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何为与治理何往：媒介化治理的理论内涵与实践路径

媒介化治理指向一种“媒介规制”的实践取向,是探索媒介何为与治理何往的治理新范式,最终要以治理的媒介化进路及逻辑达成善治目的。本文对媒介嵌入国家治理的时代背景进行剖析,在厘清媒介化治理的基本内涵与核心议题的基础上,提出了媒介化治理的相应实践路径。研究认为,媒介化治理是以善治为导向的治理;媒介作为基础设施能发挥“媒介规制”涵化作用,对国家治理体系与信息传播体系进行同构,协同参与面向未来媒介化社会的新治理图景。因此,社会场域和系统需不断调适自身以适应媒体规则和媒介逻辑,通过平台一体化、信息供需精准适配、技术赋能提质增效三个实践路径增强媒介化治理效能。     

媒介化理论视域下图书出版的媒介化表征与逻辑探析

作为晚近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特殊现象,媒介化在高度现代化社会逐步彰显其特性,电子媒介的兴起亦促使出版媒介化趋势加深,继而对传播形态、互动模式乃至整个出版流造成革新。文章基于媒介化理论的四个重要特性,以媒介逻辑为核心,归纳“出版回流”现象背后图书出版呈现的三种媒介化表征,重新审视被媒介逻辑介入的出版体系,旨在正视新媒介对传统出版业产生的重要影响,由此促成二者依存共生的发展态势。     

政治逻辑、风险逻辑与媒介逻辑：风险的媒介化治理机制研究

风险的媒介化治理是在媒介化社会与风险社会的交织中产生的命题。本研究将媒介化理论纳入风险治理视野，将媒介视为治理体系内的核心构成，阐释了媒介作为治理主体、治理载体以及治理对象所承载的内涵。在此基础上，又立足于媒介化、风险与治理的关系，从政治逻辑、风险逻辑、媒介逻辑的内涵及相互作用关系入手，探讨了风险媒介化治理的内在逻辑关系。三种逻辑的互动作用结果决定了风险治理中的价值导向、现实规限、资源配置与建构机制。风险的媒介化治理实质上为其内蕴逻辑间的博弈提供了调适空间，任何科学有效的风险治理，都要求在三种逻辑之间寻找交汇点，形成适应媒介化社会的风险治理机制。     

媒介化、再媒介化和去媒介化:"泛媒化"视域下媒体融合的内在逻辑

"泛媒化"不仅造成了舆论生态的改变,也带来了思维方式的革新.作为媒体融合的关键性要素,"媒体"在不同的历史阶段被赋予不同的价值和使命.本文从"媒体"角度切入,分别以"媒介化""再媒介化""去媒介化"来探析媒体融合的技术逻辑、内容逻辑和认知逻辑.研究认为,媒体融合是以"媒介化"为其前导和基础的,没有"媒介化"作为技术支撑...     

媒介与媒介化的互动机制

在媒介融入受众生活,对社会影响越来越深入的当下,媒介化逐渐成为人们讨论的热点.论文在对媒介和媒介化相关文献进行梳理的基础上,对媒介化的形成及条件、媒介在媒介化中的角色和媒介化对媒介的影响等三个方面进行分析,并建构出了媒介与媒介化的互动机制.文章认为,媒介与媒介化的关系并不是简单的改变与被改变的直线性关系,而是媒介与社会互动意涵的进一步彰显,是媒介传播理论在地化实践的一次尝试.在媒介与媒介化的互动过程中,媒介的传播行为渐渐带有一定的社会性, “媒介”也成为社会变迁和社会关系形式中的关键因素.     

经济媒介化:回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生产话语

面对媒介与经济交叉研究的“盲点”,此次研究首先澄清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生产话语的根本立场,然后结合媒介化理论,指出媒介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发展中的关系建构过程属于经济媒介化,媒介、媒介化与媒介逻辑是经济媒介化分析的操作化概念,最后通过历史性回顾展现了人类社会经济媒介化的元过程,即在基础设施媒介、经济媒介与信息媒介的配合与发展下,经济媒介化先后经历了渗透、延伸、改变与内化四个阶段,在这一过程中媒介逻辑对经济发展具有建构与遮蔽的双刃效应。经济媒介化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物质生产背后“看不见的关系”的补充研究,为深化媒介与经济交叉研究以及媒介化社会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进路。     

