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法律信仰到法律信任——基于伯尔曼《法律与宗教》的思考

在面对中国社会信任度不断下滑、法律不能切实有效实施这一问题时,有的学者求助于法律信仰,有的学者则认为应当构建法律信任.法律信仰在中国语境下的解读超过了伯尔曼提出的"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的含义.伯尔曼提出的法律信仰虽然与宗教紧密相关,但是并未要求人们像信仰宗教一样虔诚地信仰法律.他主张对待法律既要投入理性,...     

中国语境下“法律信仰”的内涵——从伯尔曼的《法律与宗教》谈起

通过增加宗教的社会性和法律的神圣性因素,伯尔曼把法律与宗教联结起来。法律与宗教在欧洲的结合,不仅有着现实的、研究方法的原因,还有着更深的历史、文化基础。西方社会的法律与宗教在制度上相互影响,在观念上相互依赖——因为它们都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上。我国亦应以理性为指导,结合本国国情,重新界定法律信仰的内涵。法律信仰是法律职业者内心深处对法律制度、法律精神应有的一种理性的法律情感,其最终的目标在于创制良好的法律制度并保证其实现。     

宗教与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浅论伯尔曼《法律与革命》一书中的宗教法律观

伯尔曼的名著《法律与革命》以宗教信仰为总的出发点和基石,论述了基督教教皇革命对西方近代法律体系形成的重要作用。通过探求西方近代法律体系得以建立的精神本质来为现代西方法律传统所面临的危机寻求解决之道。这一独特的视角及使此书在西方法律史学界占有重要地位,值得我们去研究分析和借鉴。但作者强烈的宗教倾向也导致该书存在一些不足。     

论法律信仰与法治社会

法律信仰对一个致力于建设现代法治国家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一个社会若失去了民众对法律的信仰与尊重,即便制定再好的法律,也难以内化为一种民族传统和民族精神,从而难以完成建立法治社会的历史使命。只有以形式珲性的法律为法律信仰的生成提供支点,建立正义的法律秩序,才能实现法律信仰的培养。     

传统文化对当代中国法律信仰的影响

从2006年的彭宇案,到最近闹得沸沸扬扬的李天一案,公众对法律的质疑从未停止过。而当今社会,总有部分强者．富者利用各种手段规避法律,部分政府官员无视法律,甚至连本应将法律视为守护神的弱者,贫者也不相信法律,这使得法律信仰在当代中国遭遇到严重的危机。而中国传统文化对此到底有怎样的影响,正是笔者想要探究的问题。     

法律信仰:法治建设的灵魂

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法律与宗教联姻而生的法律信仰是西方法治得以确立和生长的观念基础,法治之所以首先在西方获得理论证成并付诸实践,与西方国家特有的以法律信仰为核心的法律文化传统有关。作为后发法治国家,我国应以史为鉴,牢牢把握法律信仰这一法治建设的核心要素,尽早实现国人百余年来梦寐以求的法治国家的理想。     

危机与出路——读伯尔曼《法律与革命》有感

伯尔曼从宗教信仰与法律传统形成的关系出发,剖析教皇革命对西方近代法律体系形成的重要作用,并以宗教信仰为出发点和基石,运用历史学考察方法进行分析总结,为现代西方法律传统危机寻求一条解决之路。此种思考模式可为我国法治建设提供借鉴意义。     

法律信仰刍议

法律信仰就是社会主体对法律的极度信服和尊重,并以之为行动的准则。法律能否被信仰尚存在争议,造成分歧的关键在于对法律理解的不同。作为信仰对象的法律,应该是抽象意义的法律精神,即自由、秩序、公平、正义的价值,以及依法而治的形式,而不是具体的法条。法律可以基于传统、工具合理性、价值合理性和合法性等深层原因而被信仰。     

法治国家与法律信仰的培植

从法律意识角度出发，法律信仰是法治建设的观念基础，有着重要意义，但中国的传统没有法律信仰并阻碍着中国现实的法治化的进程，法律信仰的形成也就意味着理想法治状态的实现，因而法律信仰的培植是必须的；必须采取适当的措施以促进其生成。     

法律信仰的理性基础——从与宗教神学信仰的比较维度分析

＂祛魅＂时代的到来意味着现代人的命运需要以理性来匡扶信仰,法律作为一种人世生活的秩序安排,既是一种规则体系,也是一种意义体系。形式理性法提供了生活的可预测性与可计算性,价值理性法为人类提供了生活的意义感与价值满足感。本文尝试以韦伯视阈中的＂理性＂概念为切入点,阐释法律得以成为信仰对象的理性基础,进而说明只有兼具工具合理性和价值合理性的法律信仰方可突破现代理性的牢笼。     

