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大学中教授治校的制度化分析——从北京大学到清华大学的历史考察

教授治校是一种源自于西方的大学内部管理模式,中国的大学教育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移植、借鉴了教授治校制度。它先是由北大开始,后来在清华大学被发扬光大,清华大学的教授治校制度能够长期延续和维持,是有其特定的历史情境和内在原因的。教授治校制度直到今天仍然是大学改革的方向。     

20世纪20年代清华“教授治校”制度的形成

为后人所称道的民国时期的“教授治校”,有其行之有效的制度安排。以民国时期清华大学“教授治校”为例,教授会与评议会是其基础性组织。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在清华学校改办大学的过程中,“教授治校”制度的成立和“教授治校”管理模式的形成,有其特定的思潮引领、组织基础与人员支持。特别是留美“少壮派”作为中坚力量,在教授会与评议会成立过程与早期运行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当时,教授会与评议会代表着清华教师群体,在维护教师权益、践行“教授治校”过程中发挥了最为基础、最为核心的作用。以教授会与评议会为基础的教授治校制度,深深影响了清华二三十年代的发展。     

坚守与维护:中国现代大学之"教授治校"原则

中国在移植西方现代大学制度时,注重引入"教授治校"原则,并通过设立评议会及教授会在制度上给予保障。大学评议会及各科教授会亦为学术自由与学术独立精神之制度性保障。教授治校使大学免受教育行政部门的过分干涉,堪称中国现代大学独立之重要标志。但国民政府以提高中国大学学术水平为借口,不断将政治势力渗入现代大学之中,破坏"教授治校"原则,强化政府对高等教育的控制。这样一来,中国现代大学所追求的独立自由精神与国民政府的党化教育方针及行政干涉政策之间,始终存在着巨大的张力。如何妥善处理两者关系,成为影响中国现代大学发展的棘手问题。     

从董事会到教授会——耶鲁大学治理重心的变革与现代大学制度的探索

美国大学的法人组织不同于欧洲传统的学者社团,而是校董事会。然而,美国大学的成功,恰恰在于董事会的放权。耶鲁大学治理重心从董事会向教授会转移的历程表明,管理决策权下放,才是最大的"生产力"解放,也是学校发展的希望所在。现代大学的发展,需要大师,也需要大楼,更需要二者有机结合的现代大学制度。     

何为教授治校

教授治校的话题,近年常被人提起,但其中也有一些误解。如果从表面观察,教授治校,好像就是有教授职称的人在管理大学,如果教授治校是指这样的情况,那中国现在的大学早就是教授治校了——现在中国大学里的负责人,哪一个不是教授?哪一个不是博导?还有一种说法是过去     

从权力主体角度看“教授治校”

"教授治校"的权力主体当然是"教授","教授"是大学权力主体的表征。"教授治校"制度是对大学学术机构本质的认同,"教授治校"存在的合法性与合理性在于它客观地反映了大学作为特殊学术机构的性质和特点。"教授治校"是大学管理权力主体的归位,中国大学内部治理结构变革应当充分借鉴西方大学普遍实施的"教授治校"的管理模式,真正赋予教师在大学管理中的权力和地位。     

中国近代大学教授治校制度确立的历史考察

清政府在1904年颁布的<大学堂章程>中就产生大学教授治校制度的萌芽,中华民国所颁布的<大学令>在历史上第一次建立了大学教授治校制度,但是,直到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建立评议会和教授会制度才真正标志着我国近代大学教授治校制度的确立.     

民国时期“教授治校”体制分析——罗家伦时期的清华大学

"教授治校"是民国时期大学管理留给当下的遗产。民国时期的"教授治校",首先在蔡元培先生执掌下的北大开一代风气之先,继而在清华、南开、东南大学等诸多高校也各自大放异彩。而清华大学教授治校制度,因其实施时间持久,教授权力广泛而著称。对罗家伦时代清华大学的"教授治校"体制的演变过程进行回溯分析,对当前高校内部管理体制改革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现代大学制度框架下教授治校机制研究

近年来,随着高校内部管理体制改革的实施,教授治校作为一种民主管理思想和管理模式,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本文以教授治校机制作为研究切入点,总结梳理了教授治校的内涵,分析了我国教授治校机制的起源、发展及趋势。最后具体分析了在现代大学制度框架下教授治校存在的问题与不足,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有关对策。     

“教授治校”与“教授治学”之辨析——兼与杨兴林教授商榷

从大学的学术机构属性及管理制度需求出发,"教授治校"应成为中国大学的价值选择和制度安排。西方大学史上"教授治校"理念与管理模式的长期延续和中国大学"教授治校"的本土案例,均表明这一大学理念与制度安排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而这种生命力恰恰源于该制度的价值合法性与现实可行性。积极尝试"教授治校"的制度方案,对中国大学行政化弊病的革除和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推进而言应当大有裨益。     

教授治学,也要治校——兼论现代大学制度建设

现代大学制度的本质是一种学术组织的管理,即教授治校。教授治校意在通过大学评议会的民主决策为大学立法。完善的大学评议会制度,与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共同实现了现代大学治理的三权分立,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大学制度。     

从教授治校到教授治学：蒋梦麟对北大的改造

蔡元培执掌北大时,对北大进行了全面的民主改革,建立了一套“教授治校”制度.但在蒋梦麟出任北大校长之后,由于国内政治环境的改变和美国高等教育制度及其留学、从政经历等因素的影响,最终促成他在北大进行了从“教授治校”到“教授治学”的制度改造.     

