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区域水足迹的估算

水足迹和虚拟水是目前国际水资源领域研究的热点问题.本文借助水足迹和虚拟水的概念,计算了我国及各区域主要农产品的虚拟水含量,通过分析区域的农产品生产和消费关系,计算了我国国际和国内区域间的虚拟水流量,以及相应的水足迹和水的自给率,并进行了相关分析.计算结果表明中国是一个水资源高度自给的国家,但区域间差别较大.绿色水在我国国内总用水中占具了较大份额,对于我国农业生产意义重大.北方地区通过农产品贸易1999年向南方地区输出的虚拟水达到520×108m3,对于保障我国的粮食安全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本文同时认为,人的消费模式,特别是膳食结构对水资源消耗的影响非常显著,我国人均水足迹的计算结果与这一结论基本吻合,因此倡导节约的消费方式,研究并推荐符合中国国情的膳食结构,将有助于全面节水型社会的建设.     

基于生态足迹的我国居民间接能源消费研究

本文基于生态足迹这种可持续性地研究理念,利用生活方式分析法和净初级生产力法测算了2000-2010年城乡居民间接能源消费,然后运用改进的根据STIRPAT模型进行偏最小二乘回归。结果表明:对于城镇居民而言,间接能源生态足迹呈上升趋势,主要受消费结构和第三产业占比的影响;而对于农村居民来说,间接能源生态足迹逐年下降,主要受人均收入、消费结构和能源强度的影响。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快速时期,随着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消费方式的转变已经成为间接能源消费上升的重要拉动因素。     

全球贸易隐含碳净流动网络构建及社团发现分析

采用Eora数据库和MRIO多区域投入产出模型对2000年与2015年189个国家（地区）的国（区）内需求隐含碳排放量、出口隐含碳排放量和进口隐含碳排放量进行测算;在此基础上构建全球贸易隐含碳净流动网络,基于网络视角对全球贸易隐含碳流动及社团划分问题进行全局分析,揭示不同国家（地区）在全球贸易隐含碳流动网络中的地位及关系演变趋势。研究发现：①贸易隐含碳净流出是中国、印度、伊朗、哈萨克斯坦、阿尔及利亚、南非等发展中国家碳排放快速增长的关键原因之一,隐含碳净进口则对美国、日本、德国、英国、法国等发达国家的碳排放量下降贡献了重要力量;②虽然美国、日本、法国等国家的隐含碳净进口总量趋于下降,但是从中国、印度等主要隐含碳净进口地流入的隐含碳排放量却一直在增长,净进口来源地呈现集中趋势;③2000年与2015年全球隐含碳净流动网络均包含4个主要社团,社团核心由中国、俄罗斯、沙特阿拉伯、伊拉克转变为中国、印度、俄罗斯和沙特阿拉伯,其中中国和印度的社团核心地位加强,主导的社团规模不断扩大,俄罗斯和沙特阿拉伯的社团辐射能力则有所减弱。由于处于同一社团的各贸易国（地区）的隐含碳流动更为密切,因此,社团内部成员国可作为国际应对气候变化的重点支持对象。     

生产视角下的中国水足迹空间差异研究——基于经济区域分析层次

基于经济区域分析层次,运用多区域投入产出分析及有关差异分解方法,探寻生产视角下水足迹(生产水足迹)地区间差异及其成因,讨论有必要调整生产的地区及调整内容。研究结果显示:①中国生产水足迹总体空间差异主要源于经济区域间差异(贡献率69.46%);②中国西北、中部和东北区域生产水足迹高于其他经济区域;各经济区域生产水足迹均主要源于农林牧渔业;农林牧渔业生产水足迹经济区域间差异是中国生产水足迹经济区域间差异的最重要成因(贡献率59.19%),其关键因子为该部门最终需求量(贡献率74.57%);生产水足迹相关指标区域间比较中,京津区域水资源压力、西北区域生产水足迹强度、东北区域工业生产水足迹废弃率高于其他区域对应值;③各经济区域内省区间生产水足迹在总量、部门结构、差异成因上有异同,在生产水足迹相关指标上水平各异;④东北区域、上海等“很有必要”调整生产,而“有必要”调整的有京津区域、吉林等;具体调整应结合水足迹地区间差异及其成因分析结果进行。在生产视角下水足迹研究中引入经济区域分析层次、构建生产水足迹强度和工业生产水足迹废弃率指标,具有一定创新价值。     

