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讬命”与中国现代学术传统

中國現代學術以何時為開端?歷史學界通常把1840年鴉片戰争至1919年五四運動,稱為中國歷史的近代時期,而以1919年五四運動至1949年為現代時期。但學術史和文化史的分期也以此為依據,不容易解释清末民初以來的許多文化現象。用政治事變來例同學術文化變遷,反映不出學術文化本身的嬗變規律。實際上,中國傳統學術向現代學術轉型,可以追溯到晚清的经今文學運動,現代學術的種子即埋藏其中。但今文學運動本身还不具有現代學術的特徵。1898年嚴復發表《論治學治事宜分二途》,1902年梁啓超發表《論學術之势力左右世界》和《新史學》,1904年王國維發表《紅樓夢評論》,現代學術思想和學術规範得到比較集中的體現。因此中國現代學術發端的時間,應為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之交;標誌是承認學術具有独立之價值,並在研究中開始吸收西方現代的觀念和方法;代表人物是嚴復、梁啓超、王國維等,而尤以王国維扮演着現代學術開山祖的角色。王國維1927年自沉於颐和園魚藻軒,社會上異說異是,察察為揣。惟史學家陳寅恪能够從文化興衰和一代學者的命运的角度,對王氏的死因给以正解。包括王、陳在内的中國現代学者中的大師巨子,聲聞顯晦或有所殊異,但与本民族的文化共同着命运,欲以學術為宗基“承續先哲將墜之业”,同為一代文化所託命之人則一。他們的學術流向包涵着省察傳统和回應西學兩個方面,既不忘記本民族的地位,又能够做到与世界文化對話交流,為中國現代學術奠立了難能可貴的傳统。但中國現代學術的發展仍然困難重重。就學者的主觀认知而言,有四重障蔽應予以破除。第一、學術是手段还是目的;第二、“有用之學”舆“無用之學”;第三、中學和西學之争;第四、新旧古今之辨。這四個問题所以產生,主要是中國傳统學術一向缺少學術独立的傳統,特别是“經世致用”之說束縛了人們的頭腦,使人們忽視學問本身的独立價值。王國維、梁啓超等現代學術的開聞人物,為破除這四重障蔽曾作出巨大努力,可是時至今日,也不能說此一問题已獲致完全解決。任公先生說:“就純粹的學者之见地論之,只當問成為學不成為學,不必問有用与無用,非如此則學問不能独立,不能發达。”又說:“為學問而學問,斷不以學問供學問以外之手段,故其性耿介,其志專一,雖苦不周於世用,然每一時代文化之進展,必賴有此等人。”信哉斯言。學術之求得独立,首先還要有独立的學者。四重障蔽不能破除,宜乎中國現代學者難於安身立命也。     

常與變:以五大變局重建中國歷史宏大叙事

人們習慣於以"中國"的一頭一尾、即周秦之變與清民之變來建構中國歷史的宏大叙事。似乎中間兩千餘年都處於一種恒常或停滯狀態。這是對中國歷史的一種誤解。從中國歷史的自身綫索來看,起碼應當從五大變局,即周秦之變、秦漢之變、唐宋之變、明清之變與清民之變上,才能有一個比較準確的理解。這需要人們突破歷史停滯論,同時突破歷史進步論的束縛。前者是以後者爲歷史哲學支撑的,後者是以前者爲歷史經驗參照的。但兩者作爲現代歷史理念,都遮蔽了中國歷史的自身特點。中國古代歷史自有變化綫索與動力機制,而中國的現代轉變絶對不是一場突變。爲此,需要在五大變局中展示中國歷史的結構變化與功能調整,從而爲展示中國歷史的真實面貌奠定堅實基礎,爲中國的現代内驅機制進一步蓄積動力。這是當代中國需要確立的一種新歷史哲學,關乎中國的自身發展與人類前景。     

