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眼中的“孝”——从《论语》谈起

“孝”作为一种观念形态,早在西周以前就已产生。孔子也十分重视“孝”,他在前人认识的基础上对“孝”进行了新的阐释,并对“孝”的内涵提出了具体要求,即在合礼的范畴下,以一颗恭敬之心去奉养父母;孔子还将“孝”纳入自己的“仁”学体系,作为“仁之本”,为推广其仁学观念而服务。     

鬼斧神工妙手春——从《田世光花鸟图》修复谈起

《田世光花乌图》,纸本,设色,画心长138公分,宽48.5公分,盖有两枚方章,上钤阴文“田世光”,阳文为“公炜”,系田世光的代表作。     

汉成帝之死与“荧惑守心”──从《资治通鉴》关于天人感应的一则记载谈起

西汉自元帝以后的５０余年间,国势日趋衰落,至成帝刘骜在位的２４年中,社会矛盾更加激化,险象丛生。农民不堪重赋和豪强地主的盘剥,颠沛流离,求生艰难,不惜铤而走险,奋起抗争。小型的起义不断发生,较大规模、有全国影响的农民、铁官徒（工奴）起义在全国几度兴起...     

从新华社一则电讯说起——忆民族舞剧《森吉德玛》出台前后

2007年6月23日,《内蒙古日报》第4版在"内蒙古历史上的大事"栏内,刊登了新华社一则电讯,称"1988年1月25日,应文化部和国家民委邀请,内蒙古鄂尔多斯歌舞团编排的大型民族舞剧《森吉德玛》在首都民族剧场举行首场演出,     

引进输出 国家态度——从《道法自然——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精品展》谈起

国家博物馆新馆（下称“国博”）自2011年开馆以来,秉承“历史与艺术并重”的办馆方针,积极展开包括德国三大博物馆、大英博物馆、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秘鲁国家博物馆、新西兰国家博物馆、意大利文化遗产部以及美国大都会博物馆在内的世界著名博物馆、美术馆、文化机构的合作,在2012年庆祝“国博”建馆百年期间,     

杂技与芭蕾共舞——从中国杂技芭蕾《天鹅湖》巡演俄罗斯谈起

想起数年前上海城市舞蹈有限公司组派广州军区战士杂技团携中国杂技芭蕾《天鹅湖》赴俄罗斯,成功地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大剧院和圣彼得堡“十月”剧院进行的5场表演,至今浮想联翩。此系中国赴俄罗斯商演规模最大的艺术团体,也是文化部出口文化商品的指导项目。纵观其于俄罗斯的演出过程,其诸多特点乃前所未有。     

从收藏《逃亡埃及》谈起——法国鼓励社会赞助文化的新动向

2007年11月7日,《费加罗报》以整整两大版的篇幅,报道了法国里昂美术馆历时3年在民间筹巨资1700万欧元,将法国浪漫派时期优秀画家尼古拉·普桑的名作《逃亡埃及》收为馆藏品的重大文化事件。这笔款项至今,对大型国家博物馆如卢浮宫而言,甚至都是天文数字,何况区区一个地方美术馆,因此这次收购,震动了法国博物馆界。     

Z世代是信仰缺失的一代人吗?——从美剧《亢奋》谈起

美剧 《亢奋》第二季 (2022)日前正式完结,这部剧描绘了美国Z世代所面临的药物滥用、情感虐待、社交焦虑等问题.该剧在第一季时就以迷幻的风格著称,在夸张的镜头和蒙太奇之下,它呈现的似乎不只是青少年的生活,也是他们逐渐发狂的潜意识.而在第二季,这种风格变得更加明显,主演赞达亚就提醒过观众:新的剧情可能会是难以忍受的...     

