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贽与王阳明——中国传统文化思想新变的启蒙者

本文把李贽与王阳明置于中国传统文化思想新变的历史中进行了考察 ,对二人的思想特质和区别 ,他们在传统文化思想新变中的作用 ,进行了论述。作者认为 ,李贽比王阳明更具近代人文主义启蒙思想的民主色彩。如若说王阳明是中国传统文化思想新变的启蒙思想的先导 ,李贽就是这一启蒙思想的代表与旗帜。正是在李贽思想影响下 ,掀起了声势浩大的人文主义启蒙思想潮流 ,促进了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新变。     

“现代性”的知识资源与问题视域——从“新启蒙”到“文化寻根”

中国"现代性"实践的百年历史,成为探讨20世纪80年代从"新启蒙"到"文化寻根"现代性实践的知识资源与问题视域的逻辑起点。在"新启蒙"的"现代性"诉求中,文学书写与政治实践共同完成了对中国现代历史连续性、完整性的叙述,"现代性"的内涵始终处于国家意识形态和启蒙知识分子"新时期共识"的框架之中。"文化寻根"作为"新启蒙"的逻辑展开,试图借对传统文化之"根"的挖掘以完成"现代性"中国和中国文化的想象性建构,而"文化寻根"的困境,显示的正是"现代性"的普遍主义和中国"本土化"的"现代性"遭遇时难以规避的矛盾与悖论。     

新人文与新启蒙——访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杜维明院士

2007年4月20日,美国人文主义者协会和哈佛人文主义者牧师会联合向杜维明先生颁发了“人文主义杰出成就奖”,杜先生被称赞为“儒家人文主义的世界领袖,中国哲学方面在世的最重要思想家之一。”这说明因为杜先生等人的不懈努力和中国文化的广泛传播,中国传统哲学,特别是儒家哲学中的人文主义特征正在受到美国思想界的关注。同时,美国思想界也正在兴起“新人文主义”的思潮,其主要特征是尊重宗教信仰,但是采取多元主义的立场,同情和接受怀疑论者、无神论者及其他人文主义的价值观。杜维明先生认为儒家的人文主义和“新人文主义”有契合之处,但是他认为西方文艺复兴以来的启蒙思想造成了人们对于宗教问题的不敏感,以及人类中心主义的泛滥,这些思潮也对中国造成了很大冲击。杜先生认为儒家的传统可以为“新人文”和“新启蒙”提供丰富的资源。     

从白璧德到梅光迪——学衡派“跨语际实践”研究之一

“跨语际实践”包括知识分子在中西方思想碰撞时的复杂思考、西方文本在中国本土语境中产生的新意涵以及由此表现出来的译介者本人的能动性。梅光迪追求的“真理”与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有密切关联,但无法直接画等号。白璧德努力将新人文主义与宗教相区别,而梅光迪却径往“儒教”形态跃进。造成差异的原因是二人面临不同的世界和困境,即白璧德着眼于世界文化,而梅光迪注重中国文化。作为学衡派舵手,梅光迪虽受惠于新人文主义,并借由“人文精神”横跨中西,使其理论具备“现代”和“国际”性质,但却蕴藏了超越新人文主义的潜能,沿着原有的中国传统文化脉络,生长出更多的可能性。这对于建构中国式现代化文学思想,也极富启发性意义。     

激进还是保守：重评“五四”

20世纪80年代末期以来,随着文化上的新保守主义的风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价值受到一部分学者的质疑。分别出于新启蒙主义和新保守主义文化立场的学者,围绕对"五四"的历史价值评判,各执一端,针锋相对地对20世纪中国的激进与保守两股文化思潮的历史功过进行了阐发。对"五四"的重评,包含了学术界诊断中国历史文化症结和引导当下文化走向的强烈诉求;体现了在全球化时代,学术界对如何化解启蒙与保守、西化与民族化之间的间隔,寻求中国式现代化之路的意见分歧。     

“五四”文化启蒙的现代性关怀

本文拟通过从康德到福柯对启蒙的连续性解读，展现启蒙的现代性维度－－一种批判的态度，“五四”文化启蒙正是西方文化启蒙与中国启蒙传统相融合的产物，表征着“五四”精神。但现代中国的启蒙由于救亡 图存的现实社会需要又表现出自身的缺憾。而启蒙的现代性不仅为我们理性地认识“五四”，更为我国超越“五四”提供了理论资源。     

试谈20世纪中国“现代”文学的“近代性”