中國哲學的世界意義

歷史地看,中西兩大哲學傳統彼此相遇,無疑是哲學史中的重要現象。中國哲學從先秦開始,其衍化過程中便一直包含哲學之爲哲學的普遍品格,“性與天道”這一中國哲學的論題所涉及,也就是何爲世界、如何理解世界以及何爲人、如何理解人等哲學的根本問題。當然,相關問題展開和探索要成爲現代學術共同體中討論的對象,其表述方式、概念運用、命題推論,等等,都需要經過轉换以取得現代形態。在中國哲學的具體研究方面,既需要關注哲學家,也應當分析相關的哲學論題。即使以中國哲學爲主題,也可以放在世界範圍之内去討論。從世界哲學的視域考察哲學問題,同時需要關注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哲學的當代衍化中,馬克思主義已逐漸成爲中國哲學不能忽視的方面。就馬克思主義的研究和發展而言,在中國從事馬克思主義的研究,離不開中國文化的背景,后者同時意味着這種考察與中國思想傳統的溝通。     

“東去江聲流汩汩 南來山色莽蒼蒼” 唐君毅全集(大陸版)總序

正中國的文化問題,是今日人類文化問題之中心所在,亦一切文化之一大糾結之所在。這個大糾結,如能解開,不但中國問題可解决,人類問題也能解决。——唐君毅:《當前世界文化問題》一窮極返本殷憂啓聖殷憂啓聖。從堯舜孔孟到近代仁人志士,中國歷史文化或明或隱地遵循着憂患與聖賢對應呈現的節律,塑造了中國歷史特有的文化類型。孟子等德慧高深者,皆有一種大尺度去衡評文化命運: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1949年不僅是中國現代歷史一個非同尋常的轉折點,也是孔子誕辰2500年,以五百年爲單元,從1949年上溯,大致可例舉王陽明、朱熹、韓愈、司馬遷幾位文化     

馮天瑜的學術世界和文化擔當

馮天瑜的一生致力於中國文化史研究。他的文化史研究論著,有一條清晰的紅綫,這就是深深地摯愛中華文化,爲此,他一直在執着地追問和探尋中華文明是一種什么樣的形態,它的生存機制如何?它的血脉是如何傳遞下來?由此進而去探求中華文化未來的發展方向。爲了回答這些問題,馮天瑜圍繞中國文化的生成機制、文化特質,中國文化的元典精神,中國古代政治文化的基本形態,中國文化的近代轉型等中國文化史的重大問題作了深入研究,建構了一個系統認識中國文化的體系,并在文化史研究的理論與方法上作出重要貢獻。他從觀念文化轉向制度文化,對中國歷史上的“軸心制度”——周制與秦制進行别開生面的研究,所著《“封建”考辨》振聾發聵,而《周制與秦制》則是他留給這個世界的最後一部著作。他關懷并憂患於中國文化乃至人類文明的當下與未來,以木鐸之聲警醒當世。他病危之前,將其有待出版的口述史的標題定爲:“向着公民的無悔抉擇”。這是他對自己一生學術和思想人生歷程的自我定位,是對這個世界的莊重宣言,更是對陳寅恪“獨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的遥遠致敬。     

學人寄語

“國學熱”一詞近已風行不少時間,現在升級為“國學火熱”,這本應是從事中國傳統學術文化研究的我門歡喜赞叹的。不過我不得不說,當前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研究和闡述,如就其深度、高度要求、都還不好用“熱”來形容。相反的,我倒有一種預感,割白這種國學之“熱”難於持久,甚至弄不好轉化為國學的危機。目前有些現象,使我擺不脱這種杞憂。     

陰陽五行:中國人的宇宙觀

<正>總的來説,中國人對"陰陽五行"應該是比較熟悉了。到現在爲止,中醫還是講陰陽五行,無論是理論也好,還是運用也好,仍然是陰陽五行這一套.更不要説看相啊、算命啊、占卜啊、看風水啊,還是要講陰陽五行的。但陰陽五行非常複雜,到底是怎麼回事。比如陰陽五行怎麼樣相生相克啊,這些理論也很多了。還有陰陽與五行到底是什麼關係,它們到底是什麽時候聯繫在一起的,這也有很多不同的説法,有的説是《書經》襄面就有了,有的説是在《管子》裹面就有體現,但更多人説是鄒衍把它們聯繫在一起的,這叫陰陽家.這裏不想討論這些問題,因爲這     

海外中國學研究的新視角

一我觀察到的西方某些學者研究"中國學"的三個新視點 中國學術思想要走向世界,也許應對"海外中國學"有所瞭解.最近閱讀了一些這方面的材料,有些想法,很想和大家討論.     

