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伦理学历史分期新探

西方伦理学史的分期不应依据政治标准，而应依据文化标准，应依据文化标准中的哲学标准而非科学标准、艺术标准或其他标准。依据哲学标准，西方伦理学史可以被分为远古、中古、近代和现代四个时期。其远古与中古的界线是4世纪晚期5世纪早期基督教神学伦理学的形成，其中古与近代的界线是17世纪前期英国经验主义伦理学和欧陆理性主义伦理学的兴起，而其近代与现代的界线是20世纪早期英国分析伦理学派(直觉主义支派)和德国现象学价值论伦理学派的出场。历史的连续性在西方伦理学史的每两个时期之间插入了一个过渡阶段：远古与中古之间的早期基督教阶段，中古与近代之间的文艺复兴阶段，近代与现代之间的非理性主义哲学初兴阶段。     

美的质与量——析康德的批判美学

康德处在近代西方哲学发展中关键性的转折点,康德哲学调和了英国经验主义和德国的理性主义,并以其批判性著称。而其美学在西方美学史上也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是西方近代美学向现当代美学演变的转折点。作为其哲学体系的一部分,康德的美学思想不可避免地体现出批判性特征,文章从康德批判哲学出发讨论其对美的质与量的基本观点。     

神学美学视野中的现代美学困境

现代美学在当下语境中的危机很大程度上也是现代性之危机的一个表征。要认识这一危机的根源，就必须回复到美学诞生时的具体语境之中。现代美学是启蒙思想摆脱中世纪基督教意识形态运动的组成部分，但这种运动的附带结果是导致神性的失落，进而导致美学与理性主义缠夹不清。对康德美学的误读和误认，使得现代美学总是在康德的体系中摇摆，无论是审美主义还是反审美主义都是这一误解的结果。因而，若要对现代美学的困境有充分认识，回到现代美学这一命题提出的思想背景，引入神学美学的视野是必要的。     

西方理性主义的发展脉络

西方文化的理性主义特质形成于古希腊。在中世纪，西方理性主义以一种独特的形式存在于基督教之中。到了现代，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理性与信仰各以其本来的面目呈现自身，此时，理性主义的特点及其效应开始逐渐充分地展现出来。     

卢梭美学与启蒙美学关系探究

卢梭作为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的杰出思想家之一,与这场声势浩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之间存在着特殊而复杂的关系。他虽加入了启蒙阵营,但个人与时代的因素却使他成为了这个阵营中的一个不安定份子。正如在哲学上,他用“回归自然”的思想批判封建专制,指责启蒙理性,在美学上,他提出了“自然与文明对立”的美学观,以此来揭示新古典主义美学的诟病,纠正理性主义美学的偏颇,进而深刻影响了西方近代美学的发展方向。     

论基督教与欧洲近代科学的兴起

在欧洲中世纪一千多年的封建历史中，基督教会统治着思想和文化。关于基督教与科学之间的关系，长期以来，史学界存在着偏见，只强调对立、冲突的一面，而不提相互关系、影响的一面；只批评基督教阻碍科学的发展，而没有认识到基督教对近代科学的兴起曾发挥过的积极作用。     

西方理性主义文化的内在张力析

自文艺复兴以来,西方资本主义社会逐渐形成了理性主义文化模式,成为主导社会运行的内在机理和图式,并形成西方人的理性存在方式。但这种文化具有内在的文化张力,造成理性的人难以逾越的两难生存境遇,既促进人的主体性的觉醒又造成人的全面异化。其原因是古希腊文化、基督教文化和近代理性主义文化所孕育和发展的“逻各斯”精神和“努斯”精神的二元对立。在当前中国文化发展中,要反思批判当代西方理性主义文化,消解西方主义文化霸权,建构社会主义理性主义文化,积极向世界建构中国文化形象,助力中华文化走向复兴。     

