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宗室阶层研究综述

北魏宗室是特殊的社会阶层,其上限可追溯至始祖神元皇帝拓跋力微.出身天潢贵胄的他们构成统治集团的骨干,对北魏社会的发展和政局走势产生深刻影响.北魏宗室有“虏姓”头号高门之尊,又是中古北方内徙胡人家族的典型代表.北魏宗室阶层以极高的学术价值备受学界瞩目,经过前辈学者的不懈耕耘,业已取得丰硕成果.然而在某些具体问题和总体特征的把握上尚有欠缺,亟需努力弥补.     

论北魏对出镇宗室的监控措施

宗室出镇是北魏为巩固地方统治而采取的重要措施,它不仅是对魏晋旧制的遵循,也是拓跋氏族传统的延续。与汉族王朝相比,北魏宗室担任方镇长官的比例偏高,接近全国总数的三成,但由此引发的宗室变乱却屈指可数,载于史册的仅拓跋道符、元愉、元熙和元法僧四次而已,且叛乱时间短、规模小、威胁有限,与两晋南朝宗室内战频发形成巨大反差。这个局面的出现应归结为北魏行之有效的方镇监控体制,具体包括压缩方镇辖区、缩短长官任期、委派军副分权、利用军佐制衡、设置行台布控、差遣使者督责及扣留人质防范七个方面。诸种举措虽非专门针对宗室,但对其确实产生了强力效用,在保证宗室实现自我价值的基础上维护了秩序的稳定。     

论北魏前期宗室在禁军中的地位及作用

禁军是北魏强力军事机关,它集天下之重兵,具有卫戍京师、征伐四方、参与枢机等职能。禁军的人员结构是其发挥功效的关键,拓跋宗室身为天潢贵胄,在禁卫武官中占有一席之地。他们可以担任的职位上至殿中尚书、司卫监,中到小统、幢将,下至郎卫、内侍内行等,在北魏前期政局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宗室供职禁军是北魏独有的政治现象,具有深刻的历史根源和现实意义,据此可管窥当时的宗室政策及统治形势。     

北魏对宗室罪案的刑事处罚

北魏宗室特指拓跋始祖神元帝力微的全体后裔,他们是统治集团的核心力量,也是凌驾于社会之上的特权阶层。宗室犯罪是困扰皇朝国家的难题,一方面必须使用刑罚,依法惩治,以维护社会秩序;另一方面又碍于皇族的情面,在量刑及执行过程中刻意保留回旋余地,妨害了司法公正。皇帝试图寻求二者的平衡,却在不经意间亲手敲开制度的漏洞,这是一切专制政体永远无法解决的矛盾。     

由《洛阳伽蓝记》看北魏宗室的婚姻

北魏杨之所撰的《洛阳伽蓝记》如实记录了社会各个阶层的婚姻关系,对北魏宗室的婚姻记载尤多,有元氏与少数民族内部的婚姻,有与汉化的胡族的婚姻,也有与江南世家大族的婚姻。展示了北魏中后期北魏宗室的婚姻关系的演变轨迹。而北魏宗室的婚姻具有很强的政治性,均以皇室自身利益为出发点,造成夫妻感情的不稳定。     

论北魏宗室与汉族士人的文化交往

公元4世纪末,拓跋鲜卑入主中原,作为政权基石的宗室阶层便开始与汉族士人进行广泛的往来。随着北方社会发展与民族融合,这种交往日益密切,并逐渐打破固有偏见和隔阂,使宗室成功跻身汉族精英社交圈。宗室接触的对象主要是保守务实的北方学者,频繁的学术交流促进了宗室群体文士化、贵族化的进程,也使北方文化格局为之一变。     

北魏宗室元桢、元英、元熙三代的文化渐变

北魏孝文帝实行汉化改革,对鲜卑贵族的影响是决定性的。在这次变革中．凡是配合改革的宗室贵族,基本都改变态度,接受汉文化,这加速了与中原本土汉人的融合。作为此期北魏宗室的重要一支,元桢、元英、元熙祖孙三代在变革中的不同心态及表现,反映了北魏宗室贵族文化转变的轨迹。     

论北魏拓跋遵之死

拓跋遵是北魏开国军功集团的核心人物,在政权建立及巩固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正史记载,他于道武帝天赐四年以醉乱失礼的罪名被赐死。此案虽已尘封千年,然案情扑朔迷离,值得后世深究。实际上,拓跋遵之死具有深刻的历史背景和现实原因,不仅是北魏早期政治斗争的缩影,也是当时宗室关系的集中写照。     

北魏宗正考论

秦汉以来的九卿制度在中古时期完全衰落,并逐步被三省制度所取代。但是宗正卿的职能在北魏时期却得到了较为完整的保存和延续,这为日后封建王朝的宗室管理提供了可资效仿的范式。北魏统治者出身北方游牧民族,他们能够独辟蹊径引入中原王朝的宗正制度,并依据华夏纲常对皇族进行系统地改造和管理,表明其封建宗法化进程的加速。     

