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直接投资、环境规制与国内绿色技术创新

利用2005—2013年中国30个省级行政区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环境规制视角下对外直接投资(OFDI)对国内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力度较强时,对外直接投资对提高国内的绿色技术创新能力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且这一效应呈现出明显的地域差异,其中中部和西部地区的正向作用最为明显并显著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东部地区的影响效果最小。因此,在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不断增长的同时,要加强环境规制,确定适当的环境规制强度,提高对外直接投资企业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     

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

本文通过分析排污税、拍卖的排污许可和可交易的排污许可这三种环境规制措施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发现,企业减排的主要影响因素是绿色技术创新能力和环境规制的严厉程度;企业污染谎报问题的主要影响因素是环境规制的严厉程度和政府监管力度,而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能力无关。通过对不同环境规制的比较分析发现,排污税率和排污许可价格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激励程度都成正相关;在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激励程度上,若政府不控制可交易排污许可的数量,则排污税和拍卖的排污许可具有同等的政策效果,而可交易排污许可的政策效果最弱;若政府能对可交易排污许可数量进行有效控制,则三种环境规制措施具有同等的政策效果。     

环境规制、绿色技术创新意愿与绿色技术创新行为

结合计划行为理论,以高端制造企业为例,探讨了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绿色技术创新意愿与绿色技术创新行为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和相互作用程度。层级回归分析结果表明：环境规制中的命令控制型和市场激励型均对绿色技术创新意愿和行为有显著的直接正向诱导作用,其中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意愿的诱导性更强,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行为的诱导性更强;绿色技术创新意愿能够对绿色技术创新行为产生显著的直接正向影响。研究结果还表明：绿色技术创新意愿在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与绿色技术创新行为之间所起的中介作用具有差异性,对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与绿色技术创新行为之间的关系发挥着完全中介效应,对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与绿色技术创新行为之间的关系发挥着部分中介效应,这揭示了“不完全规制”现象背后产生的原因以及“波特假说”得到进一步支持的中介变量。     

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及政策启示

随着工业化经济的快速发展,环境问题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环境规制及导致经济方式发生根本改变的绿色技术创新成为研究热点.本文通过理论模型分析排污税、排污许可证、统一的排放标准三种环境规制政策与企业采纳绿色技术程度之间的关系发现,当传统技术和绿色减排技术的边际减排成本(MAC)曲线存在交点时,三种规制政策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与扩散的影响模式相同;企业采纳绿色技术的程度与环境规制政策强度呈现“倒U型”关系.若考虑企业的边际减排成本等异质性,则企业采纳绿色技术的程度与环境规制政策之间的关系会呈现更为复杂的非单调关系,可能存在“倒W型”.合理的环境规制政策配合适度的严厉性可以激励绿色技术创新,有利于实现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双赢.     

环境规制、绿色技术创新与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

随着中国生态环境的恶化,绿色技术创新已成为环境规制约束下制造业转型升级的重要途径。基于环境规制、绿色技术创新和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作用机理,运用GMM估计法检验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及绿色技术创新对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影响。结果表明,严格的环境规制会促进企业进行绿色技术创新,绿色技术创新与制造业转型升级呈U型关系。进一步将全国样本分为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检验绿色技术创新对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区域性差异。结果表明,东部和中西部地区的绿色技术创新水平均位于U型曲线左侧。随着绿色技术创新的不断实施,相比于东部地区,中西部地区会更早到达U型曲线的“门槛值”,实现制造业转型升级。     

环境规制、清洁技术创新与中国工业绿色转型

随着工业化进程中环境污染问题日益凸显,环境规制与清洁技术创新推动工业绿色转型成为重要发展方向。为此,本文基于行业视角,理论分析环境规制、清洁技术创新与工业绿色转型之间的关系,并构建面板门槛回归模型和交互项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1）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转型的影响存在显著的门槛效应,只有在环境规制低于一定门槛值时,才能促进工业绿色转型;（2）环境规制能够正向影响清洁技术创新对工业绿色转型的作用效果;（3）与污染型行业相比,环境规制与清洁技术创新的交互效应在清洁型行业中更为显著。研究结果可为中国工业绿色转型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参考。     

环境规制、绿色金融发展与企业技术创新

以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对环境规制对于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以及绿色金融在其中的调节作用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环境规制对企业技术创新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这种促进作用在强融资约束企业中表现相对较弱;绿色金融发展对环境规制对于企业技术创新的促进效应具有显著地正向调节作用,且这种正向调节作用在强融资约束企业中表现得更为明显;与低环境规制强度地区相比,强环境规制地区的绿色金融发展对于环境规制与企业技术创新关系的正向调节作用相对更大。     

