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述礼乐,备王道”——论孔子对《诗》的经典地位的重新确立

关于孔子之于诗学的贡献,人们所论甚伙,似已难以置喙,然大多数评论都忽略了孔子言《诗》的背景,即西周礼崩乐坏,诗教式微的现状。孔子于此重新赋予《诗》以经典意义,并将其作为其学术承传的一个重要文本,这对后世的诗学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通过查考可见,孔子对《诗》的＂备王道＂、＂述礼乐＂的诗学定位,恰恰开孟子、荀子诗学阐释的王道派和政教派的分野之端,而汉代《诗》的经学化阐释,也多围绕这两点而开。     

孟子诗学主张在汉代的影响——以《韩诗外传》对孟子“《诗》载王道”观的承袭为例

汉代四家诗在解《诗》用《诗》的过程中,无不突出强调《诗》的王道政教功能,把《诗》视为承载王道政教的政治教科书,这也是汉《诗》经学特点的最重要的表现之一。而这一特点,又以《韩诗外传》表现最为突出。不过追根溯源却会发现,汉代诗学的这一经学特点源于对孟子"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观点的承袭和践行。甚至可以说,孟子的"迹熄《诗》亡"观,在一定程度上规定了汉诗解经释旨的诗学方向。     

齐诗经学特征渊源考——论孟子诗学在汉代的影响

汉代四家诗在《诗》义阐释过程中,无不突出强调《诗》的王道政教意义,而淡化对《诗》的原始意义的探寻,这是汉《诗》的经学化阐释的重要表现。这一特点又以齐诗为最,齐诗明确把＂匡扶邦家＂作为诗学传播的主旨,并将《诗》广泛用于劝谏。然而这一经学化特点的源头何在,一直难有定论。通过对齐诗与孟子诗学观的比照发现,齐诗的经学化特征源于对孟子＂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观点的承袭和践行。     

孟子《诗》说与齐诗的经学化——齐诗“匡扶邦家”的经学特征探源

汉代四家诗在解《诗》用《诗》的过程中,无不突出强调《诗》的王道政教功能,这是汉《诗》经学特点的重要表现之一。这一特点又以齐诗为最,齐诗明确把＂匡扶邦家＂做为诗学传播的主旨,并将《诗》广泛用于劝谏。然而这一经学化特点渊源何自,一向众说纷纭、难有定见。通过对齐诗的特征和孟子诗学观的比较会发现,齐诗的这一经学特征源于对孟子＂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观点的承袭和践行。这也意味着,在汉《诗》经学化过程中,孟子的作用不容小视。     

“以意逆志,得孟子之一体”——以《韩诗外传》为例看孟子对汉《诗》经学化的影响

孟子的"以意逆志"说,最先强调了读《诗》者在《诗》义阐释过程中的主体性作用,这意味着读《诗》者不再仅仅是被动地接受《诗》义;还可以通过主动推求去寻找《诗》的创作意图。而《韩诗外传》正是汉《诗》践行孟子"以意逆志"观的突出代表。《韩诗外传》对孟子"以意逆志"观的传承,不仅展现了《诗》学发展至汉代的一次飞跃,同时也证明了汉诗通过《诗》义阐释传达经世意图的经学化倾向正是由孟子导夫先路的。     

“见世道盛衰之由”——论《诗序》对《诗》的王道政教意义的多层解读

《诗序》是汉代诗学的纲领性文件,并尤其以其对《诗》的政教功能的强调而为历代学者所重视。然而,人们历来所论往往着眼于《诗序》对具体《诗》篇的政教性赋予,而很少从整体着眼对《诗序》中《雅》诗政教色彩的集中展现予以关注。然而《雅》诗却是最能反映《诗》的王道政教性质的部分。从《诗序》对于《雅》的评价与阐发中,能够清楚地看到《诗序》对《诗》的王道政教意义的赋予不但行诸语言,而且在阐释的步骤安排上也存在着更重要的深意所在。了解《诗序》对于《雅》诗的王道政教意义的多层解读,可以更清楚地把握汉代诗学阐释过程中的经学阐释方法和途径。     

