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蒙商对呼和浩特的影响——以大盛魁商号为例

从清朝以来，在内蒙古西部商贸中心归化城（呼和浩特市旧城），有一家闻名遐迩的商号－－大盛魁。它是清代至民国初年北方规膜最大、历史最悠久、营业范围遍布内外蒙古广袤草原的旅蒙商。大盛魁商号的历史是旅蒙商历史的缩影；由于设柜在归化城，亦对呼和浩特的政治、经济产生过重要的影响；并在呼和浩特贸易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本文以大盛魁商号为...     

浅析明清时期旅蒙商发展的历史条件

旅蒙商最初是由一个个肩挑货担、周游蒙境的贩夫走卒发端,其规模和贸易行为都不足以称之为商帮和族群.由于明朝统治者对"封禁"政策的严持,旅蒙商人没有在此时期得到较大规模的发展.迨至清初,清朝统治者基于政治上的考量,开始放松边禁政策,并在边镇开设"马市".俟多伦诺尔会盟后,迫切希望进入蒙境经商的旅蒙商人才正式得到发展的契机.     

试析旅蒙商业的宏观经营

旅蒙商人的经营之道向为世人所重视和称道。清初出现的这种商业现象，是清朝征服蒙古诸部实现全国和平统一形势下的新生事物，也是内地膨胀了的商业资本在蒙古地区的延伸。它独特的经营管理，在客观上大大地推动了蒙汉民族贸易的发展与繁荣，对于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本文拟从宏观角度探讨其经营特色，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或许会对今天改革开放形势下的民族贸易有所裨益。     

清代北方边疆建置研究——以蒙古地区扎萨克制度为中心

当前民族大融合的建置体系,得益于清朝在边疆地区设置的具有民族特色的建置,包括蒙古地区的扎萨克制度。清政府通过扎萨克制度将蒙古各部分为内扎萨克蒙古及外扎萨克蒙古等。扎萨克制度的实行,使清政府加强了对蒙古各部的有效统治,迎合了清政府加强中央集权的需要,使蒙古各部成为抵御沙俄入侵的屏障,维护了清朝北方边疆的安全。     

腾冲华侨艺文发展史略

腾冲为古滇缅贸易集散之地，居民多由随军而至腾；腾人是中缅贸易的媒介，翻译、“通事”居多；腾冲旅缅社团较多，促成了腾冲艺文的发展。华侨艺文明季勃兴，清季兴盛，“民国”灿烂辉煌。腾冲艺文，明天将会更兴旺发达。     

试论蒙古势力与达赖喇嘛的西藏政教合一政权

达赖喇嘛活佛转世系统,从最初的藏传佛教格鲁派活佛转世系统之一,到后来却发展成为整个藏区地位最高的活佛转世系统,成为西藏政教合一政权中的最高领袖,在这个转变过程中,有两位蒙古历史人物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蒙古土默特部首领俺答汗赐索南嘉措达赖喇嘛这个封号,使格鲁派活佛世系开始有了达赖这个尊号;硕特部首领固始汗扶助五世达赖喇嘛建立甘丹颇章政权,使达赖喇嘛及其格鲁派从此有了属于自己的政权,确保了达赖喇嘛活佛系统在西藏的长期统治地位。格鲁派与蒙古军事势力的联盟,又为达赖喇嘛活佛系统与清朝中央政府进一步建立关系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并全面推动西藏地方政府纳入清朝统治的历史进程。     

论乾隆朝的蒙古政策

乾隆朝的蒙古政策很好地透视了盛世下清廷的藩部政策。乾隆在继承前任统治者对蒙古治理经验的基础上积极发展着自己的治理策略,通过经济、政治、宗教、司法等多种政策加强了对蒙古各部的统治。通过这些新旧政策的运用,促进了各民族的融合。然而乾隆朝的民族政策又有很大局限性,它不仅常常陷入客观上促进民族融合而主观上又阻碍民族融合的矛盾之中,在主观上囿于清朝自定的“天下”范围之内,而对外无所作为。     

