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江西巡抚与江西教育近代化

清末江西巡抚利用清政府推行新政之际介入新式学堂教育,掌握了新式教育的权力.在此期间,江西巡抚群体逐步地为江西构建了新式学堂教育体系,并实行了创立各类专门学堂、派遣留学生等举措.这些举措为近代西方的自然科学知识和人文科学知识在江西的传播,江西近代新式知识分子群体的出现,对江西教育乃至江西社会的近代转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说,江西巡抚群体为江西教育和江西社会的近代化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新式学堂与鄂东地方革命知识分子的形成

清末民初,新式学堂在鄂东地区大量出现,其本意是学习西方先进技术,造就实学人才。然而,新民主主义革命初期,颠覆旧秩序的革命知识分子也在新式学堂中形成。鄂东地区青年学子秉承着科举仕进的意愿入学,但新式学堂培养的学生规模庞大,使得青年学子毕业后缺乏出仕或者成为乡绅的可能,多在省城到县乡的文教系统任职。在这一过程中,新式学堂塑造了一张串联省城到县乡的学缘关系网络,并沉淀在地方社会,这是很有力量的社会组织资源。在这一社会组织中的新式学生群体没有与之相对应的社会位置,难以与传统秩序协调融洽。国民革命开始后,新式学生通过学缘关系网络接受革命思想、形成革命组织,发动贫雇农开展革命活动,与传统社会秩序彻底决裂,地方革命知识分子在这一过程中形成。     

由五四作家看当代大学生知识结构的欠缺

五四时期,由一代新式知识分子和作家缔造了中国历史上又一个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时期。集体意义上的成长环境与教育经历、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西方新观念的冲击、社会现实的激励等综合作用,形成了五四一代作家和知识分子知识结构上的群体特色。对照他们,可以看出当代大学生知识结构上的欠缺和不足。     

晚清知识分子合群思想与社会整合

面对晚清深重的民族危机,新式知识分子群体提出合群思想以整合一盘散沙的中国。他们不约而同地强调思想启蒙,并身体力行地参与合群活动。他们论证合群的必要性、紧迫性,并提出以知识分子为主导,新思想为指导,新团体、新制度、新道德为纽带,建立新的民族国家为目的整合模式。晚清知识分子合群思想对近代中国社会整合产生了积极影响,提升了中国社会组织化程度,促进了社会的进步。     

1930年代山东邹平的乡村士绅与新式知识分子

进入二十世纪以来,与社会转型随之而来的是知识群体的内部分化。传统的士大夫与新式知识分子作为社会的精英群体,在政权与社会中都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然而不同的社会背景和学识造成了他们在地方事务中话语权的差异。本文旨在以三十年代山东邹平的乡村建设运动中乡村士绅与新式知识分子不同的社会功能为线索,探讨这两类有代表性的人群与乡村社会的关系以及其互相之间的互动。     

清末新式学堂教师群体的出现及其影响

清末新式学堂的教师群体是在晚明以来西学东渐的文化交流趋势下,在社会变革的时代背景下随新式学堂的出现,新式教育体制的建立而产生的.教师群体的产生,源于甲午以来近代民族意识的觉醒、教育改革思潮的滥觞及近代社会结构的分化与重组.教师群体的形成,以1902年南洋公学学潮后成立爱国学社为标志.教师群体产生后,又推动和加剧了这一社会变革的总趋势,二者互动导致中国近代化的不断深入.     

