稻香楼中一席谈

在我的三十多年的新闻生涯中,接触了不少党、政、军要人和社会名流,其中印象最深的莫过于同原国务委员、现中顾委常委张劲夫同志在稻香楼的一席谈。“四人帮”垮台后,刘少奇同志获得了平反昭雪。这期间,我是《安徽日报》政治组负责人,平反“冤、错、假”案的宣传报道,责无旁贷地落到了我们的组,而又叫我牵头。当时,报社抽调几位同志组成一个小班子,负责搞好刘少奇同志平反昭雪的报道。刘少奇同志在战争年代和建国后,曾在安徽指挥过革命和亲临视察。我们的报道指导思想,是要把刘     

写稿如生养

搞新闻报道,固然有许多经验之谈,但更在于刻意求新,写出成功之作.这对于一个对新闻报道极其负责的同志来说,莫不如此.一九九三年底,我和乡教育组的一名负责同志到安城中心小学了解“文明单位”的建设情况,准备写一个推荐材料.但一进老师们正在忙乎的试验室,却被摆放在屋里的一些花花绿绿的年画、挂历等发行物所吸引.我不经意地问了一句:“这屋里怎么放了这样一些东西呀?”几位老师听了便一起数落起来:“这是上头摊派下来的,分给每位老师、学生,教大学必须去完成的,发行款项定给每位师生,完不成就要受罚”我当即感到这是条很好的新闻,有必要赶快写出     

我的1949年

1949年是我难忘的一年。这一年我冲破黑暗,投身光明,从此生活在灿烂的阳光下;这一年,我生平第一次公开称呼“同志”!公开我中国共产党员的身份。许许多多志士用鲜血缔造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正是诞生在这一年。     

毛泽东请客

1月下旬某日,韩练成由社会部副部长刘少文陪同去西柏坡参见朱德,这是他第一次见到朱总司令。朱：“你不要老说自己是旧军人。旧军人有什么关系？我,彭德怀同志,贺龙同志,不都是旧军人？”韩：“我哪能跟几位老总比？”     

关怀与鼓舞——参加纪念《工人日报》创刊50周年座谈会有感

7月15日,是我终生难忘的一天。这天我有幸出席了在北京召开的纪念《工人日报》创刊50周年座谈会。会议期间,经报社领导瞿祖赓、张宏遵的介绍,我作为《工人日报》特约通讯员的代表和齐齐哈尔市长跑爱心协会的代表,十分荣幸地向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全国总工会主席尉健行同志简要汇报了工作。听后。尉健行同志高兴地握着我的手说:“好,好。《工人日报》和工人心连心。”随后我与尉健行同志手拉手留下难忘的瞬间。这也是会议期间,尉健行同志惟一同与会者的一次单独合影。     

在长者们身边——一段青春时光的追忆

一九五七年的夏天,我正在莫斯科图书馆学院读三年级。一天,听说祖国的图书馆代表团要来访问观摩,我们同校的几个中国留学生一起按时到车站去迎接来自北京的火车。代表团由四人组成:团长左恭、副团长汪长炳、团员杜定友和秘书胡耀辉。他们被安排在莫斯科的“俄罗斯饭店”下榻。我陪他们一同前往,并参与了当天和苏方人员共同拟定参观日程的商谈。几位长者对我们十分亲切。过了几天,左恭同志专程到学校来看望我们.他说,苏方给安排的翻译人员不熟悉图书馆业务,工作有困难;又说,已请示过我驻苏使馆,决定由我在假期内充任代表团翻译。我当然非常珍惜这样一次宝贵的学习机会,从此和代表团一起生活了一个多月。这是一次使我终生难忘的经历。时光过去三十年了,左恭同志和杜先生早已作古。汪先生现在南京住,大前年秋天我还去看过他。后来最常见面的是胡耀辉同志,他现已离休,住在北京。回忆在长者们身边度过的一段时光,总使我觉得无限神往.让我追忆一些情节作为纪念吧！     

冯雪峰与我同台讲用

冯雪峰同志离开我们已经多年了,他在冷落与冤屈中溘然长逝后,我不断地读到怀念并描述他的文章,从而使我对人民文学出版社这位德高望重的首任社长更加深了理解和尊敬.上世纪50年代我在他手下工作过,“文革”期间又在“牛棚”共过3年患难.那以后还在咸宁干校一道劳动了两年.其间,尤其令我难忘的是,在向阳湖我还同这位半生坎坷、备受折磨的老人同台讲用过一次.     