教授治校的时代

在清华当校长不是件容易事,尤其是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因为清华的教授太"牛"。在中国,"教授治校"制度最早由蔡元培提出,而真正得到圆满贯彻却是在清华。在1922年曹云祥当校长之前,清华的学生们在1918年到1921年间,赶跑了三位校长——张煜全、罗忠诒和金邦正,     

从教授治校到教授治学的流变思辨——一种分布式领导的观点

从教授治校到教授治学的演变,国内大学似乎探索出了一条适合国情的高校治理模式,但事实上由于先天性缺陷和后天性因素的影响,教授治学缺乏长期存在的土壤和良好发展的必要条件。片面强调校长治校、教授治学（治校）无疑将西方观点生硬套用,从而将高校管理推向两个极端。走向校长—教授共治才是当下国内高校管理应当的目标与路径,它符合教师自我承诺变革的内在动因,有助于解决高校内的非配置低效率问题,这是一种分布式领导的观点。     

教授"治校":大学校长民主管理学校的理念与意义

教授"治校"是大学管理的传统,也是大学校长必须依靠的管理大学的力量.本文回顾了教授"治校"传统的形成以及教授"治校"的理论和实践,并在此基础上,讨论了教授"治校"的基本内涵以及教授"治校"理念对校长治校的影响.     

教授治学与教授治校:一个似是而非的争论

教授治学与教授治校在中国作为备受争议的一对学术概念,既存在差异又相互联系.治学与治校的合法性来源不同,治学表示学术事务的治理权,是一种知识权力;而治校则指向学术组织的治理权,是一种组织权力,二者产生关联起源于学术活动的组织化.治学与治校并不存在严格的二分,学校事务以学术事务为核心,学术治理离不开学校治理的支持,教授治学与治校本身是一个连续体,而不是对立面.无论是教授治学还是治校,其核心都是对中国大学内部治理模式的探索,旨在重建以学术权力为核心的制度框架和组织结构.     

中国近代大学“教授治校”制度的演进及其评价

中国近代大学的"教授治校"制度,孕育于清末民初,成型于五四运动前后的北京大学,普遍推行于20世纪20年代,经过不断修正一直持续到40年代末。中国近代大学的"教授治校"制度,虽然有工作效率等方面的局限性,但它有助于确立教授在大学里的主人翁地位,实现治校民主,维持学校正常秩序,卫护大学的自治和独立,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时间视角下中国现代大学制度的微观社会基础与现实构建——以教授治校为例

时间是一种惯常性的、日用而不知的存在.“教授治校”作为中国大学制度的一个核心治理机制与制度的构建,除了过去与别国经验的参照启发,理念的辨析与“应然”的清晰,具体制度文本的撰写与实施以外,断然不能忽略作为由行动者实践出的制度(practicing institution by actors)的社会性脉络与现实基础.本文引入时问的理论视角,从现代大学制度下的教授治校的微观社会基础出发,从教授的时间与压力、组织时间协调与人际时间协调对真实世界中的中国大学教授治校过程进行分析与评论,为后续研究提供新的理论视角与实证假设.     

我国大学学术权力制度演进的历史考察

综合实践活动是一门国家规定、地方管理、校本开发与实施的必修课程,自从2001年综合实践活动进入学校课程领域以来,由于种种原因,各地开设综合实践活动课的情况很不均衡。经过七年时间的洗涤、现实的冲刷和实践的检验,当最初的热情、兴奋逐渐褪去,各种争议、喧嚣渐渐淡出的时候,我们欣喜地看到来自吉林省东丰县实验小学实施综合实践活动的经验,以其深邃的课程思想和系统的运行模式,愈发显得弥足珍贵。为此本刊已连续三期介绍了该校的经验。第一期(29页)综合篇:《综合实践活动课难点如何变成亮点——访吉林省东丰县实验小学校长贾泰生》;第二期(14页)资源篇:《如何把鹿乡变成课程资源——访吉林省东丰县实验小学校长贾泰生》;第三期(8页)实践篇:《特色课程大野芳菲——吉林省东丰县实验小学实施综合实践活动纪实》。由于东丰县实验小学综合实践活动课的实践经验具有普遍的借鉴意义,尤其是在经济欠发达地区具有推广的价值,因而受到广大读者的普遍关注。那么,从中我们会得到哪些启示呢?请看本刊综合实践活动系列报道(四)反思篇……     

我国大学学术权力制度演进的历史考察

我国大学学术权力的制度发展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早期现代大学的评议会和教授会制度是学术权力发展的高峰。新中国成立后的30年里,在政府集权化管理下,大学学术权力极度萎缩。改革开放后,学术权力缓慢发展。今后,要变革大学内部治理结构,加强学术权力的制度建设。大学内部学术群体的力量以及大学外部的权力关系,是学术权力制度演进的内外制约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