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中3个亲日官僚的历史结局

1919年5月4日,北京13所学校的3千多名学生冲破军警阻挠,云集天安门。他们打出“还我青岛”、“收回山东权利”、“拒绝在巴黎和会上签字”、“废除二十一条”等口号,要求惩办亲日派官僚曹汝霖、陆宗舆和章宗祥,反帝反封建的“五四”爱国运动爆发。6月10日,北洋政府被迫将曹汝霖、陆宗舆和章宗祥三人免职。     

“五四”大潮中的周恩来与南开

1919年4月底。周恩来从日本乘船回到天津。他得知南开学校要创办大学部的消息后，决定“返国图他兴”的。 周恩来回来不久。北京爆发了五四反帝爱国运动。天津最先起来响应和声援北京爱国运动，各中等以上学校成立了“天津学生联合会”以直隶女师为主成立了“女界爱国同志会”．一场轰轰烈烈的反帝爱国运动在天津迅速开展起来。     

陈独秀与“五四”运动

陈独秀字仲甫,1879年出生于安徽怀宁（今属安庆市）。1913年陈独秀参加了讨伐袁世凯的“二次革命”,失败后被捕入狱。1914年,陈独秀出狱后到达日本,帮助章士钊创办《甲寅》杂志。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并主编《青年》杂志（一年后改名《新青年》）,1917年初被聘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     

严肃认真写好明天的历史——今天的新闻——谈“五四”运动与新闻改革

九十年前，“五四”运动的狂飙，横扫当时新闻界的种种弊端，展开了一场空前规模的新闻变革，它以热情宣传马列主义和紧密配合现实斗争为标志，从内容到形式都进行了大胆的革新。这些有益的经验和光荣的传统，对于深化今天的新闻改革，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寻找五四的灵魂——五四：知识分子的自治运动

“火烧曹宅”是五四运动中轰轰烈烈的一幕,它揭开了整个五四运动的序幕。罢课,罢市,罢工。抵制日货以及新式知识分子的种种社会和政治活动,使“五四”之年成为一个意蕴丰富的历史切片,而“五四”所呈现出来的种种话题,至今仍有历史回响。     

“五四”运动中的湖北革命先驱

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从1919年5月4日起,历时56天。湖北在“五四”运动中与全国相呼应,产生了刘仁静、闻一多、包惠僧、恽代英、林育南、董必武、陈潭秋、施洋等一批革命先驱,代表着湖北人民的觉醒和崛起。     

张静庐和“五四”“五卅”运动

张静庐不仅是位出版家,他关心国事, 还是一位杰出的社会活动家。1919年,北京爆发“五四”运动,他在浙江镇海家乡听到这个消息,不禁热血沸腾,用他自己的话说, 要冲破樊笼,冲破自我,创造新生命。他立即赶到上海,参加了救国十人团联合总会。这时,上海为响应“五四”,在6月3日发动商人罢市、学生罢课、工人罢工的运动。“六三”运动后又有反对西原借款、取消四路合同、罢免段祺瑞、解散安福系武力边防军, 号召工商学界推举代表入京请愿。     

“五四”传播生态与中国新闻职业主义启蒙

传播生态作为一个舶来的学术词语,它的含义历来有不同的解释,但大致可以理解为,将生态学的某些原理与方法应用于传播学研究。它“关注的是与人的生存相关的动态变化的媒介环境,媒介对人的作用、作用过程方式,特别是人类如何限制、控制、修整对媒介的使用,以维护、保持一种健康的平衡的媒介环境,使人与媒介、媒介与人之间保持一种和谐互动的良性关系”。啭播从来都不是在理想的纯粹的条件下发展的,各种社会要素最终构成了传播的环境,这种环境就是传播生态;与之相关的有多种因素,     

回到1919 “五四”那年的中国社会图景——五四之幕如何开启？

90年来,对于“五四”的纪念与表述,大多停留在意识形态的论争,极少有学者愿意从社会层面去认知那个时代的精神遗存。原本内蕴丰厚,值得再三解读的所谓“五四精神”,多年以来,被简略在爱国与卖国的二元表达之间。“五四”不仅仅是德先生、赛先生、费小姐的粉墨登场,“五四”也不仅仅是一曲简单的爱国主义赞歌。“五四”之复杂,如同一个热闹的舞台,也如同一个各种新思潮和新主义的试验地。文学革命、学生运动、罢市罢工、抵制日货以及新式知识分子的种种社会和政治活动,使“五四”之年成为一个意蕴丰富的历史切片,而“五四”所呈现出来的种种话题,至今仍有历史回响。     

"思想是颤动于狱中"——1920年周恩来在津被捕的日子

"五四"运动爆发后,天津爱国青年学生迅速响应,从1919年5月5日开始,南开大学、北洋大学等学校的学生纷纷走出校门,集会演讲.游行示威,声援北京学生的正义斗争,22岁的周恩来一从日本回国就立即投入了这场轰轰烈烈的斗争.     

