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挥社会组织在社会管理中的积极作用

<正>一、社会组织是社会矛盾的"安全阀",又是化解矛盾的"润滑剂"和"稀释剂"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又处于社会矛盾凸显和社会风险加大期,社会管理领域存在诸多问题,推进社会管理与创新,已经成为时代的要求。社会管理主要是政府和社会     

以善治筑和谐——十六大以来社会管理创新述评

<正>8月29日,政务微博"平安北京"发布的四条关于"非京户籍人员在京办理出入境证件提示"的微博,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对于网友的疑问,"平安北京"一一耐心解答。已经拥有360多万粉丝的"平安北京",用最现代、最时尚的方式为北京的社会管理增添了一抹亮色。2004年6月,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正式提出"社会管理创新"。从传统的"整治命令"思维,到"寓管理于服务之中";从政府"包打天下",到注重运用社会力量,形成社会合力;从"灭火",到突出源头治理;从硬性行政手段,到重视运用经济、行政、道德、科技等手段综合管理,8年来,围绕着"创新",我国的社会管理不断与时俱进。     

新加坡积极推动和培育社会力量的发展

<正>构建服务型政府,离不开社会组织和广大民众的参与。新加坡政府大力培育和发展社会组织,强调公众参与,实现建设服务型政府的"政府社会双向互动",非常注意调动全社会的积极性,发挥社区和国民自我管理机制的作用,在社会治理的过程中,逐渐构建起政府、基层组织、公民共同管理国家的良好机制。第一,新加坡积极培育和发展社会组织。新加坡大量的社会组织工作网络,在政府与人民中     

促进科协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对策

<正>2013年11月召开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改进社会治理方式,激发社会组织活力。"所谓社会治理,就是政府、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社区以及个人等诸行为者,通过平等的合作型伙伴关系,依法对社会事务、社会组织和社会生活进行规范和管理,最终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的过程。相较于社会管理,社会治理倾向于强调社会各界共同关心、共同参与公共事务,一字之差,代表执政党执政理念的转变,也标志着中国的社会管理正在走向"社会治理"。一、深化科协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思路"创新社会管理是一项系统工程。"[1]作为科技群     

抗击疫情凸显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刻不容缓

自2019年12月起,快速蔓延的新冠肺炎疫情肆虐中国,威胁着人民生命健康,给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严重影响。疫情发展和防控成效不仅直接影响个体身心健康,也会影响政府信任、人际信任、风险沟通、经济信心、消费行为、社会心态等社会心理行为。在疫情防控,以及国家应急管理和社会治理中,亟待完善和推进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建议及时完善应急管理法律法规,将社会心理服务保障体系纳入应急管理体系;建设应急管理社会心理服务专业队伍,引导社会力量规范有序发挥作用;充分发挥网络和信息化技术作用,实现应急管理中社会心理服务需求与资源的精准对接和精细化管理;加强应急管理心理学研究,为完善治理体系、提高治理效能、提升治理能力提供知识积累和科学支撑。     

发挥社会组织参与食品安全治理的作用

<正>"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面对食品安全事件频发的现实,我们需要反思我国食品安全问题的深层次原因,寻求食品安全治理的新思路。一、社会组织在食品安全治理中具有重要作用食品安全治理领域中"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发生的根源是"政府公权力"和"市场私权力"缺陷。应将食品安全治理主体扩大到社会权力主体,社会权力主体是独立于政府公权力与市场私权力之外的第三种权力,它作为一种民间的权力主体,具有一定的草根性、专业性、公益性,可以平衡协调     

关注科技民生是科技社团的历史使命

<正>民间组织的一项重要使命,是关注并协助解决民生问题,中外民间组织对此概莫能外。先就外国的情形而言,西方国家实行"小政府大社会"的治理模式,对于无所不在的民生问题,政府管理能力不足,管理范围有限,因此,不少社会民生问题要由民间组织出面协调与处理,比如扶贫帮困、戒毒助残等等。     

粤港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社会服务式比较

上世纪70年代的结社革命使社会组织参与公共事务的意愿不断增强,而新公共管理运动则为社会组织参与公共治理提供广阔的空间.作为发达地区的香港已经形成较为成熟的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社会服务的模式,并成为广东省学习的对象.本文通过比较广东省与香港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的流程、机制、资金以及相关制度,发现广东省已经初步建立起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社会服务的模式,但是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的制度还缺乏连续性和稳定性,对社会服务的质量评估与监察不够,社会组织还缺乏独立性,因此对于广东省来说,完善政府购买社会服务还需要更多的努力.     