法律信仰刍议

法治大厦的“软件”支持来自于民众内心的对法律的信仰。文章从法律信仰的定义入手，通过分析法律信仰在法治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剖析我国法律信仰缺失的原因及解决办法。     

法律信仰与信仰多元化的博弈——我国法治生成的另一种路径

法治被作为一项政治正确的命题在中国普遍推行。但其实践的残酷现实却不得不令人深思：一方面,数千年的封建专制文化传统使得我国民众信仰法律的氛围严重匮乏,但这只是次要原因;另一方面,更主要地,信仰法律本身就是一个错误命题,法律至上的追求不等于法律信仰,法治仅仅是一种生活态势,是一套使基本社会秩序得到保证的规则体系。法律信仰仅仅是民众信仰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只有主张真正的信仰多元化,才能使民众得到真正的解放,使其自身价值得到最大程度地发挥。在实现法治的过程中,我们应当重视其他信仰的生成和维护。     

法律的仪式与信仰--一个宗教与法治的视角

对于西方法治的成功而言，宗教功不可没，其中之一就是仪式的贡献。仪式具有戏剧性、象征性和神圣性，正是因为这些内在特性，仪式具有了独特的价值和功能。这对法律程序产生了深刻影响，使程序带上了宗教仪式的色彩，而法律也获得了人们内心的认可和信赖。然而这正是中国传统中所缺少的东西，因此我们有必要借鉴西方的经验，建立仪式化的程序。这对法治建设有着重要的意义。     

法律信仰与法律精神论析

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时代,法律精神是国家的主流精神之一。在法治国家里,社会公众对于法律的信仰是国家精神家园的坚实屏障。虽然法学界一直存在着法律可否被信仰之争,但是,我们必须正视的是法律正在经历着一场空前的革命,建设法治国家已是中国社会的必然选择。在当今时代,我们必须认识到法律精神与中国精神具有本质意义上的相通性,应当把对法律的信仰寓于民情的权威之中,以此来塑造国人的法律精神。     

危机与出路--读伯尔曼《法律与革命》有感

伯尔曼从宗教信仰与法律传统形成的关系出发,剖析教皇革命对西方近代法律体系形成的重要作用,并以宗教信仰为出发点和基石,运用历史学考察方法进行分析总结,为现代西方法律传统危机寻求一条解决之路。此种思考模式可为我国法治建设提供借鉴意义。     

法律信仰与法律职业共同体的构建

我国依法治国方略的确立，吹响了走向法治之路的号角，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形成是一国法治实现的标志之一，法律职业共同体的构建并不仅仅是法律职业群体的聚合，而是否具有法律精神内涵是判断社会中是否出现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关键标准。因此，法律信仰的培育对于法律共同体的构建，对于依法治国伟大目标的实现具有极其重要的精神价值。本文从考察我国法律职业群体的法律信仰现状，以说明法律信仰的培育在法律职业共同体形成中的重要地位与作用。     

浅析传统无讼思想与当代中国法治

我国历经几千年文化传承逐渐形成以维护政治统治和社会秩序为目标的无讼思想。无讼思想是君主专制的产物,其以让民畏讼、息讼从而达到无讼为目的,实质是为了维护君主专制下的统治秩序。辛亥革命推翻了君主专制,引入西方的民主共和政体,要求变人治文化为法治文化,实现民主、自由与正义。然则法治建设仍需改变传统法文化来实现。     

中国语境下法律信仰的再认识

通过对中国语境下的法律信仰进行分析,对“有法不依”现象反映的实质问题进行剖析,指出法学界在分析法律信仰问题过程中存在着种种误区,对中国语境下法律信仰应有新的认识。我们面临的不是法律信仰危机,而是民众的法律信仰仍然处于萌芽状态,我们需要思考的是怎样从自发信仰外化成熟成为自觉的法律信仰。唯此才能寻找到树立我国国民法律信仰的正确途径。     

论法治社会条件下大学生法律信仰的构建

法律信仰是整个信仰体系的重要构成部分,它包括法律知识、法律感情和法律意志等多方面的内容.法治即法律之治,法律的实现仰赖公民的法律信仰,否则法治便从根本上丧失其存在的根基.文章通过分析法律信仰在法治社会中的地位及影响大学生法律信仰的因素,提出了构建大学生法律信仰的基本思路.     

谈法律信仰

塑造全民法律信仰是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首要任务。塑造法律信仰需要有良法的存在、统治者和法律职业者法律信仰观、权威性法律的存在和公正的司法。唯有此，才能真正实现社会主义法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