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出口企业技术创新异质性研究——来自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技术创新是出口企业提高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战略,而技术创新的关键在于对其特性和形成原因的科学把握。本文在对企业技术创新的理论分析的基础上,运用多元统计和面板数据模型,以非出口企业、FDI企业为对照组,实证研究了中国上市出口企业技术创新异质性与影响因素。研究发现中国出口企业技术创新具有明显的异质性;研发资本投入、研发人力投入、企业冗余资源、技术装备程度、国有股权比例、股权集中度和企业规模对出口企业技术创新产出的作用具有类型异质性和大小差异性。研究结果可为中国出口企业技术创新决策提供参考。     

出口学习、研发效应与企业生产率提升——来自中国制造业企业的经验证据

基于异质性企业理论的相关国内文献,大多集中在检验中国企业是否存在"出口学习效应",对如何产生"出口学习效应"的具体机理较少涉及。本文认为,产生"出口学习效应"的主要原因来自企业出口后的研发概率与绩效更高,在出口过程中企业会更有可能选择研发投入,且带来的生产率提升更为显著;本文以2004-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为样本,基于多达100万个样本点的大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论认为: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后选择研发投入的可能性会增加21.63%,而研发投入的选择,给这类企业带来了每年约7.3%的生产率提升。中国企业的出口不仅可以发挥比较优势,解决劳动力就业问题,同时也是为中国制造业企业更加自主选择研发投入,并在中长期提升生产率,获得动态优势的重要途径。     

管理者权力与企业风险承担——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本文研究了公司管理者综合权力以及管理者权力的不同维度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以此深入解析管理者权力对企业风险承担行为的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管理者综合权力对企业风险承担存在显著的抑制作用,管理者权力越大越会抑制企业风险承担行为;不同于管理者权力其他维度的权力,管理者组织权力显著提升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管理者两职兼任的企业风险承担行为更多;管理者所有权权力,专家权力,声誉权力与管理者综合权力对于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存在显著的抑制作用。这意味着,为了促进积极的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加快企业资本的积累,要对管理者权力不同纬度的权力进行合理的配置,可以考虑提升管理者组织权力的同时降低管理者其他维度的权力,从而提升企业风险承担水平。     

渠道关系质量对出口绩效的影响实证研究——以中国工业企业为例

以重庆、北京、天津的工业企业为分析样本,利用结构方程模型对生产企业与中间商之间的关系质量对出口绩效产生的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     

智能化能否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和技术创新

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是“中国制造业2025”提出的产业转型的重要方针,而智能化技术作为一种通用技术进步,是否能够真的缩短劳动时间,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和技术创新还值得商榷。本文基于中国工信部、国家发改委和科技部的智能化试点政策,使用 2009-2018年上市公司面板数据,采用倾向得分匹配和双重差分方法（PSM-DID）,研究智能化政策能否促进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和创新效率,并分析要素密集度、所有权结构和研发密度产生的异质性。研究结果发现：（1）智能化能够提高当期的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但对企业创新效率的影响不明显;（2）智能化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和技术创新的影响均存在滞后性和动态性,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呈“U”型趋势,而对企业创新效率的作用从第二年才开始,并呈倒“U”型趋势;（3）考虑要素密集度、所有权结构和研发密度后,智能化对不同类型企业影响不同。简单来说,智能化对劳动和资源密集型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大于资本密集型,而创新效率相反。国有企业智能化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大于非国有企业,并且创新效率的作用都不显著。研发密度越低的企业智能化对全要素生产率作用最大,但对所有类型企业当期创新效率的影响都不显著。     

清洁生产与企业绩效研究:来自江苏中小工业企业的经验证据

对江苏省132家中小工业企业进行调研,并根据已有研究成果将清洁生产划分为绿色产品设计和清洁生产过程管理,将企业绩效分为经济绩效和环境绩效。进而利用多元回归分析方法探索它们之间的作用机制。结果表明,绿色产品设计能够提高企业的经济绩效和环境绩效;清洁生产过程管理与企业经济绩效之间同样存在正相关关系,但其对企业的环境绩效没有影响。并就中小工业企业清洁生产方案的制定以及政府的政策支持提出建议。     

