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前期的军赏机制

李唐创业初期,李渊禁止军队战后掳掠,并以远逾隋制的勋赏奖酬军功。在其后的统一战争中,唐廷受限于物质财富的匮乏,默许了军队的战后掳掠以充军赏的行为。唐中前期改征为募的兵制变化使军赏的内容经历了一个从偏重勋赏到偏重物赏的转变,唐廷在开元初颁行了具有浓厚的物质色彩的军功格。另外得益于开宝年间极大丰富的物质生产,战前军赏也已常规化。     

唐前期的军赏机制

李唐创业初期,李渊禁止军队战后掳掠,并以远逾隋制的勋赏奖酬军功.在其后的统一战争中,唐廷受限于物质财富的匮乏,默许了军队的战后掳掠以充军赏的行为.唐中前期改征为募的兵制变化使军赏的内容经历了一个从偏重勋赏到偏重物赏的转变,唐廷在开元初颁行了具有浓厚的物质色彩的军功格.另外得益于开宝年间极大丰富的物质生产,战前军赏也已常规化.     

唐德宗朝河朔政策之变——以王武俊谥号用字之争为视角

王武俊谥"忠烈",其三次叛唐的行迹显然不符合此谥号之本意,唐德宗赐谥王武俊"忠烈"乃是出于宣传教化的考虑,希望将身为成德军节度使的王武俊为所有藩镇树立忠君爱国的典型,以期藩镇将领的归化,重建唐朝的统治秩序。另外,也反映出唐德宗对河朔藩镇政策的调整,唐朝西北形势趋于严峻,唐廷没有足够的力量再对河朔藩镇进行新一轮的讨伐,只能采取相对缓和的手段,由武力削藩转为招抚、怀柔,甚至是姑息,赐谥王武俊"忠烈"便是朝廷缓和与河朔藩镇关系、维持相对和平现状的措施之一。     

评李德裕对河朔的政策

河朔问题自安史之乱以后一直是唐廷感到最为棘手的问题。然而,在武宗朝,唐廷和河朔的紧张关系却曾一度出现罕见的缓解局面。其原因即在李德裕对河朔政策的成功。河朔自形成对唐中央集权的威胁之后,由于它在整个藩镇格局中所占的重要地位而一直受到唐廷的特别关注。因此,宪宗即位之初,对付河朔割据问题就成为当时裁抑藩镇方针的重心。其政策主要是:企图革除河朔节帅传袭制,或者通过折镇割州等手段削     

唐僧圆静与洛阳恐怖袭击案关系考

唐僧圆静,在唐宪宗元和十年八十余岁时,因谋划血洗洛阳被捕,兹由50余年前安史之乱时他对唐廷积恨所致。他与安禄山同族,属粟特胡,是史思明的得力护卫。在史朝义发动的政变中,其家属受到牵连,无奈之下削发为僧,并在此身份遮掩下伺机复仇。透过对圆静身份的考察,亦可见唐廷与藩镇的关系,表面虽或平静,内里却暗流涌动,危机四伏。     

唐廷处理降贼官吏的政策及其转变

“安史之乱”期间唐廷处理降贼官吏的政策依据当时的局势而转变。收复两京之前，政策较为宽大，对于争取人心瓦解叛军，有一定的效果。随后以收复两京为节点发生了转变，为了重振中央权威，曾采取较为严厉的政策。乾元元年之后，唐廷迫于形势，重新采取宽大政策。这一政策转变虽然使“安史之乱”得以终结，却也显示了中央的虚弱，为河北藩镇问题埋下隐患。     