商丘市居民生活消费生态足迹的时间序列分析

该文以河南省商丘市为例,定量探讨1986年～2001年的居民生活消费生态足迹的变化和城乡生态足迹情况的差异,为该区域城市化的健康发展提供科学依据.研究结果表明:商丘市人均生活消费生态足迹在1986年～2001年的16年中,呈现出较明显的平稳上升趋势.这种上升趋势可以分成明显的两个阶段:1996以前增加幅度不大,从1986年的0.469增加到1996年的0.570,年递增1.8%;1996年～2001年,上升速度明显加快,从1996年的0.570增加到2001年的0.867,年递增7.2%.城镇、农村和全市平均的生态足迹变化趋势基本一致,但城镇的生态足迹始终大于农村的生态足迹,而农村人均生态足迹增加速率大于城镇.人均生态足迹中耕地的占用面积所占的比例一直比较高,14年平均值为82.8%,耕地的生态占用变化基本上决定了总生态足迹的变化趋势.根据生态足迹和生态空间的比较分析说明,人均生态赤字和总生态赤字呈现逐渐增大的趋势.因此,商丘市的发展已经超出了本市所能够提供的生态空间,需要外部的输入来维持,而且对外部输入的需求在不断增大.     

中国产业部门碳足迹流追踪分析

研究利用投入产出技术综合分析了2007年中国52个产业部门碳足迹的流动情况。该年中国产业部门完全碳足迹为71.0亿tCO2,其中直接碳足迹与间接碳足迹分别为52.5亿与18.5亿tCO2;支持本国终端消费发生的碳足迹为47.0亿tCO2,支持出口发生的碳足迹为24.0亿tCO2。在国际贸易中,中国碳足迹是赤字的,赤字幅度达5.5亿tCO2,占本国源碳足迹总量的10.5%。产业部门之间的碳足迹流动非常活跃,82.3%的完全碳足迹发生了产业部门再分配。间接碳足迹流活跃组(B1组)与直接碳足迹流活跃组(B2组)的产业部门是中国碳足迹流动的主体部门,也是碳足迹管理的核心对象。B1组部门的间接碳足迹是其直接碳足迹的12.6倍,在贸易中是碳足迹盈余的,盈余量合计为31.9亿tCO2。B2组部门的直接能耗碳足迹高居全国前10位,合计为39.5亿tCO2,其中89.9%的碳足迹转移到其他部门终端产品之中。从碳足迹的性质上,B1组部门属于实质高碳型部门,碳足迹管理应走"减物质化"的道路;B2组中有一半部门属于表观高碳型部门,碳足迹管理应以提高能源效为核心,另一半部门属于实质高碳与表观高碳并存型的部门,碳足迹管理应走"减物质化"与提高能效率并重的道路。     

不同地区城镇居民收入对食品消费水足迹的影响——基于QUAIDS模型

食品消费需求通过食品供给影响农业水资源消耗。本文首先构建了基于QUAIDS模型的居民收入影响人均食品水足迹的理论框架,然后分析食品消费结构及其水足迹变化,其次对食品水足迹收入弹性进行测算与地区比较,最后模拟居民收入和食品价格对人均食品水足迹的影响。主要研究结论为：①随着收入增加,各类食品消费量不断增长,而瓜果、乳品等高水足迹食品消费量增速较快,二者使得2012年人均食品水足迹达到521.0m³,其中东北和中部人均食品水足迹增长速度最快;②西、中、东北和东部食品水足迹收入弹性分别为0.754、0.726、0.708和0.670,其中粮食、肉类和瓜果水足迹价格弹性相对较大;③居民收入和肉类等食品价格同时增加一定比例,人均食品水足迹增长水平较低,表明收入增长下部分食品的价格上涨有利于农业水资源可持续利用。此外,2016年人均食品水足迹实际值和模拟值对比表明,较大样本量下利用QUAIDS模型得到的模拟结果较准确。     

