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展开的新向度：略评李承贵的“人文儒学”

在现代新儒学面临双重困境和儒学多极化时代到来的背景下,李承贵的＂人文儒学＂以＂人文主义＂为基底,上承原始儒家学说之人文特质,援引西方人文主义传统试图构建新的儒家形而上学。＂人文儒学＂是近年来＂复兴儒学运动＂之一种,它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标志着儒学复兴路向的新展开。不过,总的看来,＂人文儒学＂成为儒学本体形态的可能性不大,形上建构也并非儒学切实可行的发展路向。     

陆贾与汉初儒学的复兴

在中国儒学发展史上,汉初儒学的复兴有着重要意义。陆贾是汉代第一位力倡儒学的思想家、是汉初复兴儒学的先驱,由于他对儒学的改造和变通,儒学的价值才为统治者所认识,儒学由此渐次步入统治思想的殿堂。而陆贾的思想发展也指示着其后儒学发展的方向。     

儒学的制度承当:失效、解体与省思

以思想与社会历史的互动为研究进路,余英时、李泽厚针对儒学当代发展问题,对港台现代新儒家作出了批评性评论。这意味着儒学在内涵上至少包括哲学儒学和制度儒学两个面相。文章认为,哲学儒学以内圣开出新外王的主张已陷于困境而难以实现,贯彻社会———大众路线的制度儒学,从其失效、解体的历史情形看,其实现也是困难重重。但儒学这一双重困境却蕴涵、暗示着解决儒学究竟怎样发展问题的方向:在现代社会背景下,把哲学儒学和制度儒学有机地结合起来,并着力在结合的方式、机制上努力探索,以促进儒学的当代发展。     

梁漱溟新儒家思想的特征及其重要性

梁漱溟的新儒学是对儒学的复兴和重新诠释,他试图通过"援西入儒",对中国传统儒家进行改革,凸显儒学在现代社会的精神价值,化解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内在紧张。梁漱溟通过儒学的社会化来实践自己的社会理想,他严格区分真假儒学,援佛学入儒学,这些都对新儒学的诞生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梁漱溟的新儒学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对于当今中国的文化重构也有重要意义。     

儒学精神缺失与当代学人人文素质重构

在全球一体化和文化多元化背景下,儒学精神文化长期非理性缺失,造成了严重的道德危机。要弘扬传统文化,重构以儒学精神为主体的人文素质体系,必须复兴儒学,恢复儒学教育传统;回归原典,提倡通读儒学原典;经世致用,弘扬儒学精神实质。     

论柳宗元在儒学复兴中的独特贡献

柳宗元针对中唐儒学义理被淹没在章句训诂中的情况,重申原始儒学的经世致用特征;柳宗元剥落笼罩在儒学头上的天人感应、鬼神迷信等神学外衣,弘扬原始儒学的人本精神;柳宗元倡导“大中之道”,端正了儒学学风;柳宗元统合儒释、融合诸家,拓展了儒学视野。由此,柳宗元对儒学的复兴、理学的诞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弘扬儒学精华 树立当代价值

儒学精华是中国传统主流文化的宝库,数千年来被国人所接纳、推崇、研习和践行。对于树立当今社会的道德规范和价值体系具有极其重大的现实意义。然而在近现代一些特定时期,儒学被视为糟粕而遭到批判甚至全盘否定。因此必须大力弘扬儒学精华,还儒学本来面目。一要大力宣传儒学;二要大力倡导儒学研究;三要在大中小学和中等专业学校开设经典诵读必修课。在全社会形成重视儒学,学习和践行儒学精华的新局面。     

儒学传播与东汉普遍社会价值观的确立--一个政治社会化的分析

自西汉武帝时实行“独尊儒术”的文化政策,儒学即与政治结合,并加速在社会中的传播,初步参与西汉政治社会化进程。在东汉时期,这个政治社会化的过程同样是以儒学为中心展开的。东汉诸帝大多都有较好的儒学修养,他们推动了政府对儒学的提倡,也促进了社会上层阶级的儒学化。这一时期,儒学以从社会上层到社会底层、从若干个中心向更广区域两个向度传播,引起东汉社会儒学的同质化,儒学价值逐渐成为普遍的社会价值观。     

儒家蒙学教育——儒学社会化的基本途径

我们现在的儒学研究主要停留在学院和书本上,只是观念的构想和学术的梳理,流于玄虚和空谈。要复兴儒学,就要使儒学成为现代社会普遍的价值认同,儒学的社会化无疑是儒学走出现代困境、完成现代复兴的根本出路。儒学的社会化可以有多种途径,儒家蒙学教育是基础性的途径,应该引起我们全社会的重视,更要引起致力于儒学复兴事业的专家学者的重视。     

