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确立直接、言词原则

直接，言词原则是现代法制国家普遍遵守的刑事诉讼原则，它蕴含了民主与进步。在我国刑事审判程序中全面确立直接言词原则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没有一种保障审判程序自治性的环境和条件，这一原则就很难在司法实践中得到切实贯彻，因此，全面确立直接言词原则必然伴随着一系列司法制度和程度的改革与完善。     

直接言词原则初探

直接言词原则的基本要义是诉讼各方及其他诉讼参与人必须亲自到庭出席审判,法官的裁决必须建立在法庭调查和辩论的基础之上,而严禁以控诉方提交的书面卷宗材料作为法庭裁判的根据。该原则是刑事审判诸原则中的核心原则,具有保障审判活动的独立性,促进刑事审判构造趋向合理及有助于法官查明案件事实真相而作出公正裁判等诉讼价值,以实现刑事诉讼最基本的价值--公正和秩序。     

论我国刑事审判直接、言词原则的完善

直接、言词原则是我国刑事诉讼的一项基本原则,对法官查清证据,进而查清事实．公正判案具有关键性的意义,但我国新刑事诉讼法对此仍规定不力,缺乏具体落实措施。为此,有必要完善现行刑事审判直接、言词原则。一是规定证人拒证的法律责任;二是完善证人出庭作证的保护措施;三是建立规范的证人出庭经济补偿制度;四是加强法制宣传教育,提高公民的法律意识。     

论我国刑事审判直接、言词原则的完善

直接、言词原则是我国刑事诉讼的一项基本原则,对法官查清证据,进而查清事实,公正判案具有关键性的意义,但我国新刑事诉讼法对此仍规定不力,缺乏具体落实措施。为此,有必要完善现行刑事审判直接、言词原则,一是规定证人拒证的法律责任;二是完善证人出庭作证的保护措施;三是建立规范的证人出庭经济补偿制度;四是加强法制宣传教育,提高公民的法律意识。     

在我国确立直接、言词原则的若干问题探讨

直接、言词原则成为现代法制社会刑事诉论中通行的原则，主要是因其在保障法庭审理的对抗性的同时，既能体现诉论程序的合理性又能保障案件事实真相之发现。我国修改后的刑诉法确立了具有明显对抗色彩的“抗辩式”庭审方式，但立法上却没有确保这一庭审方式有效运作的直接言词原则，甚至立法和有关司法解释中有些内容还严重背离了直接言词原则的要求，不能满足司法实践中保障被告人质证权和发现案件事实真相的双重需要。因此，确立直接言词原则并对有关刑事诉论法条文进行修改和补充，将对我国刑事诉论的民主进程发挥积极的推动作用。     

在我国确立直接、言词原则的若干问题探讨

直接、言词原则成为现代法制社会刑事诉讼中通行的原则,主要是因其在保障法庭审理的对抗性的同时,既能体现诉讼程序的合理性又能保障案件事实真相之发现.我国修改后的刑诉法确立了具有明显对抗色彩的“抗辩式”庭审方式,但立法上却没有确保这一庭审方式有效运作的直接言词原则,甚至立法和有关司法解释中有些内容还严重背离了直接言词原则的要求,不能满足司法实践中保障被告人质证权和发现案件事实真相的双重需要.因此,确立直接言词原则并对有关刑事诉讼法条文进行修改和补充,将对我国刑事诉讼的民主进程发挥积极的推动作用.     

论直接言词原则及在我国刑事诉讼中的确立

直接言词原则是现代法治国家都基本遵循的刑事司法基本原则之一，我国目前的刑事诉讼法律制度中仅有某些体现这一原则的具体规定，在司法实践工作中，还存在着证人亲自出庭作证困难、审判委员会过多介入案件审理等违背直接言词原则的情况。为适应新时期我国刑事司法建设的需要，应当在我国刑事诉讼中，将直接言词原则确立为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之一，并在具体制度建设方面作出相应规定。     

试论直接言词原则在民事诉讼中的地位与作用

直接言词原则是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它决定了民事诉讼“对抗与判定”的基本结构,在民事诉讼基本原则体系中居于重要地位,是其他几项基本原则的基础、前提与保障。直接言词原则的作用主要表现在四方面：充实庭审的功能,使判决更具活力;符合程序公正的内在要求,有助于程序公正的实现;有利于发现案件真相,促进诉讼的实体公正;有利于判决的承认和执行。     

直接言词与传闻证据规则对证人出庭的影响

刑事诉讼中采用直接言词原则,形成口头的直接审判,所有证据都通过证人直接呈现于事实的裁判者面前。坚持法官直接发现事实从而使司法程序透明,使法院获得信赖。刑事诉讼证据中的排除传闻规则是为了确保证人证词的可靠性。当诉讼一方在审判中引用证人在庭外的证言作为证据,来证明所提及或指称的事实属实时,这些证言会遭到排除。法律另有规定的情形除外,证人没有出庭所作出的书面证言原则上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证人出庭,确保被告人可以在庭上提出质问,使证言令人信服。     

