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曼·英伽登文论在中国的接受

西方现象学文论作为20世纪文学理论的重要流派,对文学理论、美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中波兰哲学家、现象学美学家罗曼·英伽登将现象学的研究方法运用于美学研究,成为现象学美学的重要代表。本文拟从英伽登的现象学文论在中国的接受情况入手,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每十年为一个阶段浅谈其接受过程中产生的变化。     

期待视野观下的翻译

20世纪60年代后期兴起于德国的接受美学,给西方文论界刮进一股清新之风.它富有启示性地尝试了从读者理解与接受的角度研究文学的方法,强调读者及其阅读接受对文学研究的意义,突出了读者中心的这一理论范式.期待视野是接受美学代表人物姚斯理论中的一个主要概念,指接受主体先行存在的指向文本的预期结构.将这一概念引入翻译研究中,可让我们重新审视翻译的一些基本问题.     

提高中学思想政治教育接受有效性的思考

一、"接受"的内涵 西方学术界对"接受"问题的关注始于古希腊的"解释学"和由此发展起来的接受美学.接受美学,又称接受研究、接受理论,形成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姚斯和伊瑟尔为代表的前联邦德国康斯坦茨学派.作为文学理论的一个流派,它着意于文学的接受研究、读者研究,将文学研究的重点由文学作品本身转移到读者的接受上,是以读者的接受实践为依据的独立的理论体系.20世纪40年代在美国发展起来的"传播学"中的受众理论,率先对教育接受活动、尤其是以大众传播方式进行的教育中的接受活动展开研究.     

提高中学思想政治教育接受有效性的思考

一、“接受”的内涵 西方学术界对“接受”问题的关注始于古希腊的“解释学”和由此发展起来的接受美学。接受美学，又称接受研究、接受理论，形成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姚斯和伊瑟尔为代表的前联邦德国康斯坦茨学派。作为文学理论的一个流派，它着意于文学的接受研究、读者研究，将文学研究的重点由文学作品本身转移到读者的接受上，是以读者的接受实践为依据的独立的理论体系。20世纪40年代在美国发展起来的“传播学”中的受众理论。率先对教育接受活动、尤其是以大众传播方式进行的教育中的接受活动展开研究。     

明清小说评点中的“期待视野”

明清小说评点与西方文学批评对话体现在理论上的融通。学界对中国古代文论中接受美学因素已有探析,涉及中国古典诗论"意境"的接受美学、中国小说文本中的接受美学、明清小说评点与西方接受理论的交互等。明清小说评点也有围绕"期待视野"的探讨,兹进行细考,以使得明清小说评点与西方接受美学贯通的路径更为明晰。     

由《过秦论》经典化进程看接受美学在中国的意义

接受美学的理论建构始于20世纪60年代的西方,接受美学理论在中国被系统阐释却晚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从理论的建构和接受上讲,中国是落后了。但理论的落后不等于实践的迟缓,中国接受美学的实践早已开始,只不过,中国接受美学的实践独具特色罢了。以贾谊《过秦论》的经典化进程为线索,以政治家、文学家、怀才不遇士人三维为视角,研究接受美学在中国的意义,即可解答“何谓中国式的接受美学”这一问题。     

谈“韦勒克化的英伽登”现象

1980年代以来,我国对英伽登现象学文论的研究一直存在着＂韦勒克化的英伽登＂现象。这种现象的发生是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在西方文论的引进中,主要从英语世界获取西方文论资源的结果。若干事实表明＂韦勒克化的英伽登＂不是真正的英伽登。我国对现象学美学文论的研究确实需要重新起步。而且对当代西方文论和世界文论的引进、评述和借鉴,应当摆脱片面依赖美国化理论的学术倾向,直接面对全球文学理论的真实事实,研究各种不同语种理论文本、不同语种理论流派的特殊理论贡献,书写中国化的西方文论、世界文论论著。     

毛泽东的读者观与接受美学——纪念《讲话》发表五十二周年

毛泽东《讲语》的读者观与西方接受美学比较:背景比较,理论比较.背景比较,《讲话》的读者观继承了中国古代文论的优秀传统,接受美学则是对西方文论传统中缺少的东西的一种补充.在现实方面,《讲话》的读者观完全适应了现实的要求,为文艺工作者指明了为群众服务和如何为群众服务的方向,使之后的文艺进入了一个丰收时期.接受美学,也是西方文艺现实的要求,但无力解决实质是现代作家与社会隔离的矛盾,理论比较,接受美学选择和建立的基础,表现了倡导者的识见,但范围比较狭窄.理论本身缺乏辩证的逻辑力量.《讲话》的读者观建立的基础比接受美学深广,闪熠着辩证的光彩.     

