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未成年人犯罪适用罚金刑的思考——以西宁市为例

对于罚金刑在未成年犯当中的适用,我国刑法及相关解释中没有做出明确具体的规定。因此,对未成年人犯罪适用罚金刑的研究在实践中具有重大的意义。文章以西宁市为例,从对未成年人犯罪适用罚金刑方式的多元化,罚金刑的确定标准以及执行程序等方面提出相应的对策。     

浅析《尚书·吕刑》的“礼”与“法”

《尚书·吕刑》是关于西周时期重要的刑法文献,包含着丰富的内涵,《吕刑》之中包含的关于“礼”的思想,维护着西周统治阶级的利益,《吕刑》体现着西周对”礼”的认识以及用刑来维护礼的行为,对我们当今的社会建设都有着重大的意义和启示。     

明代宋之问诗接受研究——以明代唐诗选本为考察中心

明前期100余年间,以温婉平和著称的宋之问诗受到各选家重视,重要选本录宋之问诗数量多居初唐诗人前列,远超陈子昂、王勃等大家。明中期,前后七子主张“诗必盛唐”“高古”等,宋之问诗因不合文坛主流选诗标准接受度降低,但仍高于杨炯等初唐大家。明后期社会审美渐趋多元,《唐诗归》《石仓唐诗选》等录宋之问诗远超明前、中期。宋之问诗在明代整体接受度较高,这与明代推崇“和而正”及“盛唐理想”等密切相关。     

明代成人教育教材的发展历程、特点及启示——以儒家经典教材为例

本文通过对明代教育史料的梳理,从中央和地方官学使用教材的角度,对明代成人教育教材的发展历程做了初步分析,对成人教育教材的发展特点进行了粗略总结,并由此得出教材内容的增删应该符合当今多元化社会和全球化经济的需要、教材内容的改革与创新必须突出重点和与时俱进、教材内容的评价需要多样化评判标准和多元化改进意见等三点结论。希望藉此对我国现阶段成人教育教材的发展有更明晰的方向。     

我国刑罚生刑结构的调整与完善——以《刑法修正案八》为切入点

在实践中,我国刑罚合理的理想并没有得到真正实现,主要体现为死刑与生刑的严厉程度差距巨大,可谓是生死两重天,需要通过修改刑法适当调整。此次刑法修正案八对刑罚结构内部各刑种之间力度的衔接方面进行了优化,使我国的生刑结构趋于合理,机能发挥更为充分,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但是我国的刑罚生刑结构还有进一步完善的巨大空间,需要进一步优化有期徒刑的内部结构,完善死缓、无期徒刑犯减刑的规定,增加若干资格刑,提升罚金刑的地位以实现我国刑罚结构的轻刑化,体现我国刑法的谦抑精神和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     

从黄观到吴应箕——明代科举的历史变迁

根据池州明初"三元"状元黄观和明末复社领袖吴应箕的科考之路,论述了明代科举制度的形成原因、历史功绩及其弊端。通过对两者科举历程的比较,剖析了明代科举制度由草创到形成、由发展到日趋完备、进而烂熟衰落的历史变迁过程,展现了科举制度对明代人才选拔和学校教育的重要性,对我们今天的教育考试制度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以南京户部尚书履职为视角的明代留都机构官员任职情况研究

明代自永乐迁都,原京师改称南京并保留了一套相对简化的中央机构,这些中央机构名称前加“南京”二字,是为留都机构。南京户部尚书作为留都财政部门官员,承担着管理留都财政、南京地区官军俸饷、后湖黄册以及维护本部稳定运行等重要职责。历任南京户部尚书,专本部事者在任期间祛除宿弊,部政一新;兼他部事者立足本职,兼顾朝廷的临时委派。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做到了恪守本职、兢兢业业。     

明万历年间财政收入水平辨析——以购买力计算为例

财政是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财政收入水平的高低直接决定了国家能否良好的履行职能、维护统治。明初财政规模的估算因国家赋税制度、财政制度、货币制度的复杂性、多样性而困难重重。16世纪以后,万历以降,以“白银货币化”为基础的货币制度发生变化,从而诱发赋税制度、财政制度的连锁反应。中国开始由古代赋役国家向赋税国家转型。笔者以此为背景,对万历年间财政收入规模进行估算,并对宋熙宁、明万历、清乾隆三朝的财政规模进行比较。论证万历年间财政收入水平的高低,并对明末财政系统崩溃的原因进行初步思考。     

腾越郑氏及其相关历史人物——明代郑氏墓志兼及保山沈氏善正墓志的考证与研究

腾冲的汉族姓氏,多因明代军屯制度自中原、荆楚移民而来。古代的墓志是最可信、最翔实的历史"人物传记",对我们了解当时的历史事件与人物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普遍的社会意义。通过对腾冲首次出土的明代郑氏四方墓志的整理,并参照地方志书及相关文献进行考证与辨析,反映了福建籍郑氏移迁腾冲源流及历史人物世系,并对地方志书内容作了若干订正与补充,对今人了解和研究腾冲明代历史具有重要的意义。     

自然灾害、制度缺失与传统农业社会中的"田地陷阱"——基于明代山西地区灾害与人口变动状况的探讨

“田地陷阱”是中国传统农业社会中迫使广大农民背井离乡,甚至弃农经商的重要原因,而“田地陷阱”现象的形成与频繁的自然灾害、定额田赋制度缺陷以及灾害应对制度的缺失有着直接的关系。自然灾害意味着传统农业生产所面临的巨大风险,而定额的田赋征收制度并没有风险因素的考虑,而在灾害发生之时,封建官府非但没有有效的灾害应对措施,而且试图维护定额田赋制度,力求转嫁灾害风险与损失的举措迫使广大灾民逃离故乡,不愿继续承种土地,“田地陷阱”问题也由此愈演愈烈,其影响与后果均不可低估。     