王逸、洪兴祖重言词训释比较

本文通过对王逸《楚辞章句》和洪兴祖《楚辞补注》重言词注释内容和训诂体例的具体分析,从一个侧面研究和阐发了两者的训释特点。     

数罪并罚原则的比较研究

文章主要对数罪并罚的并科、吸收、限制加重等原则从公正、功利等方面予以评析其利弊得失 ,认为吸收、限制加重两原则弊大于利 ;而并科原则虽然利弊皆存 ,但因其具有刑罚公正、符合平等性以及适用范围较为广泛等特征 ,应当扩展其适用内容 ,对数罪被判处管制、拘役和有期徒刑等刑种 ,均可适用并科原则确定所执行的刑期     

论唯物史观的价值内涵

人类历史的发展既是一个客观的和有规律的自然历史过程。也是一个自为的合目的的主体自觉选择过程。马克思创立的唯物史观克服了以往历史观的局限。实现了科学原则和价值原则的统一。但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价值的实现并非是一帆风顺的。是一个付出代价和扬弃代价的辩证过程。需要人们权衡利弊进行正确的价值选择。     

合作原则与关联原则

合作原则与关联原则一般被认为是对立的,其实不然。合作原则要求说话人的话语符合会话的目的,而这个目的可以是围绕话题发表意见。在这个意义上,合作原则包括关系准则。但是,Grice认为会话目的还可以表述为最有效地交流信息,以及影响别人的行为。换言之,合作原则强调的是交际的合作,这是合作原则最主要的内涵。而Sperber＆Wil-son则提出,关联性可以通过表达无关设想实现,只要这个表达行为是有关联的。这说明关联理论也试图把与整个交际是否有关联看成关联性的一个内容,只是他们把这两种关联性混在一起,而Grice则分别将二者命名为合作原则和关系准则。     

论适用现代诚实信用原则的价值基础与价值判断

诚信原则是人类道德或人类理想在社会发展不同阶段的体现，也是变动的自然法的缩影。现代意义的诚信原则是在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关系和当事人与社会之间的利益关系中实现平衡。现代诚信原则的价值基础是由市场环境、市场主体、立法－－司法模式等影响其本质变化的因素所决定。其价值判断包含社会妥当性、实质正义、公法手段介入私法合理化等价值标准。     

论政府公共关系价值的本原及核心

公共性是政府公共关系价值的本原,政府公共关系通过对社会伦理道德的提倡以确保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的统一;强调建立在政府公共责任基础上的责任和权力之间的平衡关系。“共主体”关系和谐理性是政府公共关系价值的核心,政府公共关系致力于营造具有相互尊重、平等对话、“和而不同”的关系生态,以确保政府与社会公众和谐共存、共谋发展。     

儒家“恕道”思想及其现代价值

儒家的"忠恕之道"的"恕道"与"忠道"有联系亦有区别。"恕道"在现代社会的人与人、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宗教团体与宗教团体之间仍然有巨大的应用价值。     

罪刑法定原则下的价值判断

价值判断在追求实质正义的司法活动中必不可少,但由于其主观性的缺陷,必须加以形式上的限制,而罪刑法定原则是法律形式价值的最高体现也是价值判断应遵循的根本准则.这项限制尤其应体现在出罪问题的价值判断上,许多学者主张将刑法第13条作为出罪的形式依据,此做法会使出罪的价值判断摆脱形式上的束缚而更倾向于任意性的危险,所以出罪问题更应受到罪刑法定原则的严格限制.     

基于多元正义原则的教育公平观

教育公平是现代教育发展的基本诉求之一。但是,有关讨论并未意识到,不同教育公平观在基本原则上存在分歧,并且秉持不同原则的教育公平观对教育部门的设计、对教育与社会的关系定位都十分不同。为了澄清我们的教育公平理想,很有必要深入检讨其基本原则。为此,文章区分出基于平等原则的教育公平和基于多元正义原则的教育公平两个观念。随后,在批判分析的基础上,我们认为基于平等原则的教育公平观较难满足当前教育公平的核心诉求;由于多元正义原则与教育的个性化原则之间相互匹配,所以基于多元正义原则的教育公平观更为可取。     

诚信原则在审判实践中的运用

诚信原则作为法律化的道德准则，从更深层次上把握了公平的要义，在审判实践中有着重要作用。首先要调整当事人之间失衡的利益关系，恢复、重建利益平衡；其次是解释、评价当事人的民事法律行为，防止发生纠纷后当事人的趋利避害、进行恶意辩解，指引当事人善意、正当行使权利并履行义务；再次是补充、解释法律，弥补法律条款不能涵盖全部现实生活的不足，对法律规范做出符合立法旨意的正确阐释，防止从个人目的出发任意曲解法律。适用诚信原则应以维护公平正义为准绳，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权时应审慎、适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