建国初期知识分子的心态

建国初期，知识分子的心态是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心理基础。为了避免社会振荡，新政权在解放初期采取了“包下来”的政策，凡是没有明显反动行为的知识分子基本上都被新政权的文教、科技、新闻和政府部门所雇用，对于有影响的、年纪较大的知识分子则给以闲职“养起来”。同时安排知识分子参加土地改革等社会改造运动，在社会运动中接受教育。经历了抗战和内战双重打击的知识分子群体．不仅在经济上陷入贫困，而且对国民党政权的政治腐败极端厌恶，面对建国初期新政权的“清明政治”和自身经济状况的改善，大部分知识分子认同新政权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政策。对自己没有参加革命，却享受了革命果实，知识分子有一种“自责、愧疚、摘了桃子”的心态．他们希望积极配合新政权的知识分子改造政策，成为新政权信赖的建设性力量。少数知识分子对新政权虽然存有“同情了解”的期待，但是他们采取了“观望与沉默”的态度，并不无条件地拥护新政权的政策和主张。总体而言，参与、配合知识分子改造，力图融入新政权是知识分子群体在建国初期的基本心态。     

中国近代早期新式知识分子的职业生涯分析

中国近代早期新式知识分子伴随着洋务运动的产生而出现。他们的职业主要集中于洋务领域——军事、教育、实业等。但在当时科举制占主导的社会氛围里,他们的出现一开始就遭到主流社会的抵制与排斥,他们所从事的职业也受到社会的鄙视。早期新式知识分子在从业过程中,由于没有成熟的就业环境,没有国家的制度保障,因而难以独立立足于社会,往往成为旧体制的附庸。但是早期新式知识分子职业生涯的变迁轨迹——由社会边缘逐渐占据社会主导,却正好成为中国社会从传统逐渐向现代转型的典型见证。     

马礼逊教育会与中国早期教育社团

近代中国教育社团的产生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有学者将其总结为四条:“清末新教育发展的客观需要;中国文人士子的结构传统;清末其他会社的勃兴;新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成。”①除此之外,外国人在华建立的新式教育社团的影响,前人则未予足够的考虑。实际上,在近代中国,以商人和传教士为首的一批外国人,也建立了一些颇有特色的教育社团,早期的有马礼逊教育会,后有益智书会、中国教育会等,都有明确的社团宗旨、规范的活动内容,有较为固定的经费来源,也有较为完善的组织制度,这些都对后来的中国新式教育社团有借鉴作用。1834年8月,近代首位来华…     

五四时期皖籍先进知识分子的群体特征与历史使命

五四新文化时期,以陈独秀为代表的皖籍先进知识分子群体显得特别耀眼。这一群体具有双重教育背景,历经辛亥革命、新文化启蒙运动、五四爱国运动的洗礼,逐渐形成独特的历史性格和群体特征。群体在地域分布上表现出内呼外应的二元格局,陈独秀是这一群体的奠基人和精神领袖,启蒙与革命的历史责任构成了这一群体一身二任的双重使命。     

近代教育与新型知识分子群体的产生

自清末到民初，教会学校、新式学堂从无到有，增长速度惊人，所培养出来的新式学生数量众多；再加上始于洋务运动的出国留学期，赴欧美、日本的留学生人数急剧增加，这些，对近代中国新型知识分子群体的产生和形成，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这些新型的知识分子活跃于近代中国的科技、教育、思想和化界，承担着新观念、新知识、新化、新机制的传播、探索和建构的重任；他们以自己的实绩，改变了中国的面貌，推动了中国历史的进程。     

晚清教育新政探析

晚清时期,清朝统治者在内忧外患的形势下被迫实行了教育“新政”。通过教育“新政”,以科举制为主体的教育体制走到了尽头,产生了近代新式教育体制,形成了新式知识分子群体,从整体上推动了中国教育近代化的进程。     

辛亥革命前夕安徽市民心理的变迁

辛亥革命前夕,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出现、新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成和近代报刊的刊行,安徽市民心理发生了一定的变动,经商意识、国民意识、参政意识、民族意识、主权意识、群体意识较前更加明显。这些新的社会意识是社会变革的前兆,客观地表明安徽辛亥革命具备了必要的思想基础。     