民事案件立案情况的法社会学调研——以西宁市城东区法院为例

立案是案件进入司法程序的惟一窗口,但立案难是当前存在的现实问题。以西宁市城东区法院为例,对民事案件立案情况进行调查,对影响立案情况的内外因素作法社会学分析并提出解决对策。     

明代纳西族木氏土司文学家族的日常生活与诗文创作——以木公、木增为中心

明代木氏家族共历15世,世代子孙皆雅好诗文,其中尤以木公、木增文学成就最高,且有诗文集存世。在研讨多洛肯、王铭璇辑校《明代纳西族木氏土司文学家族诗集》的基础上,以木公、木增为中心,对木氏土司的日常生活与诗文创作进行研究。木氏家族的诗文创作主要围绕日常生活展开,内容涵盖山水游赏、诗酒遣怀、交游酬唱、文化休闲与风物民俗等方面。木氏家族的诗文反映出云南少数民族文学与中原文学的深度融合,加强其研究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有积极作用。     

政党生态与制度选择——以法国为例

一国的政治制度必须与本国的政党生态相适应.法国政党生态有本国自身特色,决定了法国不能适应议会制和总统制的政治制度,只能适应法兰西第五共和国的半总统制.反过来,半总统制又帮助法国弥合了社会裂痕,改良了政党生态.     

多元理论视野方法下对法的研究——以国家法和民间法的关系为例

作为透视中国法治进程中的现代化与本土化冲突的典型分析视角,国家法律与民间规范之间的互动关系已引起了法学界的高度关注。因此,研究国家法与民间法的相互关系,探讨现代法治与传统资源的互动与互补,进而为实现二者之间的良性互动寻找合宜的调适路径,对整个中国的法治建设将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将从多个视角下对国家法和民间法进行研究。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民间法与国家法保护的张力与互动研究——以大足宝顶香会为例

本文以重庆市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宝顶香会为调查对象,具体分析了国家法和民间法在其保护过程中的作用,即国家法和民间法分别体现了国家和民间精神意志,二者的张力和互动关系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生产性保护政策是架构二者互动桥梁的政策性举措,与此同时,把握二者的张力和互动关系更将有利于生产性保护政策的贯彻实施。     

晚明私家鉴藏兴盛原因考——以嘉兴项氏家族为例

明代皇室收藏不力,为私家收藏提供了空间。士人雅好"玩好"促使鉴藏的兴起。明中后期,商人地位有了一定提高,他们投身鉴藏并借此标尚风雅。江南赋税严苛,使得时人不再把投资局限于田产,鉴藏本身又能致富获利,投资转向鉴藏是顺理成章的事。明代鉴藏胜于之前任何朝代,是政治文化氛围和经济物质影响的双重结果。嘉兴项氏在鉴藏上成就了一番事业,是晚明文化、经济乃至政治的缩影。     

法条竞合与想象竞合的双重界限——以盗窃罪与盗伐林木罪关系为例

法条竞合与想象竞合的区分,我国通说采取的是单一的形式标准或者单一的实质标准.但是,单一形式标准会导致明显的罪刑不均衡问题,而单一的实质标准虽致力于解决罪刑均衡问题,却导致想象竞合与法条竞合区分的混乱.基于此,有学者提出应当依据双重标准解决法条竞合与想象竞合的区分问题.双重区分标准较单一标准而言更加全面,但就双重标准中的...     

“性灵”说与诗法论——论袁枚诗学的综合向度

袁枚是激进主义诗论家,又是深知创作甘苦的诗人。所以他的"性灵"诗学一方面讲究性情、灵机和天分,另一方面还要求博雅,广泛汲取前人艺术经验,对音节、体格等艺术法度也颇有讲究。融会"性灵"说和诗法论使袁枚诗学呈现出复杂性与矛盾性,也使他异于明代公安派而呈现出清代诗学特有的综合性特征。应从"性灵"说与诗法论的矛盾与综合角度对袁枚诗学作全面理解。     

基于APO法的高校教学模式研究——以物流管理专业为例

经济的高速发展和经济环境的迅速变化,使我国高校人才培养面临更高更复杂的要求.从目前教学改革实践来看,教育界最为关注的就是如何在快速变化的人才供需环境中,发挥高校自身条件,扩大竞争优势,并且更为积极有效地培养具有应用能力的人才,APO教学法正是面向这种改革目标应运而生的新型教学方法之一.文章以物流专业为例,从战略、战术、运作层面对“APO”模式的要点做了深入分析,并探讨了如何在高校教学中应用APO法进行教学改革,以实现教育与市场对接的目标.     

管制刑执行检察监督情况调查研究——以河南省洛阳市为例

管制刑是我国刑法独创的一种非监禁刑,从其设立至今,关于管制刑的存废一直颇受争议,主要原因在于管制刑的执行存在问题,导致其适用率极低。201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刑法修正案(八)》对管制刑的执行方式进行了改良,规定:对被判处管制的犯罪分子依法实行社区矫正,这是我国刑罚执行方式的重大改革,也标志着社区矫正制度正式确立。笔者以洛阳市管制刑执行检察监督实践情况为例,分析管制刑执行法律监督实践中存在的问题以及问题的成因,窥一斑而见全豹,最终结合实践提出合理的完善建议,以期管制刑能充分发挥其作为限制自由刑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