环境规制对异质型绿色技术创新的非线性影响

环境规制和绿色技术创新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因素,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是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问题。现有文献侧重研究环境规制对总体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本文将其细分为清洁生产技术创新和治污技术创新,构建数理模型,探求环境规制对异质型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机制,并利用2010—2019年中国30个省份面板数据,建立静态和动态面板回归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研究表明：(1)随着环境规制水平的提升,总体绿色技术创新、清洁生产技术创新呈现先降后升的趋势,即二者与环境规制均呈“U”型曲线。(2)环境规制水平对治污技术创新存在正向影响作用。(3)就控制变量而言,企业规模促进总体绿色技术创新;所有制结构促进清洁生产技术创新而不利于治污技术创新;贸易开放度对治污技术创新影响有促进作用;研发投入对不同类型绿色技术创新的作用效果有所不同。最后,根据研究结论从环境规制强度、环境规制措施、企业规模和贸易开放度等方面提出促进绿色技术创新的政策建议。     

市场型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及影响机制

针对市场型环境规制,从企业微观视角研究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在包含市场型环境规制、风险承担水平、环境责任与绿色技术创新的研究框架下,以2010—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Tobit模型研究发现：（1）市场型环境规制促进了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且这种影响是持久的,风险承担水平可以增强市场型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正向影响,环境责任则发挥了部分中介功能;（2）市场型环境规制对重污染行业和小规模的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促进效应更强。因此,企业应合理控制风险承担水平、加强环境责任、积极进行绿色技术创新,从而赢得长期竞争优势。     

政府质量、环境规制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

绿色技术创新是提质增效与保护环境的关键所在。本文基于技术创新理论,选取我国30个省2000-2011年面板数据,研究政府质量、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直接影响及交互效应。通过运用Stata12.0实证研究得出：地方政府质量与环境规制均显著影响企业绿色产品创新和绿色工艺创新,地方政府质量正向调节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产品创新和绿色工艺创新的影响。研究表明提高地方政府质量与制订合理的环境政策,对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同等重要。     

国际技术溢出、环境规制与我国的绿色技术进步——基于进口渠道和FDI渠道的实证研究

推动绿色技术进步是我国实现绿色发展目标的关键,为此文章采用Coe和Helpman(1995)所建立的实证框架,以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为绿色技术进步的代理变量,利用2010—2019年我国省级面板数据和系统GMM估计技术,从国际技术溢出的角度分析了实现我国绿色技术进步的路径,并且特别关注于环境规制变量对国际绿色技术溢出的调节作用。结果显示：(1)进口渠道的技术溢出能显著地促进我国的绿色技术进步,而FDI渠道的技术溢出对我国绿色技术进步还未能产生显著的影响;(2)环境规制对进口渠道的绿色技术溢出效应具有显著的线性调节作用;(3)环境规制对FDI渠道的绿色技术溢出效应的调节作用,却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而是呈现出“U”型非线性关系,我国大部分省份的环境规制强度还处在“U”型线的左端。我国今后应从增加进口、提高FDI质量以及加强环境规制等方面来促进绿色技术进步,以实现绿色发展目标。     

环境规制、民间投资与我国绿色技术创新

通过选取2006—2015年中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不包括西藏和港澳台地区)的面板数据作为研究样本,对民间投资、环境规制与绿色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研究发现:从全国范围看,民间投资显著地促进了我国的绿色技术创新,而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为负。分地区来看,民间投资和环境规制对我国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具有区域差异性,东部和西部地区的民间投资显著地促进了绿色技术创新,中部地区的影响不显著;中西部地区的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显著,而东部地区的结果不显著。除此之外,研发投入、外商直接投资、产业结构等因素均对我国的绿色技术创新产生了积极影响。但是,我国的人力资本优势不明显,没有能够对我国的绿色技术创新产生积极影响。     

环境规制、产业集聚与贸易绿色技术溢出门槛效应研究

利用我国30个省份2008~2017年的数据,构建Super-SBM模型测度各区域绿色技术创新效率,进而利用门槛面板模型,以环境规制和产业集聚为门槛变量,实证研究贸易对区域绿色技术创新效率溢出的非线性影响。结果表明：(1)从效率值来看,我国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增长迅速,但区域发展“不平衡性”严重,东部地区的效率值遥遥领先于中西部地区；(2)从门槛结果来看,贸易对区域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溢出显著存在环境规制、产业集聚的“双门槛”效应；(3)从作用机制来看,环境规制下的贸易与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呈“U”型关系,随着环境规制强度提高,溢出的“挤出效应”逐步转为“激励效应”,影响由负变正且作用逐渐增大；产业集聚下的贸易与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呈“N”型关系,仅当产业集聚水平跨过第二门槛时,影响显著为正；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表现为显著的直接推动作用和间接门槛作用,产业集聚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仅表现为间接门槛作用。     