汉代《诗经》阐释的诗学理路与方法

对汉代《诗经》阐释中所形成的诗学理论,学术界长期以来习惯从经学与文学、政治与审美相对立的立场出发,对其做出否定性的评价。针对这一倾向,笔者认为,在汉代《诗经》阐释的诗学研究中,必须坚持这样的理路与方法,即突破经学与文学、政治与教化对立的思维模式,回到先秦两汉的历史语境中,以＂知识与意义的双重关注＂的立场,以＂同情理解＂的态度,充分肯定汉代《诗经》阐释诗学理论作为一种《诗经》解释系统和诗学系统的存在价值和合理性,并在中西诗学的大背景下予以审视,以充分发掘其理论价值和内涵。     

董仲舒与汉代《诗》学三题

董仲舒在汉代《齐诗》的传承谱系中隐而不彰,但他却是奠定《齐诗》阴阳五行基本性格的重要人物;董仲舒提出以《诗》作为汉代宗庙祭祀制度的法度,使《诗》成为构筑汉帝国政治权力的知识基础;董仲舒提出的“《诗》无达诂”说强调把理解的情境性和文本的微言大义结合在一起,其所持的经学立场与后世诗学和文论所注重的主观阐发的倾向有异。     

袁枚对《诗经》的文学诠释

袁枚对《诗经》的文学诠释围绕其诗学核心范畴性灵而展开。他认为《诗经》都是“直写怀抱”的性灵之作,肯定其中描写男女情爱的诗篇;指出《诗经》风格多样乃是因为诗人性情多样,否定《诗经》皆“关系人伦日用”之说;反对多附会、以琐屑为功的考据说《诗》与脱离文本说《诗》,发展孟子“以意逆志”和提出“歌”以悟《诗》的接受原则与方法。     

钟嵘诗学的《诗》学母体及其转化——从《诗》六义到诗三义

钟嵘在《诗品序》中提出了诗三义的概念,其与《毛诗序》的《诗》六义之间貌似存在着意义关联,然在本质上却并不相同.《诗》六义的提出乃基于诗教说的前提,从六诗到六义,说明了《诗》学阐释由诗教立场而经学立场的发展变化.而钟嵘对于诗三义的揭示与阐释,虽然与《毛诗序》的《诗》六义之间存在着语词、语义上的关联,然而其去经学化的立场却是十分显著的.钟嵘追溯诗歌源流上至风雅,看似是宗经思想的支配,然而究其原因,一方面缘于齐梁人的《诗》源共识,一方面宗经实为一种表象,钟嵘恰恰是在经学的语汇范畴中寻求到了诗学领域内的突破.与汉唐经学思想笼罩下的经典诗学相比,钟嵘诗三义的揭橥在六朝诗学史上的价值应该受到足够重视.     

孔子乐教思想探析

作为先秦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积极提倡音乐,一生不断地进行音乐艺术的实践___弹琴、击鼓、鼓瑟、咏歌。他提出“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的教育总纲领,认为具有“乐而不淫”、 “哀而不伤”的中和之美的音乐能够引领人们不断完善自我;主张用音乐育人,并且要合乎“仁”和“礼”。这些都对后世的艺术教育和音乐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截断众流——关于孟子思想之“正宗”的几点商榷

元至顺元年,孟子被朝廷加封为“亚圣公”,地位仅次于孔子,祀于文庙。至此,自中唐时由韩退之倡道统并在《原道》中将孟子认作孔门正宗嫡传开始的孟子升格运动才告终结。但宋明以来被视为儒门嫡传的孟子及其主要思想,并不能在孔子的言论文本中直接找到理论源头。孟子在“性善论”、“仁”以及“学与思”等问题上与孔子皆有根本性的思想分歧。因此,关于孟子思想为孔子后儒学“正宗”的传统说法,乃是可以进一步商榷的。     