中國傳統中的人文精神與宗教精神

中國傳統中的人文精神與宗教精神有無關係?這個似乎古老的問題的答案,對於思考一個對當代中國文化有着重大意義的問題,即中國傳統人文精神與基督宗教或一般宗教的關係,肯定會構成思考的背景,影響思考的結論。     

解構國劇:戲曲與民族文化史的重建

1913年,辛亥革命後的兩年,王國維(1877-1927)完成了現代戲劇史的開山之作《宋元戲曲史》.從那時起,中國戲劇史就成為系統性的學術研究之對象.王國維的興趣主要是在宋元兩代的戲曲,他的書却采用了主導着西方近代學術傳統的進化史學和精英史觀,以宋元戲曲為最高成就描畫了一條中國戲劇發展的軌迹,追溯其起源,整理其發展之脉絡,從中探尋獨特的中華美學傳統.     

傳統的認識與繼承

正從思想文化上來看,"五四"作爲符號所包含和所指向的主要問題之一,就是關於"傅統"的問題,這應當是沒有爭議的。在"五四" 100周年紀念的今天,我想指出,現代哲學特別是詮釋學中的相關論述,値得我們認眞汲取和加以推進,以促進我們更深入地反思百年來對傳統的認識,以及擴大對如何繼承傳統的認識視野。一     

"西王母"與"佛太子"中西交通史上的"格義"式指稱

中外凡涉及異族或異文化事項,存在一種借用常見的本土詞匯以作指代的現象,本文稱之爲"格義"式指稱.本文以中國古代文獻爲主,對這種"格義"式指稱的大量實例作出總結,進而對早期史料所見的"西王母"和"佛太子"這兩個疑難問題提出新的解釋."西王母"是中西交通史上的著名公案,有關早期中國人對西方的認識問題;而本文對"佛太子"的解...     

编后

對中國文化與中國學術的研究如何深入一步,發為文章不人云亦云,時有創闢勝解,並進而解開困擾人們靈智的一個個學術網羅,是關心中國學問的人文學者當前亟待解决的問題。去年九月本刊在滬召集座談會,許多學界前輩曾提出這方面的建議,本期“文化學術動態”欄約略有所報導。     

编後

如果闡釋學的循環闡釋(bermeneuitic circle)理論我們可以接受的話,那末對研究主體和研究對象之間的關係以及相應的研究方法不斷回思、省察,應成为學術與文化研究的不可或缺的一環。为此本期特闢“中國文化研究的檢討與展望”專欄,刊出三篇專論:一为李學勤先生的《走出“疑古時代”》,結合現代考古學的發掘成果,提出在本世紀產生巨大影響的古史辨學派,一方面對傳統學術向現代學術轉變起了解放思想的作用,另一方面也製造了不少“冤假錯案”,今天我們應該從“疑古”     

三才之道與中國文明的平衡藝術

“三才之道”是對中國文明的超越秩序的最簡要概括,與沃格林的原始存在共同體的四元結構具有明顯的對應關係。在將沃格林關於意識的平衡的主題擴展爲教化的平衡之後,通過對《中庸》中論述聖人之道的一段話的深入分析,我們能够得出結論説,中國文明中强烈的宇宙論關切,并非像沃格林在韋伯的影響下所認爲的那樣,是精神突破不徹底、不完全的表現,而是出於教化的平衡這一重要考量有意保持的。這爲我們理解中國文明的藝術性特徵——相比於希臘文明的哲學性特徵和以色列文明的宗教性特徵——提供了新的視角。     