论北魏孝文帝的宗室辨族

宗室辨族是北魏孝文帝汉化改革的重要举措,对拓跋氏族群的进化产生了深远意义。孝文帝依当世五属的标准辨族,扫除氏族直勤体制的残余,把宗室打造为狭义的五服制家族。此举的初衷是远遵华夏古礼、近取南朝新风,而沉重的经济压力则是直接的现实动因。辨族活动在孝文帝死后归于沉寂,出服疏宗的宗籍依然得以保留。而阻滞其长久贯彻的原因在于:直勤尊同祖习俗的根深蒂固,中原正统王朝家国一体观念的制约,中古北方大族族制的影响,以及北魏特殊的政权结构等。辨族试图折衷古今、调和现实与理念,但单纯地凭借权威和政令是无法从根本上改变事物自身发展的历史规律的。     

北魏鲜卑八姓之嵇、奚辨

北魏孝文帝定代人姓族之举,在北魏发展史上是一件极重大的事。孝文帝在迁都洛阳前后,都有改定代人姓族的事实。而在这一过程中,改鲜卑勋臣八姓中纥奚之奚为嵇的事例,看似个案,却具有普遍的意义。表明孝文帝在推行汉化改革过程中,不止一次改定代人姓族的史实;表明孝文帝对汉四姓认识的逐步清晰和门阀观念的增强;表明在这个过程中皇权力量的人为干预,即君主的力量可以按历史发展的变化,重新编排他们的次序、改变他们的姓氏。     

北魏制度转型论析

北魏政治制度由原先胡汉杂糅的二元政治体制向魏晋以来的汉族政体转换,并通过三次较大变革使北魏政治体制逐渐南朝化,政治制度的转型推动拓跋鲜卑由部落联盟走向家国一体的帝制时代。经济体制主要由军事掠夺和畜牧经济向农业经济转化,农业税收占据北魏财政收入的比重居于主导地位标志着经济转型的完成,而经济体制的转型又引发诸多新矛盾产生。北魏文化的转型就是拓跋鲜卑抛弃本民族旧有的语言、宗教信仰、服饰、发式、丧葬习俗等而全面向汉文化靠拢,对周礼的吸收与运用从一个方面反映了北魏文化转型的彻底性。     

论北魏专制皇权的形成

道武帝拓跋Gui据有中原后，北魏政权进入了从部落联盟到封建国家的蜕变期，而变化的根本点是专制皇权的形成，这一过程突出表现在其都城的建立，部落离散，官僚政体的建立，正统形象的确立等方面，最终以嫡长子继承制的初步确立而宣告完成。     

浅谈宋代宗室文化

宋代在中国古代史上以“崇文抑武”而著称于世,宋代文化的繁荣也达到最高程度,而宋代宗室作为一个特殊阶层,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创造了自身独特的宗室文化,成为活跃在宋代文化舞台上的最为独特的一部分。     

北魏的内河航运

北魏内河航运的发展首先得力于造船业的发展，北魏造船业的发展和北魏早期与中原地区的交往有着颇多的关系，而且随着北魏的向南发展逐渐发达，为了水路的畅通，北魏时期还对以黄河为主的水运通道进行了疏通，北魏的内河航运虽然说在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以后得到真正的大发展，但在孝文帝之前，即达到一定的规模，漕运粮食等战争物资到洛阳以及南方前线是此后内河航运的重要内容，黄河水运的开通是保证北魏政权兴盛的重要方面。     

北魏教育探析

北魏教育体制有官办的中央、地方学校和众多的私家学校;教学内容以儒学为主,但又有突破,并形成多元化格局.北魏教育对北魏社会的汉化和民族大融合及隋唐文化有着重要意义.     

北魏时期本土的多重祭拜

北魏作为鲜卑族建立的政权,在进入中原地区之后,除了原有的祭拜自然神之外,接受了汉族的一些文化传统。统治者祭拜境内的名山大川,普通百姓则祭拜本地的名山。为了赢得中原民众对其政权的认同,从定都盛乐开始,鲜卑族就不断地以汉族历史上的名人作为祭拜对象。     

北魏子贵母死制度

北魏建立之初,系由部落联盟走向中央集权,封建化程度较低,母系残余较多。为强化皇权道武帝离散诸部并实行"子贵母死"制度;作为北魏制度转型过程中的权宜之策,它扫清了北魏社会从母系遗风向父权集中化过渡的障碍,使后族势力衰落、保证和提升了皇权,虽有悖人伦却延续达一个世纪"子贵母死"制度;此制度并为从根本上消除妇人干政,衍生出北魏的乳母和保姆干政现象,并成为打击政敌及后宫争权夺利的手段。     

唐朝宗室赠官探析

宗室赠官起源于秦汉时期,魏晋南北朝时期得到进一步发展,至唐朝时,宗室赠官逐渐完善并发展成为一种制度,其无论在规模上还是在赠官程序方面都更加表现出系统化与体制化的特点,给宋及以后历朝的宗室赠官提供了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