儒学复兴运动之省察

近年来,儒学复兴思潮在中国大陆的泛起已是无可争议的事实。与现代新儒学不同,当前的儒学复兴不是一家独大,而是众说纷呈、多元并存。基于现代新儒家之困境与传统文化研究思潮的勃兴,人们为儒学的未来前景提出一系列独到见解,其中影响较大的有蒋庆的“政治儒学”、黄玉顺的“生活儒学”与干春松的“制度儒学”。总的来说,虽然这些理论并非均有现实可行性,但它们标志着儒学研究路向的新展开。     

刘勰审美意象论

中国古典美学中的意象论肇始于《周易》,成熟于唐代。而处于之间的刘勰对审美意象论最终铸成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刘勰生在魏晋南北朝这个思想激烈碰撞的时代,耳濡目染中兼融儒、释、道三家思想。而对其文艺美学思想产生巨大影响的是儒道两家。本文从意象本体论、意象创构论以及对唐代意象论产生的影响三方面对刘勰的审美意象论作一番探讨。     

六朝家训的文化阐释

六朝时期,由于儒学传播及家族延续的需要,家训大量涌现,形成了我国古代家训发展史上的第一个高峰。六朝家训具有和族睦宗、修身砺行、敦诫勉学、传教为官、处世之道等文化内涵。它既是先秦两汉家训的终结,又是隋唐家训的起点,具有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意义。在今天,如果我们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六朝家训的很多内容对我们今天的教育依然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试论钱穆与余英时的儒学观

钱穆、余英时以史学立场为学术路向论述儒学,他们不仅推崇宋明理学,而且对于清代“道问学”精神评价甚高,并指出宋明与清代之间存在学术渊源。这与现代新儒家独尊宋明理学,语垢清代学术的哲学立场不无抵牾。然而,就其复兴儒学和寻求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来看,他们仍然相互同情,心有戚戚焉。因此,钱、余与现代新儒家虽“道不同不相为谋”,但仍可被视为20世纪复兴儒学这一学术思潮的新儒家。     

论明清时期安顺儒学兴盛的原因及社会影响

明清时期是安顺政治、经济、文化高度发达的时期,大量汉族移民的迁入不仅稳定了王朝对西南民族地区的统治,而且极大地促进了民族经济、文化的迅速发展.为了适应王朝统治的需要,地方政府通过兴办学校,创办书院等有效手段,加强思想文化建设,从而大大促进儒学的发展和传播.同时,由于明代户籍退出机制的实施,以及清王朝社会危机的直接影响,客观上刺激了儒学的发展与兴盛.儒学在安顺地区的发展与传播,调整了民族结构的分布,加速了民族间的融合,推动了安顺民俗文化的转变,促进了社会关系的协调发展.     

刍议王弼的言意之辨及其贵无论的建立

汉魂之际由于社会人事的需要,形名学得以发展。王弼依托这一理论为基础,对言意之辨进行了新的探讨,并依此援道入儒,对儒家经典进行重新诠释,从而建立起以无为本的贵无理论,为当时已被士人所广泛认可的圣人人格的指向、君主材质的规定以及政治生活中自然与名教的关系等现实问题,在本体论的高度上提供了一种理论的支撑,亦并开启了魏晋玄学发展的新篇章。     

王通“道在五常”的思想简论

在中国学术史上习惯于以佛教标示隋唐思想，而以为其间儒学沉寂，尤以隋代为甚。其实，隋代儒学仍然在国家统一之后，重新收拾整顿，王通就是这一时期重要的代表。他提出道在五常，倡扬儒学的道统，主张三教可一，上接原典儒学，下启宋明理学，对儒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嵇含及其赋研究

嵇含出生于嵇氏文学大家族中,其文学成就值得关注。通过对嵇含生平及作品综述,得知其出生名门却坎坷的人生经历,以及嵇含受到家族文学氛围的熏陶,在文学上崇高的自我素养。嵇含所处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分裂、礼崩乐坏,在统治者昏庸而黑暗政治的压迫下,作者对怀才不遇的苦闷、时代忧患的感伤、生命短暂的叹息在其现存的赋作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嵇含忠孝至尚的儒道精神和及时行乐的清谈情致,展现了其细腻脱俗的情感世界。     

董仲舒人性论探微

董仲舒的人性论有其内在的理论结构,他的人性论是在天人感应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并渗透到社会政治、教育等各个方面,他的“性三品”“性情说”等人性论思想无疑在儒学历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其人性论不单单是一种思想,更是在汉代大一统背景下为政治而服务的理论工具,是儒家思想重新被重视成为正统思想的主要理论原因。     

论中国古典主义散文的强势传统

从唐宋古文运动到明代秦汉派、唐宋派,清代桐城派,中国古代散文的古典主义传统特别强大。究其原因,我认为是儒学独尊的结果,是孔子开创的“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古典主义文化大传统影响的结果。     

从李建勋、冯道看五代儒学的新变

李建勋与冯道作为五代时期南北仕宦文人的代表,其应对乱世的不同态度典型地体现了仕宦文人对传统儒学的理解与运用。把握这一点,对认识儒学在唐宋之际的转型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