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凉史料整理与研究的新进展

五凉史料的整理与研究是构建五凉史的重要基础。早期国内外学界主要基于传世文献对五凉史料进行整理;随着考古出土史料的发掘,相关研究成果甚夥,为证史、补史提供了重要依据,但整理中存在年次、录文不详等问题,且大多未进行系统性研究。近年来,贾小军、吴浩军等学者结合前人研究及新见史料,在五凉史料的整理与研究上取得了新进展,他们不仅系统整理了墓葬文献、壁画等史料,还深入探究了史料的历史价值与信息,为五凉史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     

洛阳出土墓志对中国书法传承的积极影响

洛阳是我国墓志产生、发展和完善的重要区域。洛阳出土的墓志数量多,品类全,历时长,史料丰富。这些墓志提供了大量书法艺术的珍品范本,对于传承和弘扬书法艺术大有裨益。墓志铭刻着历代书法和史料讯息,一般早于正史,资料原始,多为直系后代所见证,失误或出错的可能性相对较小,又深埋地下,保存完好,是补史、证史的重要实物资料。墓志书丹者既包括历代书法名家,也包括"民间书手"。对后者所书墓志书法加以研究,可冲破以名家、名作为核心的单线式书法史观,进而拓展为以名家经典与大众日常书写状态的复线平行式或复线交互式的书法新史观。洛阳出土墓志数量众多,风格各异,若按朝代更迭有序连缀,可印证中国书法和文字演进的有序传承。洛阳出土墓志的书法价值与史料价值相生相伴、融合渗透,对中国书法的传承有着深远而积极的影响。     

唐代墓志中新见唐人著述辑考

唐代墓志保存了大量唐人、唐代社会和唐代文化等方面的真实史料,具有极高的文献价值。近年来,随着唐代墓志的大量出土,学术界对唐代墓志的研究广泛展开,唐代墓志在文献辑佚、校勘、考定等方面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许多学者利用唐代墓志,作了许多积极和卓有成效的研究,取得了许多令人可喜的研究成果,程章灿先生《唐代墓志中所见隋唐经籍辑考》(发表于《文献》1996年第1期)一文就是其中一项颇具价值的研究成果。程文发表以后,张固也先生发表了《〈唐代墓志中所见隋唐经籍辑考〉补正》(发表于《文献》1996年第4期)一文,针对程文的失考和遗漏之处作了简短的补正。随着唐人墓志的不断出土,许多唐人曾有的著述又不断被发现。诚如程章灿先生在其文中所言,其研究"旨在弥补《旧唐书·经籍志》和《新唐书·艺文志》相关史料之缺漏,希望能有助于更全面地研究唐代文学创作的风貌,了解当时学术文化     

十六国乐官制度钩沉

十六国政权或"全用汉制",或实施"胡汉分治",都在一定程度上借鉴了汉人的制度,所以往往有乐官机构的建置.对此展开稽考可知,后赵、前秦、前凉、慕容诸燕、后凉等国留下的乐官史料相对较多;从中又可看出,这些国家的乐官制度或较有规模,或较为完善;在乐官制度统辖下的一大批伶官乐器和歌舞艺人,对于保存礼乐传统、传承音乐文化和戏剧艺术也作出了重要贡献.相关探讨,可以为音乐史、戏剧史、官制史研究提供参考依据.     

北京密云大唐庄出土辽代墓志考释北大核心CSSCI

北京是辽代墓葬发现的主要区域,出土了很多重要的辽代汉人墓志,对于了解和研究辽南京(或称燕京)地区的社会文化、风俗,以及补充和辨析辽朝历史均具有重要价值。2007年,北京密云大唐庄出土了一合辽代墓志,志文共计约1500字,文字大体清晰可辨。本文以该墓志的内容为考察对象,结合史料记载和相关辽代墓志,对墓主人张晋卿的姓氏、生平事迹、仕宦履历、官职迁转进行了较为详尽的考证,并对其中所涉及的重要人物、事件、制度,如清宁五年科举、承天太后南伐、辽道宗崇佛等问题加以考证。北京市密云县大致相当于辽代的檀州,控山带河,地理位置重要;守关扼隘,军事意义重大;而密云县发现的辽代墓志非常有限。因此,该墓志对于认识辽代密云地区的社会历史也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唐代墓志中所见隋唐经籍辑考