创新社会治理框架下我国应急管理提升路径研究

现阶段我国改革已进入深水区,各种矛盾不断积累,突发性事件数量及影响提升,为应急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本文结合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背景,基于创新社会治理的视角,对我国应急管理工作中现存问题以及发展路径进行研究.首先,通过分析社会治理的内涵演进,结合《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文件精神,从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以及源头治理等层面构建了创新社会治理分析框架;其次,在对创新社会治理和应急管理的关联性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利用创新社会治理的分析框架,对现阶段我国应急管理的发展现状及存在问题进行分析;再次,基于现存问题设计了我国应急管理的改进路径,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浅析政府管理中电子治理的重要作用

一、电子治理是政府管理的必然和实然 1．政府管理运用电子治理的必然性 21世纪，网络已臼益成为人们社会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而政府作为国家行政机关，作为整个社会顺利运转的核心和调节器．承担着大量的公众事务的管理和服务职能，建立电子政府，实行电子治理，彻底融入网络时代，适应未来信息化社会对政府的需要，已经成为一种客观必然的趋势。政府管理中运用电子治理是健全政府管理体制、切实提高政府管理效能的根本要求。     

社会治理背景下社会组织统战工作创新路径研究——以广东省为例

新时期,我国不断推进社会建设与治理改革创新,探索政府、市场、社会关系协调与多元共治的新途径,社会组织作为社会治理的重要参与主体进入到社会治理领域。为了提高政策制定的民主化、科学化、认可度,探索开展社会组织统战工作成为统战工作的新领域。在分析社会组织统战工作重要意义的基础上,对广东省社会组织统战工作现状、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剖析,进而构建起系统化的加强广东省社会组织统战工作的路径体系。     

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视阈下社会组织能力赤字及其破解——基于对174个社会组织的调查研究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现不仅需要政府治理能力的提升,同时也需要社会组织能力的有效发挥,这对社会组织能力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我国社会组织能力现状如何?该文利用问卷调查对社会组织能力现状进行分析,调查302个社会组织,回收有效问卷174份。调查发现社会组织能力呈现出赤字状况,主要表现为内部治理困境、经费汲取能力不足、社会组织公信力不高。社会组织能力赤字的形成,既有社会组织自身建设的原因,同时政府对社会组织的管理缺位也难辞其咎。借此从社会组织和政府两个方面提出了破解社会组织能力赤字的对策,以期提高社会组织能力,激发其活力,更好地为社会提供服务。     

电子发展与政治之间的关系探讨

一、电子治理视野中的政治发展 政治发展是社会发展的重要内容，也是社会发展的重要保障。而国家能力既是政治发展的一个重要衡量指标．又是政治发展的必要前提和条件，国家能力与政治发展是一种正比的互动关系。电子治理模式的出现，在政治国家和公民社会之问建立起一种新型的互动关系，政府通过电子政务向公民提供服务，公民通过电子政务系统对政府提出批评建议，参与政府的公共决策，参与对社会事务的管理。电子治理模式的出现，为公民平等的参与公共管理提供了平台。人们只需坐在计算机前便可以和政府实行对话．政府可以根据公民的要求及时地做出反应，一切事情在技术的支撑下都变哿那么简便易行。可以说，电子治理模式与政治发展已经密切相关了。     

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地方政府治理思考

基于国家治理现代化背景,通过分析我国政府治理中存在的差序政府信任现象,提出了破解这一矛盾的路径,即:一方面通过增强政府回应能力,扩大公民有效参与,使得政府回应与公众参与形成双向互动;另一方面建立起合作型信任关系,营造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推进地方政府走向"善治"之路。     

