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建国后土地改革和台湾土地改革之比较

两次土改都是在农村阶级矛盾十分类锐的情况下进行的。大陆采取和经历了清匪反霸，减租退押等方式、措施和阶段。台湾分三步走：推行“三七五减租”；实行公地放领；实施“耕者有其田”。大陆的土改是在总结以往土改历史经验和由党和人民政府领导，执行正确的路线、方针而取得的。国民党由于其在台湾建立了稳固的军事、政治统治，得到农民特别是蒋介石对土改的全力支持是其成功的主要原因。土改在大陆连根铲除了延续二千多年的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在台湾它使封建地主经济解体，使台湾农业和工业迅速恢复，当然它只是对封建土地制度的一次改良，很不彻底。     

大陆建国后土地改革和台湾土地改革之比较

两次土改都是在农村阶段矛盾十分尖锐的情况下进行的。大陆采取和经历了清匪反霸，减租退押等方式，措施和阶段，台湾分三步走；推行“三五七减租”，实行公地放领；实施“耕有其田”。大陆的土改是在总结以往土改历史经验和由党和人民政府领导，执行正确的路线，方针而取得的。国民党由于其在台湾建立了稳固的军事，政治统治，得到农民特别是蒋介石对土改的全力支持是其成功的主要原因。土改在大陆连根铲除了延续二千多年的封建统治的经验基础；在台湾它使封建地主经济解体，使台湾农业和工业迅速恢复，当然它只是对封建土地制度的一次改良，很不彻底。     

“新生活运动”的发动与结局初探

自1934年至1949年,蒋介石亲自发起和领导的新生活运动,是国民党在大陆统治22年期间,加强“国民文化心理建设”以“求民族复兴”的一项重要拳措。直至上世纪60年代～80年代,在台湾开展的“中华文化复兴运动”与其一脉相承,可见对国民党确实产生了深远影响。然而,前后持续了15年之久的新生活运动最终未达预期效果,本文对其原因进行分析探讨。     

简析台湾当局推行"去中国化"政策的实质

台湾当局推行的“去中国化”政策,妄图从思想、文化、教育、意识形态等各个领域,清除中国对台湾的影响,割断“台湾文化”与“大陆文化”的历史渊源,以营造“台独”的文化、心理和社会环境,为民进党实现“渐进式台独”创造条件。这种“去中国化”政策,继承李登辉“两国伦”的衣钵,与日本殖民者当年在台湾推行的“皇民化运动”和“同化”政策如出一辙,也是继承了李登辉“两国论”的衣钵,是不得人心的。     

余光中《民歌》的背景解读

对余光中《民歌》的欣赏,人们不太会注意到发起于1966年末的台湾“中华文化复兴运动”。余光中在《民歌》中抒发对民族文化精神强烈的认同感和传承这种民族文化精神的使命感,虽然不是那场政治运动的传声筒,但也无法摆脱这一特定的时代背景。解读台湾“中华文化复兴运动”这一背景,有助于我们更全面、更客观、更公正地解读余光中这首《民黝的思想内涵。     

试论建国以来的国共关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共两党经历了军事政治对峙和开始走向第三次合作与和平统一阶段。前一阶段，中国共产党经历了以单纯依靠武力和以武力为主，辅之以和平争取两个时期；国民党采取以军事为主和“以政治为主，军事为辅”两个时期。后一阶段，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党倡导第三次国共合作，提出和平统一祖国的“一国两制”的构想；国民党虽仍坚持与大陆对抗，并提出“三民主义统一中国”，但也逐步提出一些放宽两岸交往限制的举措。     

“台独”问题的由来

“台独”阴霾是有其历史渊源的，1895年《马关条约》割让台湾澎湖列岛给日本，在日据50年，日本军国主义为使“以台制台”，大力推行奴化教育和化侵略政策，斩断中华化的脐带，摧毁中华化，实行“皇民化”。     

威慑与谋略--炮击金门行动在维护"一个中国"中的军事价值

炮击金门是一场具有重大威慑意义的军事行动,其威慑效益在于以精妙的军事打击和谋势造势,客观上达成大陆、台湾之间的“默契配合”,联手对美,使国共两党共同维护了“一个中国”的局面,为实现祖国统一奠定了政治基础。     

试析台湾国民党大陆政策的演变

国民党统治台湾50年，为了维护其在台湾的统治和利益，其大陆政策随着形势的变化而变化。从50、60年代的“反共复国”、“反攻大陆”政策，到70、80年代提出“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口号和“三不”政策，再到90年代初的“民主、自由、均富统一中国”的新大陆政策，直至主张“一中一台”，“一国两府”的“两国论”。本主要从上述4个方面分析了台湾国民党大陆政策的演变。     

"台独"思潮社会历史根源之探寻

台独思潮及台独运动是一种非常复杂的社会政治意识及行动,它的产生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政治及文化背景。它经由台湾岛内的“本土化”运动到所谓“台湾意识,”进而异化为国家分裂主义思潮,在政治、经济、文化多元化的掩盖下,以“去中国化”为内核,通过断绝、割裂海峡两岸的历史传承和交融,从民族精神、国家意识和民众灵魂等方面,悄然影响台湾民众对“一个中国”理念的认同和统独心态,直接或间接地危害祖国的统一大业。     