唐德宗播迁前后的东南转运线与朝政时局关系略论

"泾师之乱"前,由于东南转运线屡次遭到叛乱藩镇的阻截,唐廷通过诸如武装押运、开辟新的运输线路等举措来加以应对,但收效甚微,"泾师之乱"的爆发,即与长安物资供应拮据有关。乱后德宗被迫逃往奉天、梁州,播迁之际为了应对危局,唐廷及东南地方官员及时采取行动,对东南转运线做出调整、改变,或新辟运路,以确保东南物资的转输,为平定叛乱、收复京城、稳定政局提供了经济保障。德宗返京后,重新恢复和调整后的东南转运线继续发挥着重要作用。通过考察德宗播迁前后三个阶段东南转运线的变化,可知转运线路的通畅与否,与朝政时局,特别是唐廷与河北、淄青、淮西等强藩之间的关系,存在着紧密的关联。一方面,朝政时局特别是唐廷与强藩之间关系的变动,往往引发东南转运线路的调整与改变;另一方面,东南转运线路的调整、改变及其通阻变化,也会及时地反作用于朝政时局。     

唐易定镇的张氏家族与陈氏家族——“河朔故事”研究之二

本文试图从易定镇最重要的两个家族入手,分析易定镇权力阶层的特点,并进一步探讨“河朔故事”在易定镇的影响.张氏家族与陈氏家族通过“仕”和“婚”两种手段在易定镇形成了盘根错节的社会关系网络,为“河朔故事”在易定镇保持影响提供了可能.长庆二年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虽然唐廷经常能够决定易定节度使人选,却也往往只是顺势而为.在动荡的历史时刻,形式上由唐延任命的某些易定节度使,往往正暗合依照“河朔故事”推举出来的人选.这或许是唐廷对河朔藩镇社会集团的又一种承认方式.     

宋代军赏内容考述

赏赐是阶级社会的产物,是统治阶级驭人治国的重要手段。军赏与军队相伴而生,随着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军赏内容越来越丰富。宋代军赏内容涉及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既有物质赏赐,又有官制赏赐,更有官文等赏赐,可谓名目繁多。伴随立国时间的延续,宋代军赏内容逐渐规范化,官制赏赐级别渐低、形式多样,土地赏赐数额逐增,受赏人员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宋代军赏内容不仅反映了宋朝的时代变迁与社会发展的情况,同时,也对鼓舞宋朝军队的士气,提高军队战斗力,起到了重要作用。     

论唐代中后期藩镇内部的军事集权

唐代中后期藩镇内部频繁的军士动乱严重威胁了地方节度使的社会地位和人身安全。在藩镇内部，一些节度使为了维护自身的安全，采取了诛杀乱军、设置亲兵部队、质子、严密监视等一系列措施来控制势力强大的藩镇军队，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开五代及北宋军事制度改革的先河。     

论地方督抚与清末新政

清末新政前后 ,地方督抚权力不断增长 ,逐渐成为一支独立的能够左右清廷政局的政治力量。晚清督抚不仅积极倡导新政 ,参与新政决策 ,还对科举制度的废除、君主立宪制的推行等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形成“督抚新政”的原因 ,主要是由于中央权威和政治信誉的下降 ,而地方督抚较之中央具有更多易于变通的因素 ,加上因民族危机、统治危机而产生的忧患意识激发了督抚自身思想的转化 ,使其对清末新政的领导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     

清末武举制度废除与地方督抚的关系

清朝末年,清政府深受内忧外患。地方督抚的权力开始膨胀,打破了清初的绝对皇帝权威,他们开始对旧有的武举制度提出自己的看法,在武举的存废问题上与清朝中央势力展开三个阶段的争夺：其一,督抚上奏,谨慎处理;其二,危机重重,有效采纳;其三,困境革新,废除武举。最终,清政府在地方督抚的强烈要求下废除了武举制度。     

从汉军职缺缩减试析雍正朝行政困境

雍正朝为解决八旗满洲生计,而采取缩减汉军职缺措施。这背离了雍正帝"满洲、汉军、汉人俱视为一体"的政治主张。实行的结果是满官稍增,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满洲生计问题,却造成汉军、汉人官员仕途壅滞,产生更为严重的吏治恶果。这种行政困境主要是因为清朝固守八旗制度而解决满洲就业问题造成的。     