无论是文学理论的倡导还是在文学创作实践,20世纪的中国文学都仅仅只具有西方近代文学的特征,而并未营造出真正成熟的现代文学形态,也缺乏现代文学生长发育的文化环境与现实土壤。目前,我们正处于一个文化转型的变革时代,需要有强劲的人文精神做坚实的基础,与其急切的将2泄纪中国文学与西方现代文学甚至后现代文学对接。不如打稳人文主义启蒙文学的基础。唯此,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文学。才能产生在21世纪。     

“启蒙”概念东渐之失及其方法论批判

中国“启蒙”概念自近代以来增添了西方文化内涵,而问题在于,近代中国的启蒙运动不自觉地将西方“启蒙”作了实用解读。通过对中西“启蒙”概念的语义分析,在比较视域下呈现中西“启蒙”概念的差异及其在中国近代以来历史运用过程中走入的误区,强调当代中国应对传统文化中启蒙资源的向善内涵、当代启蒙主体的把握以及启蒙思维方式的转换问题上予以重视。     

现代性的救赎——论中国新文学人文主义倾向的文学样态

面对20世纪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巨大变革,中国社会一方面要面临传统文化的失却所带来的民族文化心理与精神危机,更要同时面对现代文明所造成的人的生存与精神状态的异化。因此,启蒙主义文化变革一登上历史舞台就激起了人文主义思潮对其极端性的补偿与救赎。并且,这种人文主义倾向一直流脉不断,在文化与文学场域的边缘,艰难、寂寞地制衡着主流文化的话语霸权。在20世纪历史现代转型的复杂历史语境之中,很多作家都产生了人文性的自觉,从而抵抗历史功利性发展对社会现实和人的生存状态产生的异化。因此,新文学中呈现出了丰富、斑斓的人文主义倾向的文学样态。新文学的人文主义倾向可分成六个范畴,通过对典型作家作品的文本细读,可以剖析不同的人文主义文学样态在面对不同的历史价值维度缺失时所彰显出的救赎向度。     

胡适与“学衡派”：现代性的两种范式

20 世纪的中国现代文艺批评往往成为不同现代性范式相互争辩的一个重要场地。胡适等人以＂中国的文艺复兴＂、＂人文主义运动＂来界定自己发起的这场文学改革运动,但是这种自我期许并未得到学衡派的认同,学衡派认为胡、陈等人的运动秉承的是卢梭开启的浪漫主义传统,恰恰是对人文主义精神的颠覆。＂文白之争＂鲜明地凸显了双方所秉持的不同的现代性范式的差异性。胡适等人的白话文理论对语言持一种完全的工具性的理解,力图将白话文打造成为一个全民通用的、书面语与口语一致的民族语言系统,即＂国语＂,这个＂国语＂在胡适们的心目中,既是现代民族国家的标志与指标,也是推动国家工业化的重要工具。可以认为,胡适等人的＂文学革命＂运动是一场以国家工业化为追求目标的现代化运动,其秉持的基本文化精神乃是启蒙理性。而在学衡派那里,语言是艺术世界的构成物,也是特定文化习尚的表征,文言语体以及传统文学体式则是民族人文传统的一种积淀,在他们看来,这种人文传统与西方人文主义精神传统都是具有普世价值的人类文化的典范,因而他们力图维持这种人文传统的连续性,这恰恰体现出文艺复兴时期的西方现代性范式的某种特征。因此,尽管两方的立场看似争锋相对,但是,实际上双方都秉持着源自西方的现代性范式,而由于西方现代性范式自身的多元性,也使得中国的现代性也呈现出一种多元的格局,并在此后构成了中国现代性格局自身的紧张状态。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九五”重点课题《中国传统文化与高等教育》出版

由顾冠华和沈广斌合著的《中国传统文化与高等教育》一书最近由海洋出版社出版。该书是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九五”重点课题,由著名教育学家鲁洁教授作序。全书从文化与高等教育之本质特征及相互关系出发,分别从观念层面、制度层面、操作层面等方面深入探讨了中国传统文化和教育的特点与优劣,研究了中国传统文化对我国当代高等教育的借鉴意义以及两者间内在的互动功效,对继承优秀传统文化、推动我国高等教育现代化进程,具有较好的参考指导价值。本书是比较全面系统地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与高等教育”的少数专著之一。全书视野开阔,视角新颖,纵…     

吴宓与新人文主义

吴宓是新人文主义的一位信徒,他受到了白璧德极为深刻的影响.此文详细梳理了吴宓对新人文主义的译介,并从文化观、文学观两个角度深入探讨了吴宓与新人文主义之间的关系.在文化观上,吴宓主张构造中国的新文化运动,必须兼取中西文明之精华,使之熔铸贯通.在文学观上,吴宓主张应该学习西方的现实主义,激烈批评浪漫主义;文学创作应该吸取优良的传统,而不能完全反叛旧有之传统.他的这些思想的渊源就是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     

