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和谐论与艺术

和谐思维对中国的艺术一直有着深刻影响,它直接制约和支配着民族传统的审美情趣。音乐作为艺术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其表现方式种类繁多却有着共同的本质,那就是它是某种音高对比关系的和谐表达。《周易》作为中华文明的主要源头,蕴涵着极其丰富而深刻的和谐思想,对中华文明演进的影响深远。《周易》的和谐思想贯穿于诸多相关学科,其阴阳和谐思维对中国文化、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影响广泛而深刻。因而,与其说音乐艺术契合《周易》和谐论思想,不如说音乐艺术的产生和发展直接受到《周易》和谐论思想的影响。认识这一点有助于我们通过对音乐艺术本质的把握去实现音乐艺术的创新和发展。     

关于"思想道德修养"课贯彻《讲话》精神的教学建议

一、关于当代大学生的历史使命与成才目标《讲话》指明了大学生担负着民族复兴的伟大历史使命 ,同时指明了大学生全面素质建设的方向和目标 ,是大学生健康成长的指针。这是近年来江泽民同志关于当代青年成才目标阐述的继续和发展。１ 《讲话》指明了再经过五十年的奋斗胜利完成民族复兴的伟大历史使命。《讲话》指出 ,从１９世纪中叶到２０世纪中叶的一百年间 ,中国人民的一切奋斗 ,都是为了实现祖国的独立和民族的解放 ,彻底结束民族屈辱的历史。这个历史伟业 ,我们已经完成了。从２０世纪中叶到２１世纪中叶的一百年间 ,中国人民的一切奋…     

论《周易》哲学的基本精神

《周易》哲学是塑造中华文明的思想基础。它所体现的宇宙生成的“大极”学说、“阴阳和合”的辩证法则、“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念,和“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民族精神,对我国古代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至今仍闪耀着熠熠的光辉,成为中华民族的瑰宝。特别是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想的今天,《周易》哲学的基本精神,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初中历史教学厚植爱国主义情怀的策略

<正>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201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指出,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正处于关键时期。新时代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对于振奋民族精神、凝聚全民族力量,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论梁启超《新民说》的国家主义倾向

在《新民说》中,梁启超将国家衰败的原因归结为国民人格中的劣根性,致力于国民人格的改造和重塑.梁启超受日本民族主义精神和伯伦知理“国家主义”思想的影响,强调新民必须以爱国、利国为主要人格特征,赋予新民浓厚的国家主义色彩.《新民说》堪称中国20世纪初的“人权宣言”,它在中国近代思想启蒙和道德革命历程中有着不可磨灭的影响.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纪念新中国成立60周年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有着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理论准备和理论指导。从总体上讲,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它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事业和实现民族复兴的伟业融为一体,反映了当代世界和中国的发展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的新要求,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大旗帜。新中国成立60年来的历史证明,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是实现民族复兴、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社会和谐的根本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是引领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伟大旗帜。     

试论民族地区实施素质教育的制约因素及改革对策

民族地区的素质教育关系到中华民族的整体素质,关系到中国的未来和发展,对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将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针对我国民族地区素质教育中存在的问题,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加快民族地区素质教育的改革步伐,对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     

民族复兴与大学文化

一在21世纪,我国已进入一个前人梦寐以求的历史时期,这就是民族复兴的时刻。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的全面发展,缺一不可。经济上的贫困,无力支撑一个民族的发展;只有经济富有,没有文化和政治与之协调发展,也无法推进民族的复兴,而文化的复兴,可以为民族复兴提供精神支柱和民族凝聚力。文化的核心是价值观念,反映民族的内在特质和精神,没有文化复兴,就没有民族复兴的资源。文化复兴不能理解为向我国古代汉、唐文化的回归,而是超越汉、唐的文化升华。这种升华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对民族优秀文化的继承和发展;二是对全人类优…     

民族伦理道德在中国文化中的体现

民族伦理道德作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中华民族的延绵发展 ,对中国历史上不同民族间的融合 ,对中国人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的确立 ,对我们民族心理和民族性格的形成 ,都曾起过十分巨大的作用和影响。中国文化与民族伦理道德紧密结合 ,造就了中国文化的丰富内涵和独具特色的持久魅力。在新的世纪实现中华民族精神伟大复兴的时候 ,探讨中国民族伦理道德的特征及其对民族精神的影响 ,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和作用。     

合唱曲《走向复兴》的指挥设计

合唱作为一种音乐艺术门类,在音乐表演领域具有重要意义。《走向复兴》是一首混声合唱作品。它是以民族复兴为主题的歌曲,表达出中国人民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理想的愿望,这首歌迎合了时代背景所需,能激发起人民群众对建设祖国美好未来的一种信念。探索该曲的指挥艺术,有着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孝经》与中国国民性格养成之解读