论清代史馆与清代中央机关的关系

清代史馆与清代中央机关有着密切的关系,作为清代中枢机构的内阁兼管史馆,为史馆提供印信,收存成稿及修史资料。内阁官员在史馆中担任总裁,参与修纂,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内阁还负责督察各馆修书进度。翰林院与吏馆的关系更为密切,它们兼管部分史馆,并派员参与史书纂修。军机处、宗人府等机构也与史馆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关系,节制着部分史馆的修史活动。清代史馆与中央机关的密切联系反映出史馆在清代政治生活中具有重要地位,统治者通过对史馆的掌控,把修史事业纳入到清廷整个官僚体制的运作之中,将政治和学术双重压力施加到史馆身上,把修史这样的文化事业变成了一种政治活动,在修史的学术外衣下,表达统治者的政治意愿。     

避暑山庄与热河驻防

避暑山庄的兴建与热河重要的政治军事地位及优越的自然地理环境密不可分。清前期皇帝重视“木兰秋祢”，避暑山庄成为清廷的第二政治中心，热河驻防因而显得尤为重要。清代热河驻防最高长官经历了驻防总管、热河副都统、热河都统的演变过程，其职能呈扩大化趋势。其中总管避暑山庄、木兰围场、外八庙始终是其重要职能。     

清朝科举体制下少数民族教育公平问题及其解决策略

清初,由于统治者对科举考试认识的偏颇及科举体制的不完善等原因,产生了一系列民族教育公平问题。随着统治的逐步巩固,民族间教育文化水平的差距和民族教育公平问题成为统治的主要障碍。面对这一问题,统治者实施了科举考试、崇儒兴学等措施,以促进民族教育的公平发展进而实现政治统治的稳定。虽然在科举考试中采取了诸多对汉族士子看似不公平的政策以向本民族及其他少数民族"倾斜",但对教育文化水平相对逊色的少数民族而言,统治者从自身需要出发所作的决定,仍具有一定的历史意义,应对其进行公正的评价。     

论中国古代治边之重北轻南倾向及其形成原因

重北轻南，即在边疆统治方面重视北方、相对忽视南方的倾向，是封建王朝治边方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秦汉时这一倾向基本形成．以后延续了上千年。受其影响，历代王朝统治边疆及边疆民族的原则，有不少是从对付北方少数民族的方法发展而来。因驻兵、屯田及经营的重点长期在北方，元以前中原王朝对南部边疆开发的力度较小。元与清重北轻南的倾向不甚明显，主要由于这两个王朝减轻了来自北部边疆的压力。重北轻南治边倾向的形成，与南北方少数民族有不同特点，南北方民族融合过程的差异，北方为历代军事争夺的重点，以及北方游牧民族易对中原王朝构成威胁等因素有关。     

清代武举与八旗科举

清代武举考试是清代科举制度与科举取士中的重要内容,也是清代自身民族特性的写照和反映。清代武举考试在嘉庆帝以前不但将文试与武试分开来进行,而且也比较重视文试的功能。武举中对各级考官的设置参照文举进行,在考试级别中也设有殿试一项,同时采取了复试的办法以搜罗人才,并借此严肃考风考纪。清代八旗宗室内部的官学与举业也同样以其民族性而有别于一般意义上的科举,八旗内部无论是文试还是武试均恪守“祖制”,时刻保持本民族的尚武传统。就科举考试而言,清代武举与八旗官学和八旗科举形成了一种天然的联系,它构成了清代科举文化与政治文化的时代特点与民族特点。     

长江巡阅使军政职能探析

“督军团”干政是民初军阀政治的独特形态之一。长江巡阔使初为袁氏中央安置政治异己的临时职务，张勋、倪嗣冲先后任该职后，均兼任过皖省督军，为此，张、倪一度分别成为民初“督军团”干政的领袖、干将，长江巡阅使使署则成为“督军团”前期政治活动的基地。“督军团”活动对民初重大政治事件如决定“参战案”，组建新国会，发动并组织对南方护法军的战争等起着决定性作用。巡阅使及其使署与皖省督军及督军署的结合成为民初军阀政治的独特生态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