在改革中求发展

今天来参加创刊60周年纪念大会,心里异常激动。在这里,我与同志们共事过,这是我终生难忘的一段日子。我们纪念大众日报创刊60周年,为的是不忘记过去,不忘记过去的创业史、过去的革命传统;为的是今后的发展,今后的创业。所以,这样的纪念很有意义。今天来参加大会,让我讲话,讲些什么呢?我已经是老同志了,就从这个“老”字讲起吧。刚才见到我们的老领导李振同志,我开了句玩笑,我说:“我对你有个     

“约翰逊事件”与第六感觉

我从十八岁那年开始学新闻。我的前辈、先生们一直对我说,新闻记者应该有第六感觉……但第六感觉是什么呢?我一直没有弄清楚。永生难忘的采访世事如烟。眨眼的功夫,我早已过了而立之年。终于有那么一天,我突然发现了第六感觉,并实实在在地把握了它……。这一天就是1988年9月24日,我成功地报道了“约翰逊事件”。在那天的日记中,我写下了“永生难忘的采访”这几个字。 1988年9、10月间,我以新民晚报特派记者的身     

逝者如斯

李芳木同志走了.由芳木同志的走,想到了走在他前头的胡光同志和颜正国同志.我自己觉得,相对而言,我跟他们有过近距离的接触,了解他们各人的某一个方面,认为,这几位老报人都是大众日报业务方面的翘楚,至少在全省新闻界有一定影响,故一并都说几句话,既表示我的悼念之意,更希望对后来者有所启迪.     

学艺札记

我常常为写得不生动而苦恼。有的同志说:这是平日“练笔”不够。可是由于工作的需要,我觉得平日写的东西也不算少,只是写来写去,新闻老是这么几句导语,通讯、评论也老是同样的格调,不能很快提高。这是什么缘故呢?如果说要练笔,究竟应该怎样练?应该从什么地方练起呢? 我把自己的苦恼告诉了几位做过新闻工作的前辈,很想听听他们的意见。     

逝者如斯

李芳木同志走了。由芳木同志的走，想到了走在他前头的胡光同志和颜正国同志。我自己觉得，相对而言，我跟他们有过近距离的接触，了解他们各人的某一个方面，认为，这几位老报人都是大众日报业务方面的翘楚，至少在全省新闻界有一定影响，故一并都说几句话，既表示我的悼念之意，更希望对后来者有所启迪。     

重游“死亡之海”

“死亡之海”的告别采访,是我近40年记者生涯中极为难忘的。“死亡之海”是新疆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的别称,过去,我曾多次进入“死亡之海”,吃过苦,历过险,但却丰富了阅历,目睹过这一神秘世界的变迁。因而,不知不觉地热爱起这片土地。 近些年,听说“死亡之海”又有了出奇惊人的变化,自然令我心驰神往。于是,1997年深秋,在我退休之前,又专程从兰州千里迢迢来到塔克拉玛干,开始一次令人眼界大开的旧地重游。     

这是一次自我考试

前些日子,碰到上海新闻界几位关心我的同行,他们不约而同地问我:“老王,你是不是去过美国了?”我在感到奇怪之余,如实回答:迄今为止,我从未去过美国。这些同志是在看了我在1985年9月27日《上海政协报》上发表的通讯《顾维钧在纽约》和我在1985年11月9日、19日民革《团结报》上发表的近四千字的长篇通讯《乡思缕缕情悠悠——老外交家顾维钧在纽约近事》之后,想到有些细节的描绘,象是作者采访过顾维钧本人,因此猜测我是否去过美国。 1985年10月,《文汇报》驻美记者张治平同志为纪念联合国成立40周年而写的纽约通讯中说,他曾多     