茅盾眼中的“五四”与“新文学”——以《中国新文学大系·现代小说导论（一）》为中心

《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一个十年：1917-1927》对于中国现代文学影响深远。本文选取茅盾的《现代小说导论（一）》作为考察的中心,兼顾他的其他文学评论具体分析茅盾叙述、规划中的“五四”与“新文学”,并评述茅盾的遗产对于今日文学批评的启示。     

“五四”研究的新视角——评杨念群《“五四”九十周年祭》

杨念群从新的视野,从长时段角度,针对不同地域、不同时空的差异性,以主题话语转换为核心,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复杂而立体的＂五四＂形象,从根本上,他不是摧毁前人建立的＂五四＂,而是丰富了其精神内涵。     

“五四”时期妇女刊物的特色

“五四”新化运动时期，伴随着各种新思想的产生，各类期刊也如雨后春笋般地在国内涌现出来。由于女性解放一直是五四新化运动的一个重要主题，所以在众多的期刊当中，女性期刊尤为惹人注目。当时的妇女刊物主要有1920年1月1日创刊于上海的《新妇女》、1920年5月1日创刊于苏州的《妇女评论》、1920年5月4日创刊于上海的《解放画报》、1921年创刊于上海的《妇女声》半月刊、1921年8月3日创刊的《妇女评论》（上海民国日报副刊）以及1923年8月29日创刊的《妇女周报》（上海民国日报副刊）等等，这些刊物大都是在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之后创办的。它们均以宣传妇女解放为宗旨，广泛报道国内外的妇女解放运动，     

“五四”作家的编辑实践与理念及其当代启示

“五四”时期的报刊市场所面临的激烈竞争与当今时代颇为相似,因此,“五四”作家们主办报刊取得成功的经验及他们在编辑实践中所坚持的理念,不仅在当时具有强烈的时代性和示范意义,对于今天的我们尤其具有借鉴意义和启示意义。     

民国“简体字运动”的理论建构与历史影响

民国"简体字运动"针对汉字简化的必要性、汉字简化的方法、汉字简化与文字改革的关系、简体字的法定地位、简体字的历史来源等问题进行了全面的探讨与论争,系统的理论建构为简体字的社会推行提供了智力支撑,有力促进了文字改革的历程。     

从日文档案看“岩井机关”与“兴亚建国运动”始末

长期以来，笔在北京图书馆从事日档案的整理工作，发现这批档案中不仅有至今在日本也收藏甚少的兴亚院驻华机构的档案，更重要的有大量的上海日本总领事馆特别调查班(照当时的习惯称呼，以下简称“特调班”)的档案献。特调班是沦陷时期于1938年4月成立的日本针对重庆国民政府的情报机关，即岩井机关。该机关得名于机关创建以来的负责人岩井英一，他是一个中国通，汉语流利，曾数次被派任驻渝蓉日本领事机构的外交官。要想将该特调班的性质和工作内容讲清楚，恐怕要写一部厚厚的书。     

从“大片”到“后大片”——中国电影的“七年之痒”

文章梳理了中国电影大片的7年流变,分析了成败得失,认为当下中国电影进入了"后大片"时代。合理的产业结构、主流形象的优化、资本与文化的接轨是"后大片"时代必须直面的问题。     

再论“文件运动回流”——与仇壮丽同志商榷

关于文件运动回流的问题,首先是由我国档案学者何嘉荪教授提出的,他对文件运动理论的研究投入了相当的热情,也取得了丰富的成果,但笔者对他在<档案学通讯>2000年第3期上发表的文章<论文件运动的特殊形式>,存有一些不同的看法,于是,笔者撰写了<文件运动跳跃与回流的几个疑点>一文,发表在<档案学通讯>2001年第3期上.之后,<北京档案>2002年第2期又发表了仇壮丽同志撰写的文章<关于文件运动"回流"形式的两点看法>(以下简称仇文),笔者拜读之后也有一些不同看法,现撰写此文与仇壮丽同志商榷.     

“电光影戏”的变迁与超越——“国片复兴”运动与中国电影公共领域的萌芽和发展

文章描绘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民族电影向公共领域的萌芽与成长图景。尽管电影技术是以商业营利和娱乐大众的面孔自西方引入中国,但20世纪20年代的民族电影业发展,包括早期一批宣扬封建道德观念的影片的"爆红",让国民政府与社会人士都看到了电影远胜于其他载体的传播功能。这成为社会各方面力量逐步介入电影,并对电影实施渗透、参与和控制的基础。在这种情况下,罗明佑的从影实践以及"国片复兴"运动将电影剥离强势的商业话语势力和根深蒂固的封建教化传统,建构其作为社会公共领域的萌芽形态。由此,中国电影逐渐跨越商业资本话语,不断地介入公共事务,持续地制造公共舆论,孕育出它作为公共领域的特征与功能。     

“五·二〇”学生运动发展及影响——基于南京市博物馆馆藏档案的研究

解放战争时期的“五·二〇”学生运动,是青年学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与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斗争、配合人民解放军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第二条战线”。运动中青年学生所展现的爱国主义精神与革命气概,谱写了一部波澜壮阔的中国学生革命运动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