国际媒介管理研究动向

从上世纪末期开始,在数字化技术、垄断化兼并、私有化体制、全球化扩张等产业发展背景下,西方发达国家的媒介组织和媒介产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并深刻影响了媒介组织的经营管理。本文搜集国际主要学术期刊的媒介管理研究文献,对近年来的国际媒介管理研究的论题域和研究的主要内容进行梳理和综述,以期对我国正在进行的媒介产业化进程提供理论借鉴。     

媒介化视域下中国国际传播高质量发展的逻辑阐释与实践进路

不断加速的社会媒介化进程深刻改变国际传播的内在逻辑和外在格局,媒介逻辑成为其高质量发展的显性表征,因此媒介化视域下中国国际传播高质量发展考察成为重要的时代命题及新闻传播学的学科担当。本文把理解媒介作为考察中国国际传播高质量发展媒介化的逻辑起点,依此洞察到媒介位居其间的枢纽作用以及对国际传播实践结构的关系嵌入,进而提出“多元连接”“情理融通”“可见提升”的高质量发展实践进路。媒介化视域下的逻辑阐释及实践进路研究,是对现有国家和媒体本位下国际传播高质量发展对策研究框架的突破,亦为其媒介化实践提供了全新的逻辑阐释和进路探究。     

媒介化社会下文化生产的媒介逻辑分析

伴随着媒介渗透到社会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媒介角色实现从中介向本体的转向,成为了体验和目的的环境。在本体论上,作为技术、语言、环境的媒介影响着文化生产的理性、形态及生态。然而由媒介所带来的新文化秩序也产生了一定负面效能：资本裹挟下技术附魅加强,审美浅表化和泛娱乐化以及建构了消费主义意识形态价值观。面对媒介逻辑控制的不可避免性,应当提升用户媒介素养,加强审美引导和营造良好的媒介生态,以更好转化好媒介自身的规则和资源,更好地服务我们的文化生产实践。     

从“环境”到“波粒二象性”：关于“媒介即环境”的再思考——媒介环境学经典理论重访之四

本文从“媒介即环境”的隐喻出发,分析了媒介环境学和媒介生态学在媒介本体论上的差异。在分析媒介生态学作为一种生成性媒介论的洞见与局限的基础上,本文指出在波粒二象性的新实体观的指引下,应当打破传播动力学和静力学的边界,从而推进传播学科认识论的发展。在无序运动和“不可见”的媒介生态中,只有更努力捕捉作为媒介的元素、集合和模式,我们才能在不可知的逻辑中获得更多关于媒介和传播的知识。     

媒介化治理实践推动市域社会治理路径创新——基于《我们圆桌会》的个案分析

积极推动媒体参与市域社会治理是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举措。展现“两个先行”头雁风采,杭州在通过媒介化治理实践推动市域社会治理创新方面进行了有益探索。本研究通过对《我们圆桌会》的个案剖析,探究了媒介化治理过程中媒体主体性的建构过程、媒介逻辑与治理逻辑的调和方式以及媒体制造社会共识从而达成媒介化治理目标的具体方式,探索了基于《我们圆桌会》媒介化治理实践推动杭州市域社会治理创新的路径,即通过搭建多元社会主体交流沟通协商平台,形塑自身主体性。通过党政部门与媒体机构的“政媒联动”机制,规避媒介逻辑与治理逻辑的冲突与矛盾。通过媒体的公共性实践,在广泛的多元社会主体中制造社会共识,实现媒介化治理目标。     

媒介运营中的危机管理

2003年春末夏初发生的“非典”事件对中国的社会生活造成了巨大影响．国人对于“危机”二字有了切肤之痛．危机管理开始进入各类组织管理者的视野。人们希望建立一套完备的、有机的、紧密的危机管理系统，消除再次面临危机时由于无序、松散、造成的惊慌失措．将危机所带来的灾难及损失囿于最小范围内。媒介管理者也开始关照潜藏媒介中的危机因素，期望对危机先知先觉，     

媒介考古学冷凝视下的时间性：以基特勒、恩斯特的媒介理论为线索

本文根据基特勒和恩斯特的媒介理论，梳理出一种区别于传统史学、诠释学的媒介考古学方法论。在认识论层面，媒介考古学不再采纳以人为中心的认识论，转而关注与人类认识论相并立的媒介认识论；不再以人类的感官为尺度，而是从媒介装置的微观时间登入真实域。在方法论层面，媒介考古学不仅把媒介装置作为考古学研究的对象，也把它作为建构考古学的主体。媒介考古学所要揭示的技术知识或媒介知识，既不是人本主义诠释学所阐释的技术文化，也不完全是科学知识，而是媒介自身的时间性运作过程：一是新媒介对旧媒介的“去语义化”运作；二是非话语性运作构成大众传媒文化之基底。从媒介时间性审视世界的媒介考古学学术书写策略，可更深入地揭示人类文化如何以装置运作的规则性为条件。     