儒家的荣辱观与教育理念

在孔子“为政以德”的政治理想中,蕴藏着通过推行教育来传播儒家荣辱观的思想;孟子则分别从提升个人道德修养和改善道德教育两个致思向度上加以引申和发挥。与荣辱观教育关系比较密切的道德教育的原则和方法,是孔子所说的“内省”。羞恶之心的“义之端”,往往容易被外界的物欲所“汩没”;而内省或省察,则是对这种被物欲所汩没的一种警醒和提防。在道德教育阶段论中,儒家学者主张荣辱观的教育应从幼儿开始,并贯彻人的终生。南宋的理学家和教育家朱熹则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均卓有成效。     

“横渠四句”与知识分子的使命感

张载是宋明儒学的主要奠基人之一,他在继承儒家自强不息精神的基础上,提出了具有民胞物予情怀和天人合一精神的“横渠四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横渠四句”不仅体现了张载传承儒学道统的决心和信心,而且包含了士大夫深沉的忧患意识,以及由此引发的对道德理想和政治理想的不断追求和实践,并且这种追求和实践融入了中国士大夫无限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对于今天仍然有非常重大的现实意义。     

谈孔子的艺术教育思想

孔子把人格修养的最高境界放在艺术审美境界,孔子的艺术教育主要强调礼乐教化,他认为礼乐的根源在于仁德的修养。“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通过礼乐培养人的内在品格,以艺术审美活动推进道德伦理原则的内化,实现政治道德教化的功能。这是孔子一直倡导“礼乐教化”的原因所在。这种以“礼乐教化”为核心的传统艺术教育思想,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一直占据统治地位。     

孔子乐教的“内圣外王”指向

孔子十分重视乐教,且往往礼乐并举,视礼乐为一完整的文化生命。主张藉礼乐之教化而挺立道德人格的自我,并且以礼乐教化为其为政理想的手段。乐以治心而成德;乐以通出而友人;乐以致俭而厚德;乐以政教而化俗。在其“仁学”体系中,孔子乐教具有“内圣外王”的指向。     

从“仁礼”到“礼法”——荀子之“礼”的再审视

＂礼＂作为儒家的思想核心之一,儒家对其的解释,依据社会架构的转变,也经历了一个由孔、孟的＂仁礼＂向荀子的＂礼法＂转变的过程。荀子对礼的创造性诠释,将儒家的政治理想主义推向了政治实用主义,将儒家的＂仁＂道落到实处,提出了具体的制度、政策,推进了儒学的外王进程。     

欧阳修与王安石嘉祐元年诗歌互赠再议

在欧阳修与王安石嘉祐元年第一次会面后的互赠诗歌中,欧氏期待王安石能够继承＂诗文革新＂精神,引领北宋中期的文学创作发展,而王氏的＂奉酬＂诗却委婉地传达了自己的志向是承传孔、孟道义之学,而不是韩愈等人的文学革新。这种情形的出现,既有欧阳修与王安石对待文学创作的不同态度的原因,也有欧、王对韩愈的认同差异的原因。欧阳修在明了王安石的心意之后,迅速转向了新的接班人的寻找。嘉祐二年科考,苏轼的登台,与此次欧、王诗歌互赠有着某种内在联系。     

仁善之音——徐复观谈儒家艺术精神

徐复观认为中国的文化归本于心，心是一切文化的价值根源，亦是道德、艺术的价值根源。心之所出为性，所以徐复观对中国文化的考察落实于中国的人性论史上，对中国艺术精神的考察也是根基于此。徐复观认为中国文化中的艺术精神，穷究到底，只有孔子和庄子所显出的两个典型。本文所要谈的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艺术精神。孔子所代表的儒家心性是仁善，以此心性为基础的儒家的艺术精神则为美善合一。而儒家的艺术精神主要体现于音乐上，乐曲中出，即乐由性出，所以有乐合同，有仁善之音。而儒家艺术精神是道德与艺术在最高境界中的合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