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体诗词入史问题之我见——兼及现代中国文学史观的建构

在20世纪中国文坛上,旧体诗词的创作不仅没有绝迹,而且众多新文学作家也以此作为表达现代人思想、情感和心理的载体并取得丰硕的成果。但由于现代文学史观中的“新与旧”、“传统与现代”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致使这一文体样式至今难以进入文学史视域。只有超越上述文学史观的局限,建立更为科学、更为客观、更为全面的现代中国文学史观,才能真正突破旧体诗词入史这一“瓶颈”。     

旧体诗词改革刍议

旧体诗词不但并未如有人所预言的那样被消灭,反而在新的形势下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复兴。旧体诗词的内容应该反映新时代的发展变化,语言应该尽量采用白话,韵律也应该有所发展,这是旧体诗词适应时代、走向完善需要注意解决的问题。     

劝君莫奏前朝曲 且听新翻杨柳枝——也谈现代旧体诗词

自“五四”吹响文学革命的号角以来,我国旧体诗词的创作虽屡遭严峻考验,却始终未能消亡与沉寂,简直成为了文坛的“不倒翁”。这一现象的出现,自是与旧体诗词本身所具有的特殊表达功能、巨大的艺术诱惑力与可操作性等优点以及外部的有利环境有着莫大的关系。尽管如此,若指望现代旧体诗词能拯救日益衰败的中国诗坛而获得复兴,这似乎也不太可能,因为仅就它自身而言即存在着诸多难以克服的局限性。因而,现代旧体诗词的命运该如何续写也就成了一个期待解决的难题。     

当今旧体诗词写作中的问题和与新诗写作的关系

诗歌的生命在于它坚实的内容和鲜活的思想。诗歌写作应该反映现实生活,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旧体诗词首先也必须是"诗",用诗歌语言抒发诗情,构建诗意。诗歌表现形式上的发展、创新必须建基于对传统的继承。同属诗歌大的类别,旧体诗词与新诗在表现社会生活与人们的思想情感方面,除去表现方式的不同之外,其余还是共性居多。因而旧体诗词与新诗不应处于对立的位置,互相排斥,而应该互相学习、互相促进。     

论旧体诗词的文学史书写问题——从李遇春《中国当代旧体诗词论稿》说开去

学界对旧体诗词能不能人史一直论辩不止,迄今没有达成共识,而实际上,一部分文学史家早已将其编写入史。需要讨论的不是旧体诗词能不能人史的问题,而是应该如何入史的问题。这意味着文学史如何书写旧体诗词才是更具有挑战性的难题。而李遇春的《中国当代旧体诗词论稿》在这个问题上予以了新的思考和回答。《中国当代旧体诗词论稿》以新文学名家的旧体诗词创作为主要研究对象,有助于重塑现代作家的当代文学史形象,有助于重织新诗与旧诗、当代文学与古代文学之间的纽带,还有助于重构新的20世纪中国文学的述史情节。     

旧体诗词和现代社会相适应的成功探索——论厉以宁的旧体诗词

厉以宁的旧体诗词通过个人化的感受反映了当代社会进程，沉思历史，指斥时弊，探寻人生哲理，彰显自由、民主和文明，是当代重要的精神成果。它富含哲理，自然清新，具有飘逸洒脱的气度、睿智的理性风范和笑对人生厄运的超旷，成功解决了旧诗和现代社会相适应的问题，创造了有自身特点的诗歌范式，思想价值和美学价值臻于上佳境界。     

从现代读者的接受视角看郁达夫旧体诗词和新文学创作的传播

从现代读者的接受视角来看,读者修养上、精神上的缺失,阻碍了郁达夫旧体诗词在现代的传播。而现代人对郁达夫新文学创作的接受,是从"景"开始的,以直觉感受为方式,容易形成共鸣。郁达夫新文学创作多以思绪为主线,把"景"化为作者和读者的共同语,并依靠意识的引领,呈现出感性的抒发,再加上融情入景及生动形象的景物人情刻画,带给读者强烈的美和似曾相识的熟悉之感,迅速被读者接受。     

叶圣陶居川时期的旧体诗词创作

居川期间,叶圣陶的旧体诗词创作出现了阶段性爆发,这和抗战时期的文化大环境以及叶圣陶自己特定的个人生活际遇有着必然联系。叶圣陶的旧体诗词创作多有酬唱赠答之作,具有典型的新文学家的诗歌交际的意义,其作品中表现出来的感时伤世的时代情怀则具有抗战史意义。     

郭沫若旧体诗词中的抗日战争书写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郭沫若从日本回国,投身到抗日救亡的运动中。在抗战期间(1937-1945),郭沫若创作了数量不少的旧体诗词。这些诗词一方面标志着郭沫若作为诗人驾驭新旧两种诗体的能力日渐纯熟。另一方面,抗战时期郭沫若旧诗创作从数量上远远超过新诗创作,受到时代环境变化和个人身份转变的影响。他的旧体诗词描写抗日战争的苦难,歌颂人性仁爱的光辉,号召同胞们团结起来保卫祖国,是对古代诗人如白居易"诗歌合为事而作"、杜甫"诗史"等优秀传统的继承。     

民国大学教育中的旧体诗词课程设置

民国时期出于传承本国文化传统、满足专业发展需求、延续文学传统等原因,教育管理部门和各大学积极设置旧体诗词类课程。这些课程的设置对于民国时期旧体诗词的研究和创作既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也构建教育体系中旧文学占主体的最后时段。     