接受美学对语文教学的新阐释

以读者的阅读活动为研究重点的接受美学理论，自从20世纪60年代初发轫以来，已经对文学批评产生了深远而广阔的影响。正是接受美学的创立，才导致了文学研究重心的转移，即由过去以文本为中心转移到以读者为中心，从而使文学研究的趋向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接受美学认为，文学作品的意义不是由作家独创的，而是由作家和读者共同创造和完成的。读者不仅仅是鉴赏家、批评家，而且也是“作家”，鉴赏和批评过程本身就包含了对“文本”的再认识和再创造。所以以姚斯和伊瑟尔为代表的接受美学称自己的文学研究理论为接受研究、接受理论或接受美学。接受美学由于其研究重心的转移，     

中国现代文艺理论和日本文艺理论

中国现代文艺理论对日本现代文论的接受,主要是由日本文艺理论来自西方而又不同于西方的鲜明特点所决定的。２０年代中期至３０年代中期,中国文坛大规模译介日本文论,日本文论成为同时期中国译介最多的外国文论。译介的特点是日本大正时代的文论为主,以左翼文论为重点,以普及性的文论著作为中心。其中,夏目漱石、厨川白村、小泉八云、本间久雄、木村毅、原朔太郎、宫岛新三郎、藏原惟人等文论家对中国影响最大     

中学语文课堂教学与接受美学的探究

“接受美学”是当代西方学研究中的一种新兴的方法论。20世纪60年代德国康茨坦斯学派的五位美学家提出“接受理论”的美学基本原理，代表人物是尧斯和伊寒尔，其核心理论：学作品是为读阅读而创作的。作品的社会意义和美学价值，只有在阅读过程中才能表现出来，不能由作品自身实现。他们视“作——作品”为创作过程；     

“品味”的审美心理过程及特征

“品味”的审美心理过程及特征邓新华关键词古代文论；品味；审美心理；过程；特征西方现代接受美学在研究读者艺术接受活动时，曾概括出多种接受模式，如水平接受、垂直接受、个体接受、群体接受等等。中国古典美学对接受方式的探讨尽管还没有达到象西方接受美学那样严密...     

朱光潜译介西方文论的三大特色

朱光潜毕生倾心于西方文论与美学,在西方文论的译介和美学理论的传播方面厥功甚伟,无愧于中国现代“美学泰斗”的称号。朱光潜是20世纪翻译西方文论著作最多的中国学者,其厚重博大的翻译工作构成了中国现代翻译史上的不朽的丰碑。丰富性、网合性、统筹性是朱光潜西方文论翻译的特色。朱光潜治学,走的是翻译和研究互补共进的路子,他为20世纪中国美学的建构作出了巨大贡献。     

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与中国当代文论建构

20世纪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是当代西方十分重要、影响广泛的国际思潮,其诗学话语在中国新时期以来的文学研究、美学研究和文化研究中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我国学者才真正有系统地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并且呈现逐步深化的特征.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具有其自身的独特魅力和特征,对建构中国当代文论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和借鉴价值.     

论接受美学在中国的接受

接受美学以读者的“接受”作为文学考察的重点,它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被引进中国。接受美学的引进切合了中国新时期读者的审美需求和文化市场的需要,并有助于中国古代文论向现代文论转化,对中国文艺界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由“兴观群怨”新解摭谈文本的多元解读

接受美学是20世纪60年代中期德国的姚斯、伊瑟尔等人为代表提出的文学理论．它突出强调文学作品读者的接受活动的决定性意义．强调接受过程乃是审美价值效果实现的过程．同时。还研究读者接受对作家作品的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于是人们把西方的接受美学当作多元解读的理论依据而奉若神明。     

接受美学与思想政治教育的接受问题

接受美学,又称接受研究、接受理论,形成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姚斯和伊瑟尔为代表的前联邦德国康斯坦茨学派。作为文学理论的一个流派,它着意于文学的接受研究、读者研究,将文学研究的重点由文学作品本身转移到读者的接受上,是以读者的接受实践为依据的独立的理论体系。接受美学以现象学和解释学为理论基础,核心概念“未定性”、“具体化”和“期待视野”等均从现象学或解释学中直接移植过来。笔者认为,借鉴接受理论,回到接受美学的这些基本概念上去认识思想政治教育的接受问题是很具启发性的。一、“未定性”:接受的一个重要前提接受美学认…     

对异质文论的融合与贯通——浅论王国维在中国翻译文论中的作用与地位

王国维是近代中国介绍西学的第一人.他自觉接受西方特别是德国美学的理论,结合自己深厚的传统知识积累和民族文化积淀,实现了中西方文论的融合与贯通,促进了中国文论与美学的现代转型.     

接受美学述评

接受美学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由以姚斯和伊瑟尔为代表的德国康斯坦茨学派创立。该文通过阐述接受美学的产生背景和理论基础,解读姚斯和伊瑟尔接受思想,通过CNKI学术趋势及相关数据数据分析介绍其在我国研究现状,并分析其历史意义和局限。     

试述接受美学中的“意义未定和空白”及读者的阅读

产生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接受美学，是作为对当代西方作者中心论批评和文本中心论批评的反判而出现的。充分重视读者在文学活动中的重要地位，提出了文学史就是文学的读者接受史、效果史，并进而将接受美学发展为文本－－读者相互交流与对话的新理论。把“意义未定与空白”作为作品好坏与否的一个标准，强调读者及其阅读，实现了西方文论第二次大转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