记者同志下乡来

五年前,我到一个村子去采访,围了一大群人来看。我觉得自己成了一只猴子,心里很不是味儿。一位老大爷说:“我活了一辈子,还没见过记者同志是个啥样儿,今天开眼了。”他希望“记者同志下乡来,听听我们农民的话,看看我们农村的样,这联产承包责任制可是个好东西。”几位青年人,热情邀我们“合个影儿”,说是“让我们也光荣光荣”。当时我为此而着实     

在贝魯特的中国记者

贝鲁特给我留下的深刻而难忘的印象实在太多了,劫车、绑架、汽车爆炸,还有炮声和枪弹。然而,我常常思情萦绕的,还是那些在战乱中和我有过共同的忧苦和喜乐的中国同行,尤其是那几位新华社贝鲁特分社的青年记者。我在贝鲁特的4年风雨生活中,同他们一起避枪弹、躲爆炸,饥肠辘辘搞采访,日夜不眠发电稿,我们曾一起在光线暗淡的地下室里度过了难忘的日日夜夜。我所记述的,也许是琐碎而平凡的     

杜鹃花开映山红——忆韩映山

我今天说的杜鹃,是我国当代文坛上著名的荷花淀派重要作家韩映山同志的笔名。韩映山以杜鹃的笔名给我寄过不少稿件,这些稿件先后都在《北京晚报》副刊上发表了。映山为什么起这样一个笔名?一次,见到保定日报文艺部主任齐霁同志,聊起来,他说:“杜鹃就是杜鹃花,就是映山红嘛!”我恍然大悟。 我认识韩映山是在60年代初在南开大学中文系读大一的时候。那时,张怀瑾先生给我们上《文学概论》课。每逢上课,在教室最后一排都坐着几位比我们大七八岁的男同志。和韩映山一样也是保定一中毕业的郭晓钟同学告诉我,那是韩映山及天津工人作家万国儒等。那时虽一块儿上课,却从未交谈过。     

“白鸡”是怎样飞起来的

《“北京白鸡”在全国28个省市区“落户”》的消息,在全国好新闻评选中获奖后,一些同志要我谈谈采写这篇稿件的体会。说实话,我是有一种“撞大运”“撞”上了的感觉。谈谈它的“出笼”前后,目的是总结提高,就教于新闻界同行。去年一年,农村形势比较平稳,跑农村的记者大都感到好的新闻题材少,眼看十一月份了,我也没有写出满意的东西来。一次,总编辑满运来同志在聊天时对我说,近来报纸版面真正的新闻不多,能不能抓一两条好的、活的新闻? 我去“抓”了,碰到的却是一个鉴定会。我硬着头皮来到“北京白鸡823纯系配套系的育成”鉴定会会场。在这里我见到了几位熟悉的畜牧专家,通     

改革在呼唤记者中出思想家

“你们记者应该是思想家。”这是最近在齐齐哈尔到牙克石的火车上,几位火车司机知道我是记者以后,向我,自然也是向我的同行们提出的希望。他们都是有文化的年轻司机,他们提出许多当今社会存在的大问题来和我讨论,很有见地。这说明他们读过许多,想过许多。也说明,他们提出“你们记者应该是思想家”,是严肃的。我还曾在西北采访时连着向四个县的县委干部问过:“要是让你们选,你们选谁当最佳记者?”他们都是提的在报道中对我国改革勇敢地拿出过独到见解的记者。我想,这决不是几个火车司机,几个县委干部在那里说三道四,是时代在呼唤着我们记者队伍中出思想家。     

获得韬奋出版奖后的联想

5月下旬,我应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之邀赴京。这是我终生难忘的一次北京之行。因为我是作为10万“新华”儿女的唯一代表.接受第三届韬奋出版奖颁奖的。这次获奖的8位同志中,只有我一人来自图书发行系统。我深深感到,这不仅是我个人的荣誉,也是全国10万“新华”儿女的光荣。我怀着激动的心情接受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雷洁琼、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主席王子野、中国韬奋基金会副主席李彦、新闻出版署副署长卢玉忆等领导同志为我们颁发奖品和证书,我沉浸在幸福之中。颁奖会前后,我有幸见到了出版发行界的老前辈,新闻出版署特邀顾问王益和原新华书店总店总经理王璟。王益前辈祝贺我获奖,赠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