湖北省区域生态效率测度及影响因素研究

生态效率是衡量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协调程度的重要工具。利用超效率SBM模型以及Malmquist指数模型测度湖北省地级市2011-2018年区域整体生态效率。结果表明：(1)2011—2018年湖北省区域生态效率呈上升状态,生态效率空间差异显著,技术效率沿湖北省区域轮廓自北向南、自东向西呈高-低-高状态分布,规模效率各城市差异未见显著,但90%以上城市未实现最优规模效率;(2)研究期间湖北省各市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分解效率均对生态效率产生正向影响,其中技术效率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正向影响影响强于技术进步,规模效率对技术效率的正向影响强于纯技术效率;(3)研究期间湖北省区域生态效率发展过程可分为3个时期：缓慢增长时期、低速下滑时期、波动转型时期。     

基于投入产出分析的广东省隐含能消费及贸易研究

基于投入产出模型,计算并分析广东省2007年各行业直接及完全能耗、最终需求的隐含能消费及贸易情况。结果表明,(1)广东节能减排应重点关注重化工业、交通运输及建筑业;(2)输出商品引致的隐含能是广东隐含能消费的主体,同时也应注意居民消费引致的隐含能增长;(3)广东是贸易隐含能的净输出地区,国内贸易有利于广东省能源的节约,而对外贸易使得广东向国外净输出了能源资源,不利于我国整体的节能与可持续发展。     

基于生态足迹模型的中国未来发展情景分析

生态足迹是近年来国际上一种重要的判别可持续发展程度的生物物理量方法。本文对1949年-2008年中国人均生态足迹和生物承载力进行了测算,在此基础上使用经验模态分解方法建立一个非线性的动态预测模型,并进行长时间的模拟验证,后又分"惯性发展"和"稳步调整"两个情景对中国未来20年发展的生态潜力进行预测,结果表明:①建国60年以来中国的人均生态足迹在小幅波动中不断上升,同时人均生态承载力不断降低,从1985年起中国整体上处于生态赤字期;②若按照惯性发展,则2030年人均生态赤字将达到3.9024hm2/cap,可持续发展形势非常严峻;③若按照"稳步调整"情景,则2030年人均生态赤字为1.5217hm2/cap,这种程度的生态超载有可能通过一些技术手段如国际贸易等来缓解。最后,基于计算和情景分析提出可持续发展建议。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性的测度及评价

本文综述了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性测度的研究进展,采用多指标组合法和多指标合成法对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我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进行了多空间层次(省、市、区—三大地带—沿海与内地)、多角度(生产水平、收入水平、消费水平等)的分析与研究,从多个层面揭示了我国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经济发展不平衡性的动态变化。     

跨区域技术转移网络的测度与治理研究——基于共生理论视角

基于共生理论,对跨区域技术转移网络进行概念界定。首先从静态视角对我国跨区域技术转移网络中具备的共生单元、共生环境与共生模式要素特征予以阐释;之后建构共生聚集度与共生兼容度评价模型,运用相关数据从动态视角对我国30个省区技术转移共生能量生成和吸收消化水平作实证测度,并根据结果对不同省区跨区域技术转移发展情况进行分类、分析与评价,最终给出相应治理建议。     