企业异质性与出口：基于中国制造业企业数据的检验

基于异质企业模型,运用1998-2007年中国制造业14个行业的企业数据,从两方面检验企业异质性与出口行为之间的关系,即企业异质性与出口状态（出口与否）之间关系的检验和企业异质性与出口规模之间关系的检验。研究结果表明,总体上看,中国企业出口行为基本符合异质企业模型的预测,即生产率高的企业选择出口,且生产率越高出口规模越大,而生产率低的企业仅仅或主要服务于国内市场,但这一关系在内外资企业之间存在较大差别。此外,虽然人力资源、技术创新等因素亦对企业出口规模有显著作用,但总体上看生产率仍然是我们所考虑的变量中最为稳定、重要的因素。     

股权激励促进了企业创新吗?——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研究我国股权激励计划对公司创新的影响,运用泊松计数模型、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倾向得分匹配（PSM）和倍差法（DID）等方法,结果发现： 公司引入股权激励制度有助于促进企业创新;股权激励制度能有效降低管理层和股东的利益不一致,通过提升企业创新水平从而降低代理成本;相比国有企业,实施股权激励计划对企业创新的促进程度在非国有企业中更大.因此,推行公司内部股权激励计划,有助于充分调动企业管理层和员工的积极性,提高企业创新水平.     

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利用2010—2019年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考察了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创新综合能力的影响效应及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创新投入、创新产出、创新效率有显著的正向促进效应;(2)企业社会责任通过缓解融资约束,降低财务风险,抑制委托代理问题促进企业创新;(3)异质性分析发现,与实质性创新相比,企业社会责任对策略性创新的正向影响更大;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创新之间的正向关系在国有控股企业和社会责任非敏感行业企业中更显著。本文从实证角度肯定了社会责任对企业创新的积极影响,对进一步推进企业社会责任建设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     

中国企业出口具有学习效应吗?——来自“英国脱欧”自然实验的新证据北大核心CSCDCSSCI

出口学习抑或自我选择?一直是经济学辨明出口与创新因果关系悬而未决的争论。本文利用英国脱离欧盟这一外生事件,为研究我国企业出口与技术创新的因果关系提供了新的证据。以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准确识别出出口只限欧盟(包括英国)的实验组公司,和出口非欧盟地区的对照组公司,在使用双重差分法后发现,相对于对照组而言,英国宣布脱欧导致实验组出口收入锐减,进而导致研发投入显著下降和专利产出显著减少。这证明中国企业出口学习效应的存在。在使用动态分析模型后进一步发现出口学习效应存在逐年递增的滞后效应。本文的发现和结论为政府和企业应对日趋复杂多变的国际贸易环境以及深化技术创新提供了决策依据和政策建议。     

企业社会责任对高杠杆成本的影响——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以2010-2018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企业社会责任对高杠杆成本的影响。结果表明：企业承担的社会责任越多,公司的高杠杆成本越低;企业社会责任同时抑制了客户、竞争对手及员工驱动的高杠杆成本;企业社会责任通过降低公司与外部利益相关者的信息不对称进而降低高杠杆成本,机构投资者持股促进其正面作用的发挥。     

企业生命周期与盈余管理关系研究——来自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企业生命周期对企业契约的影响,通过契约磨擦的作用,最终会反映在盈余管理上.我们以2001～2005年沪深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检验了企业生命周期与盈余管理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不同的企业生命周期阶段,其盈余管理的特点各有差异,在不区分盈余管理的方向时,成熟期的盈余管理程度最低;在正向盈余管理情况下,成熟期的盈余管理程度也最低;在负向盈余管理情况下,成长期盈余管理程度最高.研究结论意味着,在一定程度上企业生命周期理论可以整合以往针对盈余管理动机的不同研究.     

企业持续捐赠价值效应的实证研究——来自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企业持续捐赠是否值得?基于时间压缩不经济及动态能力理论,以中国A股上市公司捐赠的面板数据为依据,本文分析并检验了企业持续捐赠的价值效应。研究发现,虽然持续捐赠不能直接给企业带来价值增值,但以企业通过持续捐赠获取的各种无形及有形资源需要积极运作为推论,进一步的实证表明,随着企业动态能力增强,企业持续捐赠的价值效应逐趋明显。另外,拓展性检验还发现,促成以上资源获取及能力发挥的情境因素越凸现,企业持续捐赠的价值回报亦越大。本文为针对性地探明企业持续捐赠的价值效应提供了新的理论和经验证据,有助于职能部门出台适宜的引导政策促进企业持续捐赠行为,同时也有利于企业探寻可行的对策提升持续捐赠的回报。     

制度环境与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企业社会责任问题近年来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那么,影响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因素有哪些?制度环境会影响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吗?以2009与2010年披露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本文考察了制度环境中的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程度、法律环境的完善程度、以及要素市场的发育程度等对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情况的影响.研究发现,在政府对经济干预程度越低、法律环境越完善以及要素市场越发达的地区,企业的社会责任履行状况越好.本文的研究表明,要促进与改善我国企业的社会责任履行,就必须完善相关的制度环境,为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提供外部的约束机制与内部的动力机制.     