海德格爾與中國思想的歷史轉機 與韓潮著《海德格爾與倫理學問題》一同思考

自1980年代以來,海德格爾研究在我國外國哲學研究領域一直獨占魁首,似乎我們從海德格爾哲學中看到了中國思想自我更新的契機。韓潮教授的專著《海德格爾與倫理學問题》曾得出這樣的結論:海德格爾與其說更接近尼采不如說"更爲接近"中國的"鄙薄仁義的老子"。然而,這部專著也揭示了海德格爾哲學的激追政治品質,以至於讓我們陷入如下困境:現代式的激進哲學何以可能與持守"中道"的中國傳統哲學相融。施特勞斯對海德格爾哲學的深刻批判告訴我們:古典哲學與現代哲學在品質上扦格難通。我們必須面對的真實抉擇是:跟隨施特勞斯回歸古典,還是跟隨海德格爾走向激進的實踐哲學。     

作為藝術家的魯迅

我今天的講題是:《作為藝術家的魯迅》。應該說這是一個很重要,也很有趣的題目。但我卻不是一個合適的報告人。因為我不懂藝術,對這個題目必要涉及的美術、音樂、書法、電影,都是外行;而我年齡已大,精力又分散,不可能補課,作更深入的研究。但我又覺得這個問題很大,關係着我們對魯迅的認識,卻為許多人所忽視,因此,有必要作一點呼吁。今天的演講,就衹能出一個題目,講一堆材料,介紹一些已有的研究成果,起一個宣傳的作用。如果在座的諸位聽了我的講演,覺得有興趣,又對我的說明不滿意,不滿足,自己動手來研究,我的目的就達到了:這是名副其實的“抛磚引玉”。     

從皇商薛家看《紅樓夢》中的物質文化

在《紅樓夢》中襲替其父擔任"皇商"的薛蟠,應就是可先支領帑金來經營獲官方授權之商業活動的官商。而與此小説創作過程關係密切的曹寅和李煦兩家,恰同爲該官商群體中的一員,又因他們所負责的江寧及蘇州兩織造,亦是承辦皇室用品採買及督造的重要機構,故小説中嘗以精緻宫花、高級樯木、上等人參、珍贵牛黄及四神散等特殊品項,凸顯當時上層社會所擁有的高端物質文化。惟先前紅學界因少有人擁有相關背景知識,又欠缺足够研究工具與能力,以致對這些對象的珍稀性以及相應的專業術語,始終無法深刻掌握。本文即透過e考據之法以較精準且具策略的問題意識,首度具體釐清了前述品項的一些内涵(如宫花的償格、"檣木"爲何、"蘆泡鬚枝"及"渣末泡鬚"的意義,更發現四神散應與知名的安宫牛黄丸同源等),并因此對作者生活知識的厚實度增添許多了解,同時也讓閲讀這本小說的深度有機會進入較立體的層次。     

中國歷史電影的史觀變遷

歷史觀及其對愿創作觀念在中國電影的歷史叙事中是一個實踐、位移、演進和嬗變的過程。早期歷史電影受正统史觀和英雄史视的影響;"十七年"雹影的歷史叙事贯穿着人民史觀和革命史觀;新時期之後不再是鐵板一瑰、步調一致,而是出现了分層和多維方向的拓展;二十一世紀後趨向於現代性史觀。     

太虚的人生佛教及其人文維度

太虚的人生佛教提出,是以其人心的人文維度作中國近代佛教的新開端。社會時勢發展中的現代性,直接影響了他的佛學理論立場與對弘揚佛法的方法思考。人生佛教的智啓,與儒家的君子修養,目標取向是一致的。《佛乘宗要論》的特點,是以本對化,是佛法應化現代人心之需要。在詮釋中,他總是站在回顧和檢討中國佛教的整個現狀,結合社會的現實狀態。融科學、哲學於佛教,顯示着太虚個人與人生佛教巨大的知識能量。1923年,先後輸送四批人才去各國訪學,是中國佛學走向世界的先驅之路。以入世之覺讓判教圓融人性,讓佛教注入現代性,形成圓融新説,是太虚讓大乘添了新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