中国生态足迹的多尺度变化及驱动因素分析

在基于生态足迹模型计算1953年-2007年中国人均生态足迹(Ecological Footprint,EF)数据基础上,采用经验模态分解(Empirical Mode Decomposition,EMD)方法研究发现,1953年-2007年中国人均EF存在明显的4.3a、10.8a两个波动周期和一个递增趋势。选取与中国人均EF变化高度相关的产业结构、能源消费、发电量、居民消费、城市化水平等7个指标,不同时间尺度下的驱动因素逐步回归分析发现,人均GDP、第二产业产值、重工业、原油消费、发电量、居民消费、城市化率7个因素是驱动其不同周期性变化和持续增长的主要因素。稳定经济增长,优化产业机构,降低原油消费,提高天然气、水电及可再生能源消费比重,提高电力利用效率,适当控制城镇化等是中国减少生态足迹、降低人类环境影响的有效措施。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碳排放效应——基于多区域投入产出模型

随着国内“双碳”目标的提出以及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的增加,国际上有些观点认为中国通过OFDI向其他国家进行碳排放转移。本文构建区分内资和外资企业异质性的多区域投入产出模型,测度和分析2005—2016年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碳排放效应,检验中国OFDI是否导致“污染天堂”效应。结果表明：①中国OFDI的碳排放量比较小,占全球投资碳排放的比重远小于中国OFDI存量和流量占全球的比重。②中国OFDI碳排放主要集中于资源密集型的发展中国家和美国等发达国家,中国在大多数国家的OFDI碳强度小于东道国碳强度,这说明中国在这些国家的OFDI呈现“污染光环”效应。③中国OFDI碳排放主要分布在投资规模大、投资动机以资源寻求型为主、碳强度高的行业。因此,建议中国政府推动双边低碳投资合作框架,中国企业通过全球产业关联促进低碳技术的溢出和传播。     

中国城镇居民生活消费诱发的完全能源消耗

利用投入产出分析方法,结合城乡居民生活消费数据,测算了1995年～2004年中国城镇居民生活消费诱发的完全能源消耗。研究结果显示：①1995年～2004年,中国城镇居民生活消费诱发的完全能耗占一次能源消耗总量的比例从19%增加到30%,人均完全生活能耗从656kg标准煤增加到1040kg标准煤,其中,由生活消费品支出诱发的间接能耗占完全生活能耗的比例从69％上升到79%;②不同收入阶层和不同省区的城镇居民消费诱发的人均能耗存在显著差异,高收入阶层和经济发达的沿海省区城镇居民生活消费诱发的完全能耗远高于中低收入阶层和内陆地区,前者的能耗增长速度也快于后者;③以交通出行和居住消费为特征的生活方式转变是诱发能耗增加的重要因素,从全国平均看,居住消费和交通支出诱发的能耗占完全生活能耗的比例2004年达到41％;不同收入阶层和不同区域之间城镇居民居住消费和交通支出诱发的能耗存在着较大差异,高收入阶层和经济发达地区远高于中低收入阶层和中西部地区;④1995年～2004年,全国城镇人均完全生活能耗由于能源强度下降减少了313kg标准煤,如无能源强度下降,人均完全生活能耗将达到697kg标准煤。能源强度下降对高收入阶层和沿海地区的能耗降低效果尤为明显;⑤未来低收入阶层和欠发达区域的生活消费增加将会诱发完全生活能耗的进一步增长。改善民生、保障居民生活消费需要维持一定数量的能耗,降低能源强度对于控制能耗和温室气体排放至关重要,与此同时,需要引导高收入阶层和经济发达地区转变消费模式,积极发展低碳生活方式。     

区域可持续发展生态评估的物质流分析研究进展与展望

可持续发展的生态评估是当前国际生态经济学与可持续发展研究的前沿问题之一，物质流分析通过度量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及其环境影响，定量评估人类社会经济系统的生态持续性，是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向。本文在简述物质流分析及其发展历程的基础上，分析了该方法应用于区域可持续发展生态评估的基本原理。重点综述了国内外物质流分析相关研究进展，认为对比于国外的蓬勃发展，该方法在我国尚未获得普遍应用，尚处于起步阶段。同时，国内已有的研究也主要以实证分析为主，理论探讨相对薄弱；实证研究又以经济系统物质流分析为主，但多侧重国家尺度，少区域物质流分析；而产业部门物质流分析则相对较少，且偏重能源矿产采掘业，对其他物质生产部门的关注较少。研究同时指出，可持续性阈值、物质使用环境影响的度量、不同物质重量的可加和性、隐流系数的计算、系统内部物质流分析、数据获取与应用范围限制等理论与技术问题将是区域可持续发展生态评估物质流分析下一步的研究重点。     