大学:源于人文的追求——古希腊罗马高等教育人文主义传统探究

现代大学的前身是欧洲中世纪大学,中世纪大学的诞生与发展离不开古希腊罗马文化及高等教育的人文主义传统,而人文主义乃源于古希腊罗马文明以教育为本的思想。从历史的视角深入探讨古希腊罗马高等教育中所蕴含的深刻的人文主义精神和思想,在高等教育日益实用化和功利化的当今背景下,在帮助人们理解当代大学在价值选择上的矛盾和困惑以及促发人们重新思考高等教育的性质与功能等方面是有裨益的。     

论唐君毅的文化观

唐君毅是现代著名的哲学家,也是现代新儒家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他以阐释儒家学说之思想价值为己任,尤其重视中囱文化中的人文主义精神。他高扬起人文主义的旗帜,以批判的态度重新审视中国的传统文化,肯定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寻求中国传统文化之现代转换的最佳途径,这对于克服民族虚无主义,妥善地解决传统与现代、中学与西学、冲突与融合等方面的矛盾,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文化体系,无疑具有深刻的启迪意义和借鉴意义。     

论文艺复兴时期欧洲高等教育发展的文化选择

高等教育发展与文化选择具有内在的必然联系。在欧洲文艺复兴的特定历史时期,以经院哲学为主要特征的宗教文化越来越阻碍高等教育的发展,人文主义文化成为欧洲高等教育发展文化选择主要内容。贬抑神性,高扬人性的人文主义文化逐渐渗透到了欧洲各大学并促进了欧洲高等教育的进一步发展。在文艺复兴时期,选择人文主义文化作为发展的主导文化模式是欧洲高等教育发展进程中的必然。     

“美育代宗教”的启蒙意义

中国现代美学在中国现代思想启蒙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上世纪20年代前后,蔡元培提出“以美育代宗教“的命题,引发了随后学界美学与宗教之关系的讨论。这场讨论深入到美学与新文化运动之关系,检讨了新文化运动的科学理性偏颇,探讨了美感的培育对于新文化建构的重要性,其中所欲表达的情感启蒙,构成中国现代思想启蒙的另一重要方面。     

"共通感"概念对精神科学自我认识的重要意义

19世纪的西方,经历过文艺复兴和启蒙思潮的冲击,人们逐渐开始关注于精神科学,并进而发现精神科学与自然科学有着本质上的差异.伽达默尔承袭了新康德主义者赫尔姆霍茨的思路,试图从人文主义传统中寻找到一条使精神科学更好地到达自身之途径,因此必须首先考察几个人文主义的主导概念--教化、共通感、判断力和趣味.对共通感概念的考察有助于从历史的、传统的人文主义的角度去审视现代精神科学的走向.     

再评王希杰的修辞学思想——兼评“三一语言学”的人文主义精神

通过阐释"三一语言学"的修辞观和人文主义的关系,具体分析了"四个世界"和"得体性原则"所包含的丰富的人文主义精神.这种人文主义精神既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承袭,又是对当代语言学研究和修辞学研究的推进,它揭示了语言和文化、语言和民族精神、语言和人格、语言和价值观之间的关系.语言结构与非理性思维有同构关系.     

同归殊途: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路径之比较与启示——以萧萐父和现代新儒家为核心

萧先生根本的学术追求,是通过掘发船山哲学所代表的中国哲学早期启蒙的现代价值,探究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的源头活水,促进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其船山哲学研究依此方得其恰切理解。萧先生促进中国传统哲学与文化现代化的努力,与现代新儒家经由"返本开新"以焕发中国文化的生命力、从而在新的时代担负其新的使命,二者可谓殊途同归。比较萧先生与现代新儒家于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具体途径的不同看法,反思其中的异同和所以异同的根据,对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的事业颇有启发,值得深入研究。     

20世纪欧洲的人文主义教育辩论与中国的“科玄论战”

人文主义教育是西方自古希腊以来源远流长的一个文化传统．但是伴随着近代民族国家的形成以及工业革命的推进,这一传统受到了挑战。20世纪以来,欧洲学界围绕着人文与科学两大主题发生了一些激烈辩论。分析英国学者斯诺的“两种文化”命题所引发的对传统人文主义教育的批判．以及德国学者斯洛特戴克与法兰克福学派之间的人文主义文化伦理之争,并似此为参照比较我国民国时期著名的“科玄论战”,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在多元文化的社会中,应当避免把人文主义教育或者科学主义教育当作一种单一的规训文化来看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