杨嘉仁旧体诗词笔谈——杨嘉仁咏物词散论

杨嘉仁教授上世纪50年代毕业于四川大学，先后任教于山东大学和郑州大学，教书育人，桃李成蹊。五十余年来，吟咏不辍，创作了大量旧体诗词，有《丁香》、《好秋》诸集，汇为《随缘居吟草》一编。2008年11月，河南诗词学会与郑州大学文学院共同举办了“杨嘉仁先生诗词研讨会”。本刊组织了一批专家学者撰文探讨杨嘉仁教授诗词的艺术与成就，今刊出两篇笔谈文字，冀稍有助于当代之旧体诗词研究。     

新时期以来旧体诗词研究的历史回眸

新时期的旧体诗词研究始于上世纪八十年代,至今已有三十多年的历史。这三十多年的旧体诗词研究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其一是对"五四"文学革命以来旧体诗词发展的纵向研究;其二是对旧体诗词在现当代文学史上的地位与前景的探讨;其三是对新时期旧体诗词创作困境及改革发展方向的研究;其四是对新时期旧体诗词的个案研究。梳理总结新时期以来的旧体诗词研究,对于重建旧体诗词文体的文学地位意义非凡。     

罗辉旧体诗词创作理念与风格

罗辉先生自中学时代就开始对格律诗词的结下难解情结,使他对格律诗词的学习、研究与创作产生越来越浓厚的情趣。罗先生创作旧体诗词提倡按照外在要求与内在要求相结合的方式,遵循三有原则,体现出意境清新、格调慷慨的艺术风格。     

另类的写作——论新文学作家的旧体诗词书写

自新文化运动以来,诗界的革命取消了传统诗歌样式的合法性,白话新诗成为主流意识形态的诗歌。＂五四＂白话倡导者＂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与拒绝传统的偏激,使其＂发难者＂的理论倡导与具体创作者的写作实践之间存在着不短的距离。大多数新文学作家在理性上认可新诗的合法地位,但在个人情感上仍难以忘怀于旧体诗词的书写。新诗与旧诗的共存状态,不仅有外部环境的推动,而且是诗歌内容、形式、语言等本身的因素使然。     

民国时期白话旧体诗词选本的传播策略与诗学意义

民国时期,白话文逐渐代替文言文成为社会通用的语言工具。旧体诗词选本中也出现了以白话这个语言介质作为编纂标准的选本。这些白话旧体诗词选本拉近了读者与旧体诗词的距离,实现了旧体诗词的曲线传播,也为步入创作窘境的新诗提供了可以借鉴的范本。同时,选家以白话为标准观照古今的诗词创作,也是探寻诗词创作规律的尝试。     

近十年(2006—2016)旧体诗词研究综述

近十年(2006—2016)关于旧体诗词的研究,基本上延续了十年之前的研究态势:研究最着力的部分仍旧是案例研究、对旧体诗词的诗史定位、对旧体诗词发展状态和研究状态的述评。于此三足鼎立的研究格局之外,近十年又有一些新的变化:学界尝试从传播学角度以及从创作层面来研究旧体诗词。由此构成了近十年旧体诗词研究的五个研究面:案例研究、状态述评、诗史定位、传播研究、诗艺研究。     

中国现代旧体打油诗词的戏仿手法

在中国现代旧体诗词创作中,带有戏谑性的打油诗词十分引人注目。而在打油诗词中,戏仿手法的广泛使用又成了一个艺术焦点。从创作动因来看,新文学家群体创作戏仿诗词主要为了强化旧体诗词的社会介入性,现代通俗文学家群体创作戏仿诗词主要为了发挥旧体诗词的娱乐消遣性,底层作家或业余作者创作戏仿诗词主要利用其快速便捷性。而这三种情形的区分是相对的,三位一体是常态。在戏仿诗词创作过程中,作者主要通过对经典诗词作品的模仿、改造、颠覆三个步骤建构新的戏仿诗词文本,同时借助现代报刊传媒的广泛传播实现戏仿的意图和效果。从文学史的效应来看,戏仿是中国现代旧体诗词文体演变和文体革新的重要途径,它不仅改造了旧体诗词的文体形式,而且扩大和提升了旧体诗词表现社会生活的广度和深度,为旧体诗词重新赢得了广大受众的支持和喜爱,对中华传统诗词的现代转型做出了积极贡献。     

瞿秋白旧体诗词对古典韵文接受生态之审美

瞿秋白是集革命家、理论家、宣传家、文学家、诗人于一身的我党早期卓越领导人之一。秋白的旧体诗词意蕴深厚、意境醇雅、形式多样、古色古香,别具艺术审美价值。从对传统古典韵文接受生态之视角看,其旧体诗词,包括集句诗、活剥诗、打油诗等等,既有对于古典韵文外在形式的仿拟,又有对于古典韵文内在意境的汲取,内外结合,形神兼备,“采铜于山”,“自铸伟词”,水乳交融,出神入化,从而构成了秋白旧体诗词的真、善、美与雅、婉、秀兼容并茂的艺术审美特征。秋白旧体诗词之美,主要源于家乡贤哲的熏陶、书香门第的承传、勤学苦读的磨砺及其时代风云的激荡等因素。秋白旧体诗词,无愧为中国三千年诗歌花园中的一株艳丽夺目而雅婉凄关的奇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