我国城镇居民信息消费结构区域差异性分析

文章在对1992—2010年居民信息消费实物量变化进行考量的基础上,运用ELES模型对我国城镇居民信息消费结构区域差异进行了实证分析,并提出相应对策。     

基于泰尔指数法的中国能源消费区域差异分析

中国各区域的能源消费及其变动趋势存在很大差异,这一问题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目前,国内学者关于区域能源消费差异的研究大多采用极差、变异系数、洛伦兹曲线、基尼系数等方法,很少有采用泰尔指数方法。本文用泰尔指数来测度中国区域能源消费的差异,对地区间差异和地区内差异对总差异的贡献率进行分解,并将以GDP为权重的泰尔指数与以工业增加值为权重的泰尔指数相比较,研究经济发展水平和工业化程度对区域能源消费差异的影响。结果表明:中国区域能源消费的总差异主要来源于区域内差异,而区域内差异主要是由东部地区省际差异所引起;自1995年以来我国区域能源消费的总体差异和东、中、西部内部差异均呈不断缩小趋势,但东中西部地区之间的差异对总差异的贡献率在逐年增大;由于能源消费量的70%都用于工业部门,本文经对比分析发现以工业增加值为权重计算的泰尔指数更能揭示区域能源消费的差异,而以GDP为权重则部分掩盖了这种差异。     

中国能源消费强度的区域差异及影响因素分析

能源消费强度反映国民经济发展中对能源的利用效率,其变动方向及影响因素受到学术界广泛关注。但研究中大多以我国总体能源消费强度的变化为对象,对地域差异关注不足。本文选取多项指标,构建能源消费规模份额指数、能耗强度指数、增长速度指数、综合消费指数,从不同角度刻画中国能源消费的区域差异。在此基础上,利用回归分析法,定量研究了地区能源消费强度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我国地区间能源消费强度的差异与地区总体经济发展水平、地区工业化程度、地区经济重型化程度存在直接关系,尤其是地区经济重型化程度的提高将会显著增加地区经济能耗强度。现阶段,控制高耗能重化工业的重复建设与盲目投资。对于减小能源消耗强度具有重要的意义。同时,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结构的地域差异性,要求我国能源战略的推进与实施必须制定相应的地区政策才能确保国家宏观战略的顺利实施。     

中国区域能源消费强度的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选取中国部分省际1997年～2005年数据,运用聚类分析方法将其划分成高增长高能耗（Ⅰ）、低增长高能耗（Ⅱ）、低增长低能耗（Ⅲ）和高增长低能耗（Ⅳ）4个区域,然后运用Panel Data的协整分析与误差修正模型,对影响各区域能源消费强度的长、短期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①长期来看,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对降低能源消费强度有较大的影响,固定资产投资水平的提高将会使各区域能源消费强度增加,重工业比重和煤炭消费比重的增加虽然使各区域能源消费强度增加,但对各区域能源消费强度的影响差异较大;②短期而言,固定资产投资的短期波动将提高区域Ⅰ、Ⅱ、Ⅳ的能源消费强度;虽然重工业比重的短期波动对Ⅱ、Ⅳ区域的能源消费强度有影响,但是不很明显;能源消费结构的短期变化将会引起Ⅱ、Ⅲ区域能源消费强度的变化;对于区域Ⅰ,加快其市场化进程的速度,优化资源配置,对快速降低该区域的能源消费强度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最后,针对中国实际提出能源政策建议包括：制定有区别的区域节能目标和政策措施; 发挥区域优势,加强区域合作,优化能源资源配置;积极发展清洁型能源;运用市场机制让能源流入效率高的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