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无意识:读严歌苓的长篇小说《第九个寡妇》

严歌苓的《第九个寡妇》在中国大陆出版后在评论界引起了很大反响,有人把它称之为中国当代文学不可多得的重磅之作,也有人指责其作品中所流露出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想.书中女主人公独特的历史观及其政治觉悟的缺乏表明,作家本人可能对政治不感兴趣,但是其作品却一定是某种政治理念的折射和整合.     

读严歌苓长篇小说《第九个寡妇》

华裔女作家严歌苓笔下塑造了一系列非同寻常的女性形象,其长篇小说《第九个寡妇》,又为我们展现了一个不寻常的人物——寡妇王葡萄.故事讲述的是在中国动荡的历史背下,王葡萄以其独特的个性,从容应对苦难,生活得有滋有味.本文对王葡萄的形象进行了解读.     

严歌苓《第九个寡妇》对男性叙事中心的解构

《第九个寡妇》是严歌苓颇具代表性的作品。以王葡萄的形象和诸多男性形象的鲜明对比为视角,从王葡萄形象对男性神话形象的颠覆、对男权意识中心与寡妇话语偏见的解构以及女性性欲的重构等三个部分,来探讨严歌苓文本中对男性中心叙事的消解和在已有女性文学的基础上对女性文学的自觉书写。     

向美而生的生命张力——严歌苓《小姨多鹤》读札

对小说《小姨多鹤》进行文本细读可以发现,张俭的驴性、小环的凑合、多鹤的母性都显现出强烈的生命力量,他们的生命力量不仅体现在个体身上,也融入于生活现实中,表现在苦难中、情感中、人性中。通过分析小说主要人物的生存生活经历,人物身上呈现的美丽而强烈的生命张力得以探寻。     

人性的力量——简析《小姨多鹤》中的女性形象

《小姨多鹤》是一支人性的赞歌。作品通过这六口之家里的亲情、爱情、友情,把人世间的伟大人性开掘得淋漓尽致、深刻辟透。战争如此残酷,但它在人性面前却显得不堪一击;生活固然艰难,却也不能压倒人性的力量,没有比人性更坚强的了。     

论《第九个寡妇》的民间性

严歌苓的长篇小说《第九个寡妇》一经推出,就备受青睐。小说具有浓厚的民间性,取材于民间故事,进行了民间修辞,表现出作者的民间的审美立场和价值取向：一是描写世俗琐屑的民间日常生活劳动、千姿百态的乡村风俗和文化心态;二是塑造了王葡萄能生会养、勤劳能干、无知无畏、泼辣好斗、混沌超脱这一在民间审美观照下的女性形象;三是运用生动活泼的民间生活语言,形成亲切的民间口语叙事模式。     

一个寡妇成就一部经典--《第九个寡妇》经典形象论

严歌苓的长篇小说《第九个寡妇》塑造了一个成功的寡妇形象。王葡萄作为小说的主人公,见证了一段段不安的历史。但在风雨飘摇的历史动荡中,她本着快乐的初心以生命的原始姿态活着;在分不清谁对谁错的年代,她身上散发的人性光辉令人感动;在母性情怀驱动下她对男人们的救赎,使她成为一个传奇。一个王葡萄使得《第九个寡妇》具有了普世情怀,充满了人性、人道主义的深度与广度,并成就了其在当代文学中的经典地位。     

人性·雌性·传统——严歌苓小说《第九个寡妇》的文化心理解读

严歌苓惯于以旁观者的身份冷眼讲述故事，但《第九个寡妇》却是一部充满鲜活生活气息的暖色调的小说。作者写出了在人性透视下的中国乡间仁义、保守的文化心理特征，同时对充满魅惑力量的雌性尽情讴歌与赞颂。     

用真情演绎人性的赞歌——读严歌苓小说《小姨多鹤》

严歌苓的《小姨多鹤》再次对"人性"主题进行挖掘。通过多鹤、小环和张俭三个人关系和情感的层层转变,即从小环和张俭对多鹤的同情到张俭与多鹤之间的爱情,再到他们三人在经历种种磨难之后形成的亲情的转变表现人性的升华和超越。     

《第九个寡妇》的结构主义解读

严歌苓的《第九个寡妇》一经出版便引起了学界的极大关注。研究者们多从文化批评,特别是女性主义的角度对这部作品进行阐释。其实,优秀的文本是具有极大的被解释的潜力的。文章自觉地采用结构主义思路,配合叙事学等理论和方法,试图探索出《第九个寡妇》艺术魅力形成的原因。     