新时期我国劳动者群体的新变化

改革开放２０年,我国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由于各种因素的作用,劳动者群体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产生了许多新的阶层,出现了明显的利益、观念的分化,给社会整合和统一战线工作带来新的挑战。如何认识当前劳动者群体的变化及其对社会结构分化重组带来的影响,是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重要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劳动者群体发生了哪些变化呢？我们认为,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一、劳动者群体结构的构成发生变化,新的成分、阶层出现　　在计划经济时期,我国社会群体结构基本上分为两个阶级一个阶层,即工人阶级、农民阶级、知识分子。工…     

传续与突围：近代知识分子身份重构的双重理路——基于定县实验的个案考察

近代以来,西学东渐之势日盛,加之科举制废除,传统士绅的职业继替遭遇“现代性危机”,“到民间去”成为重塑自我角色和身份秩序的新出路,一个身兼“过渡性身份”的社会知识团体渐成雏形。基于此背景,定县实验开创了知识分子与民间相结合的探索进路。他们一方面与传统士绅在“学而优则仕”的政治依附和“忧国忧民”的家国情怀上有着无法割断的“历史延续性”,另一方面又通过知识结构、身份地位,以及实践方法等路径进行创造性突围,最终形成集“介入旁观者、致用知识担当者及民族再造者”等角色为一身的新精英群体。通过传续与突围双重理路的共同作用,促发了传统士绅的退场,促成了现代知识分子的成型和登场,显现出明显的时代性、实践性和过渡性等特征,“在民间”成为重构这一群体身份的重要尝试。     

清末江西新式学堂与社会变迁

清末江西陆续创办了一大批新式学堂,为江西社会的变革培育了新生力量.江西新式学堂对社会变迁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对传统教育产生了极大的冲击,造就了一大批新型知识分子,给江西社会输入了新思想、新观念,进而对江西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产生了全面和深刻的影响.     

西方对知识分子的理解

西方“知识分子”一词源于近代的俄国和法国,西方普遍认为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知和脊梁,并围绕知识分子的这一基本特质,形成了关于知识分子的三种基本理解:知识分子的生存方式虽然有所变化但依然按照传统方式存在;知识分子已经消亡或终将消亡;知识分子将形成新阶级。     

苏区革命的传播媒介——中国苏维埃革命的传播史研究

湘赣闽等省边区的知识分子、报刊、学校等传播媒介,勾勒出了苏维埃革命在中国传播的历史轨迹。新式媒介先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出现,随后在＂五四运动＂时期和国民革命时期,逐渐延伸到湘赣闽等广大地区。革命传播伴随着中共组织的发展,后者反过来又影响着前者的深度渗透。革命知识分子作为最重要的传播媒介,在这个过程中一直扮演着关键角色。他们不仅是报刊、学校等新式传播媒介涌进乡村的引入者,而且是传统传播媒介的改造者。中共构建的革命传播网络,在制度化的驱动下,迅速全面激发了乡村社会的政治参与。     

金融危机背景下的“新失业群体”研究——基于甘肃省民族地区分析

＂新失业群体＂是我国在经济发展中出现的一个特殊的群体,对这个群体的研究对于我国的经济、社会建设和发展尤其重要。在金融危机之后,我国这个群体出现有何新变化和新特征,其出现原因是什么,这是我们要切实思考和认真对待的。以往在理论界只是注重于＂新失业群体＂出现的主观原因,对于客观因素的影响却缺乏深入的探索。本文将立足于甘肃省民族地区的＂新失业群体＂,就主客观因素相结合,探索在金融危机之后的＂新失业群体＂,为促进我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理性的理论依据和实践依据。     

从传统士人到现代知识分子——论清末民初时期的吕思勉

清末民初是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关键时期,成长于这一时期的史学家吕思勉,一方面已接受了系统完整的传统士人教育,另一方面在社会角色与思想观念上又顺应了时代发展的潮流,逐渐转型为一位新式的知识分子;而他独具的人格、品性更与其学术风格的形成关联密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