近代文化民族主义论略

文化民族主义是近代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一个十分突出的现象，也是中国近代民族主义有别于西方民族主义的主要特点之一，但以往史学界对此尚未给予足够的重视。本文试图对近代文化民族主义问题作一全面，系统地探讨，本文认为，文化民族主义是代代中国社会的一种进步性思潮，它在反对帝国主义列强的文化侵略，抵拒国内思想西化思潮的泛滥，提高国人的民族文化自觉性与自信心，以及推动传统学术近代化诸方面，均起了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但同时亦不可忽视的是，由于浓厚的民族文化自恋情结的存在，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它也表现出其消极，保守的一面，对社会发展产生了某些不利的影响。     

谈大学英语教学中的文化教学

以培养和提高学生的交际能力为出发点，阐述文化教学在英语教学中的重要性，以及探索在词汇教学、篇章教学中如何实施文化教学。文化教学有使学生了解和接纳异族文化、介绍和宣传中华民族文化两方面的含义，并指出文化教学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从文化维度看李大钊的马克思主义转向

新文化运动前后的李大钊在文化调和思想的指引下逐渐转向马克思主义的过程,是其探索中国近代文化出路的过程,也是中国文化现代化的过程。理解这一问题,对于把握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过程中的文化意蕴有着重要意义。文章立足于新文化运动前后李大钊对不同文化的态度与选择、对东西文化调和之路的探索以及其最终的马克思主义转向这一循序渐进过程,管窥中国近代思想文化的内在发展逻辑以及马克思主义在这一逻辑链条中的历史地位。     

抓住契机建设世界文化大国

文化建设是中国现代化的内涵之一，那么，抓住契机，建设文化大国，应当成为当前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建设文化大国过程中，既要注意借鉴学习外国先进文化，亦要重视和发展民族、民俗文化。不能再走“建设性破坏”之路。     

近代中国的“文化自觉”

“文化自觉”是指知识阶层对其民族文化的“自知之明”和创造性发展。近代中国“文化自觉”的产生和发展,历经戊戌维新时期、辛亥革命前十年、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及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等四个阶段。它以追求文化民族性与时代性的统一,也就是民族的科学的民主的大众的文化为内涵。上升到世界历史高度,充分重视文化对于中国近代化的推动作用,自觉促进民族文化的创新和发展,是近代“文化自觉”的内在要求和主旨所在。     

论现代中国三大文化派别及其对现代化文化取向的影响

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形成了本位文化派、西化派、马克思主义文化派三大派别和文化保守主义、文化自由主义、文化革命主义之分野。对于文化现代化来说,文化保守主义具有阻滞和校正的双重作用,文化自由主义则具有激进和借鉴的双重作用,两者在对待传统与现代的关系上各趋一极而表现出偏激性和片面性特点。文化革命主义成为现代文化变革的动力,它致力于文化范式的现代转型,其在指导思想和价值取向上,确保了新文化建设的正确方向。     

从文化政治化到文化现代化--中国现代化中的文化发展趋势

文化变革是社会转型的重要内容。文化政治化是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特征。要实现文化变革，首先要对文化政治化进行辩证的反思，在自我反思和批判中推陈出新。文化现代化是中华文化自身发展的内在要求。从文化政治化到文化现代化也就成为中国文化现代转型的目标追求。     

全球化背景下文化现代化的历史使命

化现代化是一个发展的概念。在全球化背景下，化现代化作为一种必然的现象，有其特殊的历史使命。事实证明，西方化由于其狭隘性不能作为实现全球现代化的基本理念，形成适应现代化的化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需要世界各种优秀化的对话与沟通。     

梁漱溟文化模式论及新儒学的现代意义

北大的特殊文化环境,西方批判、反省现代化的思潮,父亲之死给梁漱溟带来的心理动力和毅力,是梁漱溟实现由佛返儒的文化心路的原因.梁漱溟提出的力图解决文化与现实社会存弊相连问题的文化模式有独创性,它为新儒学在当今的活跃开了一代风气,并赋予了儒学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中的世界意义.     

西化思潮的历史考察

从发生学的角度看,中国的西化思潮是对鸦片战争后凭借其坚船利炮来到中国的西方文化以及由此引起的中国文化危机的回应,是近代中国的志士仁人对中国文化出路的一种选择,其最早源头可追溯到晚清,严复是它的最早代表人物之一。进入民国后,特别是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发端于晚清的西化思潮兴盛起来,并与文化保守主义思潮、马克思主义思潮一道,成为活跃于中国现代思想文化舞台上的主要文化思潮。前期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称之为"西化运动",但陈独秀、胡适等人不像有的学者所指责的那样是"全盘西化论"的倡导者和主张者,也没有"全盘性反传统"。当历史进入到30年代,西化思潮又有了一些新的引人注目的发展,这就是"全盘西化论"的提出。西化思潮是以传统文化不适应现代生活、不能实现现代转换和西化等于现代化这样两个错误的理论认识为前提的,因此它不是对中国文化出路的正确选择,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有它存在的历史价值和积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