《孝经》是儒家十三经之一,虽然字数是其中最少的一篇,但自其问世以来,《孝经》所倡导的孝道观就对中国国民人格修养、伦理道德等的形成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逐渐渗透到中国国民的灵魂和血液之中,并铸就了中国国民尊老爱幼、宽厚仁慈、重礼守法、尊君爱国等鲜明的民族性格特点;但《孝经》一味地提倡尚古守旧、泯灭个人权利的思想也对民族性格的养成产生了不利的一面。     

论人之个体精神在《周易》中的削弱

《周易》是中国精神文化之源泉。在当前中国正在建设现代化、西方发达国家进入后现代化阶段的背景下,研究《周易》对于解决中国当下问题和应对西方文化逼迫的意义,即“现代化”或“现代性”与《周易》的关系问题,对当前社会的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由于现代性的根本是“第一实体”即人之个体精神,所以文章研究的重点是《周易》与人之个体精神的关系问题。     

从《东坡易传》看苏轼的理想人格

从《东坡易传》中最主要的几个概念———“性”、“命”、“道”以及它们彼此之间关系,可以得出苏轼终其一生所追求的理想人格的内涵———具有终极视域的、与“道”相合的境界。这一境界是苏轼所创造的文化世界的出发点和归宿。     

论当代流行音乐与民族民间音乐的关系

中国当代流行音乐作为当代中国人一种心理情感的表现方式具有民族性．民族民间音乐是流行音乐创作的源泉;流行音乐创作在追求艺术的民族性的同时也要兼顾时代性。优秀的中国当代流行音乐对民族民间音乐的吸收、借鉴表现出鲜明的地域色彩和丰富多彩的多民族特色。经典的流行音乐成功地对民族民间音乐的借用、改编、化用,使其焕发出时代的生命力。     

汉、傣、哈尼、基诺学生性格发展比较研究

采用《中小学生12种性格因素量表》对云南西双版纳州汉族、傣族、哈尼族和基诺族623名中小学生进行调查研究,结果发现:(1)版纳学生部分性格因素得分与全国常模有一定差异;(2)性格因素总体上随年级的上升而发展;(3)不同民族学生性格的发展既有同步性也有非同步性;(4)少数民族学生性格发展存在显著性别差异。     

论《周易》语言观及其对古典文论的影响

《周易》讨论语言问题,虽然往往是零散的,但其涉及语言问题方方面面,如语言功用的两面性,言语表达应该持有"诚"、"信"、"慎"等正确态度,言语表达实践中应该讲究"言有物"、"言有序"、"辞文",言语表达基本方式是象征地言说。由于中国古典文论有"宗经"传统,因而《周易》语言学思想对其影响深远,尤其是"修辞立其诚"、"辞文"、"立象以尽意"等思想,影响更为显著。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民族特色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民族特色就是理论形态具有民族性,既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又是＂带着中国的特性＂的马克思主义,植根于中国的土壤之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民族特色的形式是与民族语言相融合,提高民族认同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民族特色的内容是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提高国情符合度。     

佤族中学生英语学习与民族认同的关系初探

文章采取整体抽样的方法,随机抽取了云南省沧源佤族自治县125名佤族中学生作为被试,分析佤族中学生英语学习与民族认同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1）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显示,佤族中学生的本民族认同和中华民族认同的均值得分都高于3.0,整体上处于良好状态,但佤族中学生对本民族的认同度明显高于对中华民族的认同;（2）佤族中学生的学习成绩在本民族认同方面达到了统计上的显著性,但在中华民族认同方面没有显著性差异;（3）从民族认同的三个维度来看,英语成绩在本民族归属感、本民族文化两方面均达到了统计上的显著性,而与本民族社会认同、中华民族归属感、中华民族文化认同和中华民族社会认同之间不存在显著的相关性。     

试论《墨子》和《周易》的节俭思想

《墨子》和《周易》都是我国古代重要的文献典籍,包含有十分丰厚的思想内容。《墨子》有“俭节则昌,淫佚则亡”之论。《周易》蕴涵了丰富的节俭思想,如有“俭德辟难”的训导,还专设了一个《节》卦,很重视节俭。《周易.节》是墨家节俭、节用、节财思想的最早源头,这一点,无论从卦辞,还是爻辞上都可得到说明。中国古代节俭思想中的许多内容,都可以在《墨子》和《周易》中找到蛛丝马迹,尤其是尚节、尚用、兴利等,在《墨子》、《周易》中皆可见其端绪。     

个性、族性与群性--1917-1937年间现代汉语文论的三种话语方式

1917—1937年间,现代汉语文论话语主体在个性追求与族性意识两者之间的认同与取舍,显得异常复杂。反映话语主体复杂心态和两难选择的个性话语与族性话语方式,并非处于纯粹二元对立的关系之中,族性话语仍然体现出鲜明的个性特征,个性话语则嵌入了大量族性话语的因素。两种话语既互相制约、又互相促进。而群性话语方式,既是培育个性话语的园地,又是禁锢个性话语的围城,既是个性话语向族性话语延伸的可靠据点,又是抵挡族性话语入侵个性话语的坚实保垒,同样具有微妙而复杂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