"新历史小说"的叙事方式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文坛出现了一大批与传统历史小说风格迥异的“新历史小说”，在叙事视角上，它们以人性、文化等边缘化的视角取代政治视角；在叙事内容上，以边缘性人物和题材为描写重心；在叙事原则上，竭力张扬艺术虚构；在叙事态度上，由严肃庄重走向游戏与调侃；在叙事结构上，以个人化叙事代替宏大叙事。     

理解历史文学:叙事塑形与历史意识

从文史沟通的角度,把历史文学统一到追问生活意义的叙事本体论上,把握历史文学背后的历史意识取向,是理解和评价历史文学的关键。历史文学是叙事塑形艺术的一种,其基本内涵就是既占有史料又参照生活的故事新编和文学书写。历史事实本身已然逝去,"回到过去"的追踪固然可嘉,历史文学也不排斥去占有史料、辨析渊源的基本工作,但更值得注意的是历史文学的书写的立足完全在于当代生活,历史意识是历史文学得以成立的根本。当代中国历史文学的书写在历史意识和当代立场方面存在着不少缺憾,不少作品流于历史主义。     

在历史与虚构之间——《押沙龙,押沙龙》的叙事策略解读

在《押沙龙,押沙龙》中,福克纳打破了文学与历史的界限,采用了小说创作的虚构策略。在叙述层次的设置、叙述者的选择、叙述声音的迥异以及叙述的真实与否方面,充分表达了他对美国南方历史中黑人种族问题的深切关注。然而他所传递的“历史”却丧失了传统意义上的客观真实性,而凸现为新历史主义批评家所谓的“新历史”或“文本化”的历史。     

历史学家？作家？——《洪堡的礼物》的历史文本性解析

本文试图用新历史主义核心观点之——“历史文本性”的观点来解读贝娄的杰作《洪》。贝娄虚构的历史与他个人的历史在小说中的相互交融,模糊了历史与文学文本的界线,与新历史主义的“历史的文本性”有着相通之处。     

解构与建构：《故事新编》的新历史主义叙事特征

《故事新编》是带有新历史主义叙事特征的小说集,其特征有四：忠于历史精神与主体人格张扬;价值崩溃、意义消解与深度建构;古今杂糅与悖论组合;油滑写作和反讽戏仿。     

当代叙事史学法对教育史学科发展的启示

叙事史学法是历史学科最经典的记叙和研究方法,其渊源可以追溯到古文明最早的记载。纵观整个历史研究,叙事史学法经历了主导、辅助和重新复兴。叙事史学法的发展历程及其基本观点对教育史学科的发展提供了借鉴,同时也给予了当代教育史学科在学科自身、学科意义和学科方向三方面的启示。     

轻逸与沉重:当代历史小说的两种叙事

沉重是从"真"的角度看取历史,力主"真相"的浮现;轻逸则从"思"的维面,探询历史是怎样的和可能呈现的面相.轻逸较沉重而言,是"减重"式的做法,在叙事结构、叙事语言等方面,力主文本诗性、凝练、寓言化.沉重较轻逸而言,是一种"加重"的方式,作者或叙事者凭借为历史作证的勇气,直面并再现历史真实的面相,揭示过往的历史叙述如何遮蔽了真正的历史,并竭力彰显另类的历史,尤其是创伤性的历史,由此体现出鲜明的政治倾向性.     

历史的叙事性与叙事的历史性 --海登·怀特的历史诗学

海登·怀特的新主义历史诗学探讨了历史话语的转义性、叙事性、审美性以及意识形态性,拆除了传统的文史界限,瓦解了历史话语的客观性,引起了历史哲学之真理性与审美性的融合,在历史的叙事性与叙事的历史性之间建立了新的平衡.     

文学叙事与历史叙事比较的理论基点

“学”与“历史”作为两种叙事形式,其联系与区别一直引起人学的争议。本试图梳理学术史上有关学叙事与历史叙事的不同表述,旨在确立二比较的理论基点。论首先分析了“历史”概念的二重性及“历史哲学”的演进过程,在此基础上借助于对西方思想史上不同流派尤其是新历史主义学观点的回顾,探讨历史与学在叙事趣味、虚构方式上的类同及叙事特征、言说内容上的差异。作指出,学叙事与历史叙事的重合与分野,应能为学研究提供新的更为开阔的方法论视界。     

光焰与迷失:新历史小说热反思

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历史小说基本是在西方新历史主义冲击下的一场文本"狂欢"。进入新世纪,以《明朝那些事儿》为代表的新历史小说取得巨大成功,它们为历史题材的小说创作提供了新的增长点,开拓了文学的发展空间。但这些所谓的新历史小说在写作上存在着消解历史、游戏人生的不严肃态度,丧失了文学的纯粹性,在很大程度上沦为市场经济的附庸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