清末蒙古族教育

清朝入关后,为了防止强悍勇猛的蒙古民族发展成威胁大清帝国封建统治的肘腋之患,除在政治上继续采取使蒙古各部都互不统属、彼此孤立的编旗设盟的政策之外,又在文化教育上利用黄教愚弄蒙古民族.竭力阻止蒙古族文化向前发展。纵观清朝一代制定的统治蒙古的《理藩院则例》,可谓事无巨细,都有详细的明文规定,但对教育一项却独付阙如,不置一词。清廷虽然在京城和地方设置了一些蒙古和八旗官学,但其目的并非想使蒙古民族均沾文化教育的雨露,而是培养为清统治者效犬马之劳的译员和官吏。在清一代,蒙古族的主要教育机构是旗札萨克衙门,但这里同样是培植替清王朝统治蒙古族人民的奴仆的地方,况且     

土尔扈特人的东归——18世纪中俄地缘政治在其中的折射

土耳扈特是漠西厄鲁特蒙古四部之一。明代天启、崇祯年间 ,土耳扈特首领和鄂尔勒克因为与漠西蒙古的另外一部准噶尔部首领巴图尔珲台发生冲突 ,于是率领自己的 5万余帐牧民 ,西南方向迁移。在当时沙俄还没有控制的伏尔加河下游地区围猎放牧 ,形成一个独立的游牧部落。尽管如此 ,他们与天山以北的厄鲁特蒙古各部仍然保持着密切联系 ,并一直和清朝中央政府保持朝贡关系。 16 97年 ,清政府平定噶尔丹叛乱后 ,土耳扈特汗阿玉奇派诺颜和硕布等入贡庆捷 ;后来 ,策旺阿拉布坦割据新疆中断了准噶尔通往嘉峪关的贡路 ,然而 170 9年阿玉奇仍派遣使者萨…     

末代孤臣的哀鸣——清末蒙古族诗人升允简介

清朝是我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由于特殊的历史渊源和民族关系,蒙古民族在有清一代的国家政治生活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很多蒙古贵族,曾为清朝统治阶级统一中国而驰骋疆场。后来,他们或进入中央台阁,或充任封疆大吏。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一些蒙古贵族仍然同满洲贵族一起,为维护清王朝这个腐朽的大厦而竭忠效力,之死靡它。辛亥革命后,很多满洲贵族感到大势已去,甘作“贰     

清代旅蒙晋商与蒙汉经济文化交流

清代,晋商称霸商界,几乎垄断了北方边境贸易,对促进蒙汉经济文化交流作出巨大贡献.     

隆庆、万历年间明朝与蒙古右翼的互市市场

“隆庆和议”后,明朝与蒙古右翼实现了和平贸易关系。明朝在边境设立了若干市场与蒙古右翼定期进行互市贸易,其中隆庆、万历年间的市场贸易比较活跃,最具代表性。考察明蒙边境大小贸易市场的设置时间、位置、贸易对象等对于客观认识此阶段的明蒙贸易具有重要意义。     

明代海外华商经营活动探析

明代中期以后,中国人开始大规模地向海外经商和移民,其活动范围主要是日本、菲律宾群岛、印尼群岛和中南半岛的一些国家.至清初以前,上述各地华人华侨的职业以经商为主,他们凭借辛勤艰苦的劳动和敏锐超卓的商业智慧,取得了事业的成功.本文即从市场开发、商品创新、资源配置、合作关系及经营方式、经营原则等方面,对明代海外华商的经营活动作一分析探讨.     

