪或共同犯罪的特点。     

强人工智能体刑事责任承担之设想

强人工智能体可以具备辨认和控制能力,其基于独立意志在编程范围外实施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理应受到刑法规制.我国现行刑法体系中责任主体仅包括自然人与法人,刑事责任承担方式也不能完全适用于强人工智能体,无法应对强人工智能时代的刑事风险.为此,应通过赋予强人工智能体刑事责任主体地位,对犯罪的强人工智能体设置财产刑、限制行为自由、修改程序的刑事责任承担方式.     

试论刑事责任实现方式

刑事责任的实现是刑事司法活动的最后一个重要的环节,研究刑事责任的实现方式问题不仅对于整个刑事司法活动具有重要的意义,而且对打击犯罪、预防犯罪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定罪量刑中的法官情感分析

在刑事审判中,法官在定罪量刑活动中似乎是在充分考虑案件事实和法律规定,严格按照"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机械地运用三段式理论推理的基础上得出公正无误的判决的。然而,实证考察表明事实并非如此。法官的定罪量刑过程是心与脑对话的过程,是理性与非理性冲突协调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法官情感起着重要作用。     

试论在我国建立专门的量刑程序

定罪与量刑是整个刑事司法活动所要解决的两个基本问题.虽然我国理论界与实务界提出了电脑量刑、数学量刑、基准点量刑等方法,但仍不能解决被告人获刑的实际不公.因没有专门的量刑程序,使我国的量刑公开透明度不高,程序性不强,当事人参与度不够,进而影响了审判的公正性.文章试着将定罪和量刑分开,成立一个专门的量刑程序,并对它的意义进行了阐述,进而分析了量刑程序的构造和具体设想.     

论国家过错对定罪量刑的影响

国家是社会秩序的维护者,肩负着打击犯罪的职责;同时,国家在具体犯罪事件中又可能负有一定过错,直接引发了他人的犯罪。国家过错引发他人犯罪,应当根据国家过错的大小豁免加害人的罪行或部分刑事责任,这种豁免符合责任分担的法律原理,符合国家打击犯罪的主体身份,也符合刑罚的目的。     

浅议求刑权

求刑权是现代法律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国的求刑权内容应包括定罪和量刑两个部分。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求刑权制度对我国社会主义法制的建设有着十分重要的实践意义。     

试述刑法中的情节

情节作为刑法中的一个基本概念,对整个刑法理论和实践体系都具有重大的意义。本文拟从情节的定义入手,对刑法中的情节及相关概念进行整理。刑法中的情节指能够影响犯罪行为和刑罚发生、发展、变化和消灭的具体情况。依据情节在司法审判定罪量刑中的功能,可以分为定罪情节和量刑情节两类。定罪情节与量刑情节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     

新形势下民意与刑事司法的博弈

民意自古以来就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法律的运行,被认为是评定司法公正和社会正义的双重标尺。在罪刑法定的刑法基调下,民意在司法运行中陷入了困境,这一切主要是源于我国所构建的封闭的刑法理论体系。鉴于司法机关传统的独白式刑法解释论,民意的理性引导和适当的介入便显得尤为重要。     

论被害人过错的概念及其功能依据

刑事被害人过错是指被害人故意或过失实施的、对犯罪行为起推动作用的、应受否定性评价的行为。其功能是影响犯罪人的定罪与量刑。具有此功能的正当性依据应当是法律政策说,即立法机关为确保被害人福利和犯罪人权益而采取的一项法律政策。     

犯罪情节概析

本文指出犯罪情节具有合法性和相关性两个基本特征,并就犯罪情节的两大基本种类———定罪情节和量刑情节之间的区别与联系作了全面的比较与阐析,从而为犯罪情节在刑事司法审判活动的科学运用提供了理论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