环境规制对中国OFDI的绿色技术创新影响差异分析——基于异质性东道国视角

基于异质性投资东道国的视角,分析了环境规制对不同投资动机OFDI的母国绿色技术创新影响的差异.借助国际研发溢出模型,利用2003—2014年中国30个省区面板数据,采用系统GMM法进行了相关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投资到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OFDI)均促进了母国绿色技术研发.命令控制型和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对OFDI的绿色技术创新影响存在差异,但均能有效促进母国绿色技术创新： 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可以诱发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母国绿色技术创新,且对东道国为发展中国家OFDI效果更明显;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母国绿色技术创新呈现U形关系.     

环境规制工具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

工业是我国能源消耗的主要部门,如何通过环境规制促进企业绿色创新、实现企业的高质量发展是我国经济发展中的重要问题.本文运用2001-2019年30个省份的工业行业面板数据验证了不同环境规制工具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在短期,命令控制性工具对企业绿色创新发挥作用最大;(2)在长期,市场性工具存在三年的滞后...     

环境规制工具对绿色技术进步的差异性影响

通过构建异质性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进步双重效应的理论分析框架,将嵌入全球价值链分工这一现实背景纳入2002—2018年我国30个省级样本的绿色技术进步的测算,并考察环境规制引致的绿色研发投入、人力资本与进口中间品变动等间接渠道对绿色技术进步的影响。研究表明:命令型环境规制通过人力资本积累、中间品进口对绿色技术进步间接产生正向影响;市场型环境规制和自愿型环境规制通过绿色技术创新、人力资本积累、中间产品进口对绿色技术进步间接具有正向作用。基于研究结论,建议通过采取因地制宜地实行差异化的环境规制组合工具、吸引高端人才向创新一线聚集等措施促进我国的绿色技术进步,推动我国向科技强国、制造强国迈进。     

环境规制对黄河流域绿色经济增长的影响

选取2007—2017年黄河流域81个城市面板数据,借助MAXDEA软件,测度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评价黄河流域绿色经济增长;实证分析黄河流域环境规制对绿色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显示：短期和长期的环境规制均能够显著促进黄河区域绿色经济增长;黄河中下游地区环境规制与绿色经济增长均呈现“U”型的非线性关系明显。提出加强绿色技术研发以及充分考虑区域建设与治理成本关系等建议,促进黄河流域绿色经济增长。     

环境规制与绿色创新研究评述

对环境规制与绿色创新相关文献进行了梳理,从二者的概念、衡量方式、关系以及存在的调节变量5个方面进行了分析,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总结与展望.     

环境规制对海洋经济绿色技术进步的影响

环境规制作为保护环境的有效手段,其与技术进步之间的关系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重点,但目前专门针对海洋领域的研究不多。本文以我国海洋经济为研究对象,首先基于相关文献和理论,从直接和间接效应出发分析环境规制对海洋经济绿色技术进步的作用机理。其次将资源的刚性约束与环境负效应纳入海洋经济绿色技术进步测度模型中,采用混合EBM模型和全局GML指数分解相结合的方法测算我国海洋经济绿色技术进步。再次通过可行广义最小二乘估计实证检验环境规制对我国海洋经济绿色技术进步的影响路径。研究发现：(1)环境规制对我国海洋经济绿色技术进步的直接影响存在“倒N型”的非线性关系,表明就提升海洋经济绿色技术进步而言,恰恰是中等适度的环境规制强度对海洋经济绿色技术进步的提升是最优的。(2)环境规制对我国海洋经济绿色技术进步存在多种间接影响路径,其中,环境规制加强了产业结构对我国海洋经济绿色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同时抑制了人力资本、科教投入对其的促进作用;除此之外,环境规制还抑制了沿海地区进出口及陆域工业规模对我国海洋经济绿色技术进步的负向影响。最后,基于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了相关政策启示。     

正式与非正式的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机制研究

探讨了正式与非正式的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机制并进行比较。研究结果发现,正式环境规制与非正式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均具有显著的影响作用;企业宽裕资源对政府正式规制与绿色创新之间的关系具有正向调节效应,而对非正式的环境规制与绿色创新之间的关系不具有调节效应。此外,组织知识惯性对正式与非正式的环境规制与绿色创新之间的关系均具有负向调节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