邓国胜:以“政社分开”释放社会组织活力

<正>"社会组织"已成为解读本届三中全会不可绕过的关键词,无论是更新国家治理方式、提高政府公共服务质量、完善社会保障体系还是文化体制改革,都需要以一个充满活力的社会组织体系作为基石。"小政府、大社会"的愿景备受期待,在三中全会精神的感召之下,中国的社会组织是否能迎来一个新的春天,民间社会组织作为初生事物依然遭遇阻碍,困扰重重。挑战如何应对?愿景如何实现?就这些问题,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创新与社会责任研究中心主任邓国胜教授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     

打造社会组织“产业链”和“生态圈”——以上海浦东公益示范基地为例

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地带和综合改革配套实验区上海浦东新区在构建现代社会组织体制方面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创新发展之路。浦东将社会组织的培育和发展置于"公益"的理念和范畴之下,强调公益是一条上、中、下游环环相扣的"产业链",即上游环节(基金会)——中游环节(支持型、枢纽型社会组织)——下游环节(草根型、操作型和社区型社会组织)。从组织生态来看,浦东公益服务园、基金会服务园、社区公益服务园和公益街同处一个园区,共同构成了一个有机共生、完整自洽的"生态圈"。浦东公益示范基地的成功实践表明:一方面,社会组织的培育和发展离不开政府的有力支持,政府应该对社会组织持开放、包容的态度,并努力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另一方面,是社会组织自主治理的内生动力和强烈愿望,以及社会建设和社会治理的内在要求。     

社会管理创新理论视角下的留守儿童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全面高速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与此同时,许多新的社会问题也在滋生,留守儿童问题即是其中之一。人口流动和户籍制度引发了留守儿童问题,针对此问题,政府过去的社会管理手段已经不能适应现实需要,应及时地提出了进行社会管理创新。以实地调研结果为参考依据,简要地介绍了我国留守儿童问题的形成机理、特征和现状等。在此基础上,以创新社会管理理论为视角,从政策建议和宏观规划层面上,力求探寻出留守儿童问题的解决之策。     

第一期“杜会组织在杜区社会管理创新中的作用”培训班在成都市举办

<正>为了提升社区社会组织的能力,促进基层社会管理创新,更好推动社区建设,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创新与社会责任研究中心于2013年8月26日一28日,在成都市举办了"社会组织在社区社会管理创新中的作用"培训班。项目实验社区的基层政府干部、社区干部、社区社会组织负责人S(多人参加了培训和考察学习。该项目由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创新与社会责任研究中心邓国胜教授主持,通过对项     

虚拟社会管理：关乎中国未来的“大设计”

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得世界越来越小,也构建起一个以互联网为载体的虚拟社会,并且它已经成为一种新的社会形态。一方面,虚拟社会的形成促进了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推动了社会的发展进步;另一方面,虚拟社会快捷、开放的信息传播特性也引发了一系列矛盾,直接影响着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如何抑制虚拟社会的消极不利影响,将其纳入现实社会的管理范畴已经成为迫在眉睫的问题。从国内虚拟社会的发展路径、对现实社会的影响、价值观的差异和虚拟社会管理对策等四个方面进行了讨论,引发对虚拟社会管理这一关乎中国未来重大问题的广泛探讨。     

江西省科技社团承接政府职能转移移调研报告

现代社会是个结构复杂、分化加速、联系密切、价值多元的社会。政府只是多中心治理模式下诸多社会管理主体中的一个,社会管理权力正在向民间社团、社会中介组织、企业转移。或者说,政府必须依靠上述组织的通力合作,才能实现对社会的有效治理。进入21世纪,我国加入WTO后,进一步提高了改革开放的深度和广度,与世界的经济社会交往日益增多,培育并促进各类社团的成熟发展,已成为我国深化机构改革、实现政府职能转变、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尽快与国际社会接轨、建设现代市场体系的重要内容,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