浅析基督教与近代科学产生的内在关联

传统观点认为,基督教与科学是绝对对立的,近代科学在产生过程中始终受到基督教的阻碍。 但是,笔者通过分析与论证提出,基督教与近代科学产生之间不只是对立关系,二者存在内在关联,前者为后 者创造了前提条件、奠定了思想基础、提供了价值支持。     

基督教与近代科学的兴起

基督教对近代科学的兴起起过积极的作用。第一，基督教通过自然而认识上帝，把人们的注意力从内心引向外部世界，为近代实验科学的产生铺垫了道路；第二，基督教把哲学引入神学来为其信仰论证及辩护，确定了理性的地位，有利于哲学家、科学家按照理性探索真理，为近代科学思维方式的形成准备了条件；第三，基督教会兴办学校，创立修会，组织学术著作翻译等，为近代科学的产生奠定了文化基础。     

明代游赏美学研究

游赏作为文化、美学现象，在明代以独立而丰富的形态拓展了游赏视域，形成从台阁到山林、从自然到世情、从古雅到平俗的走向；它构建了独特的品味型游赏方式，产生了以“趣”为中心的游赏情调，并广泛整合了多种游赏心态而成一体；标识着从古典理性主义到近代感性主义的历程。     

生态伦理学的困境与出路

人理与物理的冲突,是确立人与自然之间伦理关系的理论障碍;西方近代理性主义的主体性哲学以及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阻断了人与自然之间建立伦理关系的通路;生命同根是在人与自然之间确立伦理关系的价值基础。要确立起人与自然之间的伦理关系,就必须彻底超越近代理性主义的主体性哲学、科学主义、功利主义和西方现代伦理学的思维框架,回归前理性的、前逻辑的、前概念的、前科学的古代自然观和建立在体悟的、情感基础上的非理性主义的伦理学。新伦理学是一种建立在人对自然的崇敬、感激、同情、关爱等情感基础上的非理性的伦理学,是一种确保人与自然之间和谐相处、亲密相依的伦理学。     

论中国古代的反基督教事件

基督教产生于公元一世纪，包括天主教、东正教和新教三个教派，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在古代中国，基督教先后四次大规模传入中国，并引起中国政府和各阶层人民的反对，对当时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迄今为止，学术界主要关注近代中国（1840-1911）基督教与中国官绅士民之间的矛盾斗争（即反洋教斗争），而对中国古代（唐朝至清朝前期）的反基督教事件很少论及。通过对比问题以分析，有助于中国古代基督教会史和社会史的研究。     

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对话--论林语堂的《信仰之旅》

林语堂作为中国近代化进程中知识分子的独特典型，在他晚年的精神自传《信仰之旅》中，描述了他“从基督徒到异教徒，再从异教徒到基督徒”的内心旅程，其中对儒、道、佛等哲学和宗教体系及其与基督教之间的相异与互通之处，多有独到的发掘与心得。本文以该书为探讨对象，结合林语堂人生和创作活动，说明中国近代知识人为什么和怎么样来面对基督教的体认以及“信仰回归”的基本主题。     

17世纪理性美学对古典主义造型艺术的影响

古典主义造型艺术受17世纪理性主义美学思想所支配,在西方艺术中构建了属于自己的充满理性意味的艺术宫殿.本文分析这一时期理性主义哲学和美学的内涵与关联、承载理性之美的艺术表达以及理性主义美学精神的后世传承,力求把握古典主义造型艺术的内在逻辑,以期对绘画、雕塑、建筑等造型艺术创作有一定的启迪.     

哈贝马斯对现代性和理性关系的探讨

哈贝马斯通过对韦伯思想的考察,阐明了现代性对宗教神学的"祛魅"和西方理性主义的内在联系.但是哈贝马斯认为无论是韦伯将理性理解为目的合理性和形式合理性,还是近代主体性哲学对自我意识的过分强调,都是片面的.哈贝马斯同时批判后现代哲学转向非理性主义.他从席勒美学中受到启发,希望通过理性的进一步启蒙和交往理性的构建来拯救现代性.     