唐代石刻文献资料丰富,价值极高,其中尤以墓志为最重要。仅宋以来出土的墓志就有四千多方,其中一部分已经毁坏于风雨兵燹或散佚于历史长河之中。本文根据历代相传之唐代石刻拓本及近现代以来出土的唐代石刻文献,从中勾稽汇辑有关隋唐经籍的史料,对照有关书目著录,甄别考辨著作的版本、流传及存佚情况,并参证石刻以外的其他文献如史传笔记等,对著作人的生平事迹略加考索。本题之研究,旨在弥补《旧唐书·经籍志》和《新唐书·艺文志》相关史料之缺漏,希望能有助于更全面地研究唐代文学创作的风貌,了解当时学术文化的盛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出版的《唐代墓志汇编》一书所收就有3608方墓志,大抵收录了除近年新出土者之外的全部唐代墓志,是目前     

大夏二年《田焽墓志铭》及相关问题

1992年，内蒙古自治区乌审旗纳林河乡郭家梁村发现的大夏二年《田焽墓志铭》，对研究十六国大夏政权职官、政区和政治文化等均有重要的史学价值，也有助于考察十六国后期武威田氏家族迁徙发展和赫连氏经略凉州等问题。正史记载，东汉初年田氏家族已著籍武威并发展成为当地豪强大族，但在魏晋及之后的传世文献中基本没有见到武威田氏家族的相关记载，《田焽墓志》的发现表明十六国后期武威田氏家族仍然活跃在大夏都城统万城及附近地区，并通过任官成为赫连氏统治集团的核心人物之一。墓志记田焽先后出任大夏凉州都督、凉州刺史等职，表明在正史记载大夏与北凉之间政治结盟、军事援助和吐鲁番出土“真兴”“承阳”纪年文书反映的北凉臣服于大夏等诸史实之外，大夏统治者还通过设置凉州、任用武威大族田焽为官等途径，将其经略河西的政治意图付诸于实践。     

西安新发现唐代墓志

1999年5月,西安文物保护修复中心考古人员据当地群众反映于西安郊区发现一方唐代墓志,墓志及志盖保存完好,但其出土日期与地点不详.经我们对墓志内容的分析考证认为:这方志文,属唐代正史之外重要的一则史料.现将墓志情况介绍于下:     

十六国旧史存亡探析

十六国旧史约有50种,这些旧史在流传中逐渐散佚。十六国旧史流传至唐初者约有30种,至开元时已不及20种,司马光编修《资治通鉴》时见存者仅一两种。《十六国春秋》和《晋书》皆为汇集以往旧史而成,后人“弃其旧本,竞从新撰”,是十六国旧史逐渐散佚的重要原因。考察十六国旧史的存亡,有助于判断现存典籍中十六国史料的价值。①     

墓志史料价值初探

墓志是记载死者生平的一种碑刻资料,信息丰富,有大量正史资料没有的史料,对进一步研究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历史地理及制度史等意义重大。但墓志为私人撰述,不像正史记载那么严格,因此在运用这些资料前要做好考证工作。     

《昭勇将军都指挥邓公夫人杨氏墓志铭》考释

辽阳地区出土，现藏于辽阳市博物馆的《昭勇将军都指挥邓公夫人杨氏墓志铭》，墓志主人为明代辽东将军邓佐的夫人杨氏。因墓志铭成碑时间晚于邓佐墓志，故补充说明邓佐墓志记载内容，为研究明代邓氏家族世系提供可靠的实物资料。以墓志内容与邓佐墓志及史籍文献相对照,就墓志记载中所涉及的相关人物和事迹加以考释，丰富对邓佐及邓氏家族的学术研究成果。     

故宫博物院藏西晋石尠、石定墓志的出土时地与流传北大核心CSSCI

现藏故宫博物院的西晋永嘉二年(308年)石尠、石定墓志在民国八年(1919年)出土于河南洛阳城北郊。因为系盗掘出土,所以早期研究论著对这两方墓志出土时地的记载歧说纷纭,这一情况直接影响到学界对石氏墓志真伪和学术价值的判定。本文在梳理、辨析相关文献后,认为洛阳古董商郭玉堂的《洛阳出土石刻时地记》中通过田野调查所获得的石尠、石定墓志的出土时地信息最为可信。通过出土文献和传世文献互相释证,本文在考察建国前洛阳一带出土石刻的流散情况后,认为河南洛阳古代艺术馆收藏的所谓《石尠墓志》当系重刻本。石尠、石定墓志在出土后不久就被当时北平金石家周进收藏,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周进去世,这两方墓志连同其它汉晋石刻一并由其家属捐献给故宫博物院,一直收藏至今。     