整分合原理在媒介管理中的运用

媒介管理不同于其他事业管理，由其特殊性决定其管理内容至少包括两方面要素，即媒体采编业务管理和媒介经营管理。对媒体采编管理，体现于传播内容的策划，采编人员的整合分配等，对媒体经营管理则表现为对新闻产品商业化经营，在其他领域投资等等。无论是对哪种要素的管理，媒介作为市场经济下的经济实体，同样借鉴了一般企业管理的有效成果，“整分合”原理便是最突出的借鉴之一，并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效果。     

算法时代社会深度媒介化的成因及其研究重点

算法技术已然成为社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转型的基础设施与关键驱动力。在社会深度媒介化的过程中,以算法技术为代表的新媒介更是媒介深度嵌入社会的“助推器”,社会生活的深度媒介化正在使得社会日趋演变为新的社会形态,因此算法时代的社会媒介化研究必须以新的范式与新的实践来进行,对媒介化社会的经验研究需要回到社会结构与社会实践本身。当前,社会媒介化研究主要面临历史性、具体性和可测量性的经验性挑战,而对于算法如何影响社会形态变革问题的研究,可以从媒介化的理论视角出发,重点研究算法时代媒介技术及其应用对社会的广泛影响,重点关注算法时代的媒介以何种逻辑作用于整体社会,并以媒介建构新的行动场域的逻辑,同时还可以从建构主义的角度来分析媒介对社会结构（宏观）、社会联结（中观）与社会实践（微观）的影响。     

论媒介化社会形成的三重逻辑

媒介化社会是社会媒介化的结果,是媒介与社会之间互动关系模式的一种表述.媒介化社会的形成有三大逻辑,一是以媒介融合为特征和趋势的媒介技术演化的结果提供了媒介化社会形成的技术支撑力,为社会的不断媒介化提供了可能性;二是受众对信息永无止境的需求甚至依赖构成了媒介化社会形成的主体牵引力,是媒介化社会形成的必要性前提;三是现代社会信息环境的不断"环境化"展示了巨大的媒体影响力和建构性,是媒介化社会的必然性后果.     

治理媒介化：直播问政治理逻辑与路径优化

从电视问政到直播问政是主流媒体参与社会治理的跨越式发展。媒体直播问政是在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与媒体融合创新发展双重要求下的媒介实践,通过“事前”凝聚相关利益群体,“事中”打造公共协商空间,“事后”保持对话与监督落实,助力治理媒介化发展。未来主流媒体要深化治理媒介化,通过提高政治逻辑媒介化水平,深化媒介逻辑媒介化程度,提升用户逻辑媒介化素养,创设常态化社会治理协商氛围。     

媒介产业管理发展的十个趋势

对于当代媒介管理的发展趋势，可以从正在经历着的前所未有的大规模的中国甚至于世界的媒介管理变革的背景和现状中去作某种“预测”，也可以从媒介管理活动出现以来所发生的若干次重大变革中得到某种重要“启示”，还可以从政策法规的制定，政府领导人的讲话和职能部门的动作等方面隐约看到未来中国媒介改革开放的“轮廓”，当     

媒介即文化──麦克卢汉媒介理论批评

媒介即文化。文明史就是媒介史。西方文化经历了３次媒介革命：拼音文字、机器印刷和电子媒介。人类社会经历了部落化和非部落化两个阶段,正在进入重新部落化的第三个阶段。拼音文字是视觉的延伸,产生了线性、逻辑、“理性”、分析、专门化的西方文化。印刷术产生了残缺不全的“谷登堡人”。电子媒介是意识的延伸,人类正在进入一个地球村。这是一个多元化的重新部落化的全球一体的美好新世界。麦克卢汉奇怪的媒介说终于得到认可。他反常的研究方法终于受到承认。     

媒介化社会中的“电子榨菜”：生成逻辑与本质探析

“电子榨菜”指人们在就餐时收听或观看的音视频等——具有“榨菜”下饭性质的各类媒介文化产品。作为深度媒介化社会的文化现象,其产生具有必然逻辑。传播学理论可以系统诠释“电子榨菜”现象的生成逻辑及其内在本质。技术可供、内容吸引和用户需要是“电子榨菜”现象产生的原因要素。媒介依赖的数字劳动、忙碌生活的文化速食和情感空虚的心理寄托则是“电子榨菜”的本质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