反叛与回归--浪漫主义的历史渊源与流变初探

作为西方文学历史中的重大事件，浪漫主义运动和思潮发生在18—19世纪。在这一阶段，西方文学完成了从近代到现代的转变，这是各种社会影响和文学思想共同推动的结果。在西方现代文学诞生的各种促进力量中，浪漫主义潮流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浪漫主义既是对欧洲古代民间文学传统的回归，也是对西方近代理性主义哲学和美学传统的反叛；它上承欧洲文学的感性主义传统，下启20世纪西方现代主义的非理性特征，在一定程度上说，浪漫主义是西方现代文学的发端。     

西方近、现代主体论美学的逻辑发展──审美本体论研究系列论文之一

西方古代美学在注重客体性美学的同时,并非没有研究过审美主体。实际上,西方对主体和客体研究的历史一样古老。虽然这种研究在其后的趋向曲折复杂,但两种倾向经过德国古典美学的努力,到康德和黑格尔那里,已使感性与理性、主体与客体在唯心主义体系下统一起来。而近代以来的审美本体论,却是在反黑格尔理性主义旗帜下走向主体论美学的。但如果从总体上看,西方古代审美本体论一方面以客体为前提,另一方面则还未能形成完整的美学体系。所以历史地看待审美本体的发展,在古代和中古时代的美学中,客观论是占优势的,但在近代占优势的则是主观理论。     

湖南巡抚对晚清湖南反洋教活动的态度转变

近代湖南是反洋教最强烈的省份。湖南巡抚在处理反教案件的过程中，经历了由支持、矛盾到镇压的转变，造成这种变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也对近代湖南社会和基督教的传播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湖南巡抚对基督教的态度的变化说明晚清湖南官吏自始至终是反基督教的认识是值得重新考虑的。     

襄樊学院首届神学美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2006年9月24日至28日，由襄樊学院神学美学研究所主办、北美华人基督教学会协办的首届神学美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襄樊学院召开。在开幕式上，襄樊学院院长向显智教授、副院长朱新义教授到会祝贺。向显智院长代表襄樊学院党委、院行政热情欢迎到会的国内外专家学者，介绍了襄樊学院神学美学研究与学院重点学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建设取得的主要成绩和今后的发展方向。北美华人基督教学会会长王忠欣博士、特邀代表香港道风山基督教研究所观察员陈家富博士、《文艺报》理论部主任熊元义博士也分别在开幕式上致辞，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院长、中国人民大学基督教文化研究所所长杨慧林向会议发来了贺辞。来自美国、英国、加拿大、波兰、新加坡、日本等国家和中国大陆、港澳台等地区近50名专家学者与会，就圣经、艺术与神学美学，巴尔塔萨的神学美学思想，神学美学原理及汉语语境中的神学美学等议题，进行了深入热烈的交流讨论。国际著名神学美学家、德国杜宾根大学教授库舍尔（Karl J．Kusehel）及香港中文大学教授温伟耀教授因故未能到会，分别向会议提交了研究论文。     

基督教在近代中韩传播不同境遇的原因与启示

本文对基督教在近代中、韩传播成败的原因进行了比较研究后,指出:基督教传入朝鲜半岛之时,不但与韩国的爱国独立运动相结合,而且还与韩国本土的萨满教在上帝观念上相互认同。当以理学为基础的韩国儒学陷入困境时,基督教就成为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部分韩国人的精神支柱,从而创造了基督教传播的“奇迹”。儒学在近代中国也经历了危机,但其影响仍然很深,因此,与强权政治结合而进入中国的基督教就很难获得中国知识分子和民众的认同。基督教在近代中韩传播的不同境遇告诉人们:不同文化之间的传播和交流,不可采取把自己的文化凌驾于其他文化之上的文化霸权主义态度,强势文化要强行扮演“救世主”的角色,就会造成社会的对抗和不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