中國新文學的第一篇小說《大公子》——从陈衡哲的《一日》谈起

所謂“中國新文學第一篇小說”是指由中國人執筆,捨弃文言而使用白話寫出來的有人物、有情節、有結構,在時間上是最早的小說。 有人說,“中國新文學的第一個女作家是陳衡哲,她以白話文從事文學創作之早,整個‘五四’文壇,很少有人能相比。海外文學史家司馬長風曾寫道:‘中國現代第一個拿起筆來寫(白話)小說的作家是魯迅,第二個就是陳衡哲’。她寫的《一日》,     

信奉与质疑 维护与解构——从《景德传灯录》看禅宗神异观

本文以《景德传灯录》为例,对禅宗的神异观进行了分析,认为禅宗一方面信奉并维护佛教神异传统,一方面又对其进行质疑和结构,体现出相当的矛盾性,而这种矛盾的统一是由于禅宗借教悟宗和教外别传的综合需求、道教法术和儒家思想的兼收并蓄、印度传记与传统史学的交互影响造成的。     

从《傲慢与偏见》和《简·爱》中看当时英国女性的地位

简·奥斯汀和夏洛蒂·勃朗特同为英国以描写女性文学而著称的女作家;本文通过对二者作品的分析,以及对作品中女主人公的分析,透视了在十八、九世纪的英国,女性地位的低下以及受男性社会压迫歧视的状况。     

逍遥楼楣上“类梵字”的《霓裳》谱非半字谱——从唐宋工尺谱与半字谱谈起

早期工尺谱于隋前便已产生,至迟定型于晚唐,并成为燕乐的基本记谱法.这种谱法入宋后得到更为广泛的运用,沈括的“燕乐用声”、陈旸的“筚篥”指孔谱、姜夔的“古今谱法”、张炎的“管色应指字谱”等等,均是同一谱式,说明工尺谱已成为宋代燕乐的通用谱式.半字谱的产生则是由早期工尺谱字的俗体字发展而成,同样应定型于晚唐,并成为一种独立的记谱法.入宋后,半字谱与工尺谱同为燕乐通用谱,工尺谱用于理论著述,音乐实践则用半字谱.工尺谱与半字谱是同一谱法的两种形态,从晚唐到两宋均未曾改变.从各种迹象来看,无论工尺谱还是半字谱均不类梵字,因此逍遥楼楣上“类梵字”的《霓裳》谱就不会如众多研究者所认为的是工尺谱或半字谱,或确为“类梵字”的龟兹谱..     

以诗证史 借传修史 史蕴诗心——陈寅恪撰写《柳如是别传》的学术精神和文化意蕴及文体意义

《柳如是別傳》是陳寅恪先生留給我們的最後一部著作,也是他蘊釀最久、寫作時間最長、篇幅最大、體例最完整的一部著作。雖然由於目盲體衰,整部書係經寅恪先生口授由助手筆錄整理而成,細按無一字不是作者所釐定,無一句不經过作者學養的浸润。可惜作者生前未能看到這部嘔心瀝血之作的出版,應了1962年先生說的“蓋棺有期,出版無日”那句極沉痛的話。今年是《柳如是别傳》正式出版十周年,恰又是作者一百週年誕辰,為了紀念,本文詳盡探討了此一大著述的學術精神、文化意蕴和文體意義,提出《別傅》既是箋詩證史的學術著作,又是為一代奇女子立傳的傳紀文學,又是借傅修史的歷史著作。實際上是寅恪先生自創的一種新文體,特點是綜合運用傳、論、述、證的方法,熔史才、詩筆、議論於一爐,將家国興亡哀痛之情感融化贯徹全篇。如果說《論再生緣》是這種新文體的一種嘗試,《柳如是别傳》則是這種文備众體的典範。作者更辉煌的學術目標是通過立傳來修史,即撰寫一部色調全新的明清文化痛史。論者或謂《别傅》篇幅拉得太長,釋證詩文時而脱離本题,枝蔓為說;當我們知道寅恪先生的“主旨在修史”,便不會怪其釋證趨繁,只能訝其用筆之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