清代中前期清廷的蒙古政策

以康熙朝为代表的清代中前期蒙古政策是研究清代宗藩体制变革的重要对象，清代中前期蒙古政策的特点在于：它在继承中国封建王朝传统宗藩体制的基础上对内藩政策实行着“中国化”的变革，实行着封建王朝“天下观”下的“中国意识”的萌芽与发展。清代中前期通过强化清中央政权对蒙古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统一”而非“一统”，加强了蒙古各部同清中央政权统治下各民族的融合。清代中前期蒙古政策的历史贡献在于：它在封建王朝的统治下，基本上完成了对内藩的“统一工程”，在很大程度上将清朝“天下观”下的内藩、属国作了很好的“内、外”之厘定，为实行“中国”由传统儒家意识下的“天下”向近代意义上的国家之转变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并且完成了对蒙古等边陲区域的统一工作。     

《扬州画舫录》与徽学——以两淮徽籍盐商为主体观照

《扬州画舫录》和徽学关系密切。侧重从两淮徽籍盐商视角考察,可知其在清代康乾时期已跃居为两淮盐商的主体,极大地推动了扬州各项事业的发展;徽人重视儒商互补,经商固本,诗礼承家,子孙后代走科举仕进道路,以至形成一些声誉远播的名门望族;受徽州深厚文化积淀沾溉的徽人及其后裔,依凭才智、能力成功融入扬州社会,涌现出一大批学者、文士、艺术家等社会名流。应当重视《扬州画舫录》与徽学的研究。     

清代翻译科与满蒙翻译人才的兴起——兼论翻译的政治性

清朝是满族在华夏大地建立的统一的多民族帝国。清统治者为了加强统治,奉行首崇满洲与结盟蒙古的策略,因此对满蒙翻译人才的培养十分重视。而清代实行的翻译科一方面成为满人的进身之阶,另一方面则为蒙古翻译人才的兴起提供了有利的平台。     

启蒙的艺术——波兰王奥古斯都二世收藏的中国外销瓷研究

17-18世纪的启蒙运动时代,大批欧洲商人、传教士赴华经商和访问,启蒙艺术的思潮也随之涌入中国,对清代初期的绘画及工艺美术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尤其是为中国瓷器提供了全新的创作视角与表现方式。本文以这一时期最为著名的东方艺术收藏家"奥古斯都二世"为切入点,通过第一手资料和文献佐证,对奥古斯都二世收藏的福建德化外销瓷展开研究,并将其置入当时的中西方语境中进行考量,既考察西方启蒙艺术思想如何影响中国古陶瓷艺术,同时也反观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启蒙运动的相互关系。     

徽商投资思想探析

徽商在明清时期的中国商界盛极一时,徽商的成功与其先进的投资思想密切相关。在投资项目的选择上,徽商重视市场信息,进行充分的市场调研。在投资范围的界定上,徽商投资十分广泛,一些利润率较高的如盐、典、茶、木等行业,徽商均有涉及。同时,徽商投资方式灵活多样,不但做到了“行商”与“坐贾”的结合,而且还进行兼营,即组合投资的方式,该投资方式具有明显的分散风险的特征。     

清水河县黑矾沟明清古瓷窑址调查

清水河县黑矾沟明清古瓷窑址群位于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清水河县。现遗存明、清古瓷窑25座,大部分保存完整。经专家认定:黑矾沟古瓷窑址群是一处保存完好的明清时期烧造瓷器的民窑作坊遗址,是我国北方民窑"磁州窑"系列在晋蒙交界处的传承与发展。该古瓷窑址群对研究明清时期北方瓷系陶瓷生产历史、发展脉络以及蒙、汉交界处人们的生活习惯、饮食文化、民族风情等诸多方面具有重要历史意义。黑矾沟明清古瓷窑需加强保护。     

明清晋商研究中几个需要思考的问题

明清晋商研究是对明清时期中国晋商进行的多角度的一系列研究。“诚信,仁义”是明清晋商的金字招牌,但诚信是无论古今及无论任何地方的商人都提倡的公序良俗,并非晋商独有。明清晋商对内部的管理强调等级制官场文化的“官僚君主制”,这种明清晋商特色的管理模式尽管对明清晋商的发展起了不可磨灭的作用,但也为明清晋商走向衰败埋下了伏笔。只有给明清晋商一个清晰、准确和基本的定位,才能为后续研究明清晋商奠定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