企业规模、经理自主权与R&D投入关系研究——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经理自主权是经理的自主行为空间,它反映经理与董事会权力关系的制度安排。理论分析与上市公司实证数据表明:以职位权、薪酬权与经营权测度的经理自主权随着企业规模增大而降低,呈现凹函数形态。理论分析表明,企业规模是影响R&D投入强度的外生变量,其机理在于改变经理自主权的安排,从而对R&D投入强度产生正向影响,但实证数据表明,经理自主权作为中间变量,仅对企业规模与R&D经费投入强度的关系有显著影响,而对企业规模与R&D人员投入强度关系的影响不显著。     

技术进步与企业纵向边界——来自中国工业企业的经验证据

技术进步是企业纵向边界的重要影响因素.以交易成本、资产专用性、不确定性和企业能力理论为基础,讨论了技术进步影响企业纵向边界的理论机制,并利用中国工业企业2002-2007年的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技术进步对企业纵向边界具有显著的负效应,技术进步速度越快,企业越倾向于专业化生产从而缩小纵向边界;同时,较分散的市场结构促使企业采取一体化战略,资产负债率对纵向边界存在负效应,而产权结构和信息化水平对企业纵向边界的影响并不显著.     

融资约束降低了中国研发企业的生存概率吗?

对应2000-2006年中国工业企业与中国海关进出口数据库,选取Kaplan-Meier生存与危险函数、Cox生存分析模型验证融资约束影响研发企业生存概率假说:中国研发企业通过缓解内源、外源融资约束,有助于提升自身生存概率。Weibull模型稳健性检验结果显示:(1)不同规模企业均能通过缓解内源融资约束提高生存概率,但只有大中规模企业能够通过增强外源融资能力延长生存寿命;(2)融资能力对研发企业生存概率的正向影响效应存在于金融发展水平较高地区,但这一效应并不显著存在于金融发展水平较低地区。因此,融资能力越强的中国研发企业生存概率越高,本文结论为延长中国研发企业生存寿命提供了新的启示。     

基础研究与企业技术绩效——来自我国大中型工业企业的经验证据

本文旨在考察基础研究对我国企业技术创新的作用机理与效果,采用1998-2009年我国30个省市大中型工业企业面板数据,研究发现基础研究显著地促进了企业的技术创新支出和产出,且产学研合作、企业规模及国有产权等因素对基础研究促进企业创新产生了不同且重要的影响.此外通过国内外比较发现我国存在着基础研究支出占R&D经费的比例较低,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的投入比例失衡,基础研究总体投入不足等问题.     

金字塔控制、管理层持股与公司全要素生产率——来自中国制造业国有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研究了金字塔控制结构对管理层持股与公司全要素生产率关系的影响.使用中国制造业国有上市公司的实证数据估计相应的面板数据模型,结果显示:现金流权越高,终极控制股东监督管理层的动机越强,管理层持股对公司全要素生产率的正向影响越大;终极控制权与现金流权的分离程度越小,终极控制股东越倾向获取现金流权收益,对管理层的监督也越强,增大了管理层持股对公司全要素生产率的正向影响.研究证明在金字塔控制结构下,现金流权与两权分离程度具有显著的治理效应,能改变终极控制股东的监督动机,从而影响管理层持股的激励作用.研究表明,管理层股权激励的推行必须与严格的监管相结合才能在最大程度上发挥其正向激励效应,降低其负向影响.     

竞争战略、企业绩效与持续竞争优势——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FONT

摘要：基于中国上市公司2000-2006年的财务数据,利用验证性因子分析技术构建了两个因子以反映公司竞争战略是倾向于差异化还是低成本,在此基础上考察战略定位对公司短期绩效和长期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低成本战略和差异化战略均能给上市公司带来短期竞争优势,但采用差异化战略的企业其短期获利能力显著高于采用低成本战略的企业;低成本战略创造的竞争优势难以持续,而差异化战略建立起来的竞争优势则具有可持续性。总体而言,差异化战略在创造竞争优势方面优于低成本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