故宫博物院藏西晋石尠、石定墓志的出土时地与流传

现藏故宫博物院的西晋永嘉二年(308年)石尠、石定墓志在民国八年(1919年)出土于河南洛阳城北郊。因为系盗掘出土,所以早期研究论著对这两方墓志出土时地的记载歧说纷纭,这一情况直接影响到学界对石氏墓志真伪和学术价值的判定。本文在梳理、辨析相关文献后,认为洛阳古董商郭玉堂的《洛阳出土石刻时地记》中通过田野调查所获得的石尠、石定墓志的出土时地信息最为可信。通过出土文献和传世文献互相释证,本文在考察建国前洛阳一带出土石刻的流散情况后,认为河南洛阳古代艺术馆收藏的所谓《石尠墓志》当系重刻本。石尠、石定墓志在出土后不久就被当时北平金石家周进收藏,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周进去世,这两方墓志连同其它汉晋石刻一并由其家属捐献给故宫博物院,一直收藏至今。     

新出土《卢照己墓志》及相关问题研究

<卢照己墓志>是最近出土的重要文献.卢照已是初唐时期的文学家,又是"初唐四杰"之一卢照邻之弟,该墓志对于研究卢照己的文学成就,以及卢照邻的家世与生平,具有重要的作用,也有助于研究唐代的科举史以及唐玄宗开元初年的文学风尚.     

唐鄷王李元亨墓志考

近日得见唐代皇室成员墓志一方,志主李元亨为唐高祖李渊第八子。李元亨生平事迹在两《唐书》、《唐会要》等史料中均有记载,其墓志的出土在补正传世史料记载方面具有重要价值。     

《唐刺史考全编》再补订

郁贤皓先生编著的《唐刺史考全编》(以下简称《全编》)将当时能够见到的关于唐代刺史的文献资料进行了全面的考订与排比,其中就包括大量的墓志资料。此后,随着唐墓志的不断出土,郁先生及其他学者根据新发现墓志资料及时地对《全编》进行了补订。笔者近年来在研究洛阳出土石刻文献的同时,也注意搜集新出土唐墓志文献中有关刺史的资料,在利用洛阳师范学院     

明明威将军徐瑞墓志考

《皇明诰封明威将军承安徐公墓志铭》,出土地点不详,原藏于盖州市文物管理处,现被营口市博物馆征借展出。该墓志在以往各碑志资料中未见著录,记载了明代盖州卫世袭武官徐瑞及其家族的情况,其中涉及到明代辽南的一些历史事件,可补史之阙。本文通过相关文献及盖州出土其他碑志资料的相互印证,对徐氏家族的谱系、各代成员的仕历以及墓志出土地点等做了考证。     

新出土唐代墓志所见唐人著述辑考

唐代墓志作为一种出土文献,提供了大量唐人、唐代社会和唐代文化等方面的原始资料,具有极高的文献价值。随着唐代墓志的大量出土,其在文献辑佚、校勘、考订等方面的作用日益受到重视,且已取得令人可喜的成果。本文以洛阳及其周边地区二十一世纪新出土唐代墓志为基础,新补唐人著述三十八种,并稍作考辨,以有助于了解唐人著述之风貌。     

墓志所见唐与回纥关系研究

考察考古资料对研究唐朝与回纥关系意义重大。近些年出土的六方入唐回纥人墓志展现出回纥人在唐朝的境遇,涉及到回纥汗国早、中、晚三个时期与唐朝交往的历史。本文整合文献史料与墓志内容,拟从六位回纥人在唐朝生活的具体情况出发,分析展现安史之乱后,时局动荡之下,唐朝与回纥双方斡旋后友好交流的局面。并重点分析墓志中反映出的回纥汗国药罗葛王室内部权力的升降、回纥琼死亡原因、唐朝最后一任瀚海都督府都督人选、回纥派遣入唐“质子”的几个重要问题、回纥人入唐时间等关键问题。     

从出土文献看汉代私家藏书

限于史料问题,学界关于汉代私家藏书的研究仅从传世文献中获知一二,近些年汉墓中出土的简帛为汉代私家藏书的研究提供了实物依据和新史料。它不仅是对传世文献的重要补充,更是研究汉代私家藏书的重要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