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纬》对《春秋繁露》天人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春秋繁露》将“正元”与“灾异”视为《春秋》之“二端”,并通过其阐释天人理论,将人事、历史与上天之意旨连结在一起。《春秋纬》在接受《春秋繁露》理论体系的基础上,将天人理论又加以深入和拓展,具体体现为正元观念的发展和灾异思想的强化。     

董仲舒对《春秋》“灾异”的诠释

天命灾异是董仲舒之天的哲学的重要内容。董仲舒诠释《春秋》、《公羊传》,大谈灾异与人事的天人感应。灾异是天之所命,是天意的表现。人君的行为失道,天以灾异谴告、警惧,人君见灾异,＂内动于心志,外见于事情,修身审己,明善心以反道者也＂,灾异自会消失;如果人君不能反省改过,则伤败乃至。因此,天命灾异表现了天的道德理性,肯定了人君的主体性,加强了人君无可逃避的责任感。董仲舒著《灾异之记》,以阴阳之道解释《春秋》灾异。董仲舒的天命灾异思想,虽无知识的意义,但有道德的价值。     

董仲舒对《春秋》"灾异"的诠释

天命灾异是董仲舒之天的哲学的重要内容.董仲舒诠释<春秋>、<公羊传>,大谈灾异与人事的天人感应.灾异是天之所命,是天意的表现.人君的行为失道,天以灾异谴告、警惧,人君见灾异,"内动于心志,外见于事情,修身审己,明善心以反道者也",灾异自会消失;如果人君不能反省改过,则伤败乃至.因此,天命灾异表现了天的道德理性,肯定了人君的主体性,加强了人君无可逃避的责任感.董仲舒著<灾异之记>,以阴阳之道解释<春秋>灾异.董仲舒的天命灾异思想,虽无知识的意义,但有道德的价值.     

两汉魏晋南北朝的灾异政策

从西汉确定“独尊儒术”思想以来 ,中国古代封建君主一直以儒家思想作为其统治的依据。对西汉儒家思想集大成有最大贡献的董仲舒 ,特别看重天人感应论 ,作出“灾异谴告说”。封建君主应付灾异时所采取的灾异政策 ,在两汉时期形成。其内容包括灾异对策与灾异仪礼 ,分别起回答“天”的谴告、调节阳阴的作用。魏晋南北朝时期 ,人事优先于天事的倾向反映到仪礼运用上 :其重点由灾异移到服丧 ;由日食移到是旱灾。这种变化既有明显的时代特色 ,又反映了不可阻挡的时代趋势     

《左传》多载鬼神卜筮灾异预言的原因

<左传>中有很多关于鬼神灾异卜筮预言的记载,前人多认为是"左氏好奇"、好鬼神之说,或者从文学角度认为左氏为了追求故事性情节性.文章从春秋时史官的主要职能、春秋时期重神信鬼的时代现实、左氏人事决定天道的历史写作观念三个方面,尝试对其多记载鬼神灾异卜筮预言做出较为合理的解释.     

《汉书·五行志》所载董仲舒说灾异八十三事考论

过去对董仲舒灾异思想的研究多集中于天人感应部分,对于他具体如何推演灾异的研究则相对较少.仔细考察《汉书?五行志》所载董仲舒说灾异八十三事,我们可以归纳出6条其推演灾异背后的原则:阴阳理论是董仲舒推演灾异的第一原则;分野说是董仲舒推演日食的重要理论基础;五行说不是董仲舒推演灾异的理论基础;罪在外者天灾外,罪在内者天灾内;罚“甚罪当重,简罪当轻”;不时不灾     

天人感应灾异观与近代灾荒救治——以“丁戊奇荒”为中心

天人感应灾异观是中国传统灾荒观的一种。“丁戊奇荒”时期,它对救灾产生了一定影响。首先,它使灾荒中以皇帝为中心的祈祷活动盛行。其次,它使人们在灾荒中注重“修德”。作为传统的灾荒观,它在近代受到了基督教的冲击,但是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天人感应灾异观一方面可以促使皇帝重视救灾,并对安定民心有一定作用。另一方面,由于过分强调灾荒的原因在于人事以及救灾过程中祈祷和道德层面原因的重要性,最终会使人们丧失救灾的主动性。     

宋代蝗灾应对和灾异观之变化

“灾异说”认为,灾异乃是社会政治问题所致,当局应以改革社会政治应对。主流社会长期以此应对灾异,故对蝗灾也不采取捕杀措施。在唐代姚崇以下以捕杀应对蝗灾的基础上,宋人以全面捕杀为主要手段应对蝗灾,在实践上突破了“灾异说”。与此相应,对“灾异说”,宋代的思想精英们从前人的笃信发展为质疑,乃至彻底抛弃,客观、理性地应对蝗灾等灾异。     

灾异感应观念下的西汉中后期政治

西汉昭宣时期的灾异学说具有限制帝王行为的功能,皇帝根据灾异感应来修正自己的行政过失,缓和社会矛盾与社会危机,从而出现了"昭宣中兴"的局面。元成时期,皇帝虽然常下"罪己诏",但多借此来推卸自己的责任,并通过策免大臣来回应灾异。大臣借助灾异争权夺利、攻击政敌,灾异感应之学逐渐沦为权力斗争的工具,最终被政治权力所绑架。     

从《汉书·帝纪》中的灾异记录看西汉社会思想

《汉书·帝纪》中记载了大量的灾异现象。这些灾异数量众多、类型不一、分布不均,对西汉社会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统治者们应对灾异,采取了一系列相关政策和措施。对灾异的记录和各种赈灾措施的施行反映了西汉社会的民本思想、附会思想和经学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社会风貌。     

元儒程端学论《春秋》“属辞比事”

元儒程端学认为《春秋》之"义"是通过"属辞比事"来体现的,这显示了他治经客观求实的一面。但他认为理解了经文的"属辞比事",甚至连传文都可以不要,就可以很好地理解经文,则又显示了他治经主观刚愎的一面,程端学认为"属辞比事"有大小之分,说明他治学兼具宏观与微观眼光。而他关于经文之"属辞比事"可信,而传文之"属辞比事"不可信的论说,则再一次显示了他的尊经驳传倾向。     

论程敏政政治思想

程敏政政治思想内容丰富，涉及国家政治生活的诸多方面。既有一定的理论高度，又有较强的可操作性，在新安学派中颇具代表性。     

论《中庸》“诚”说的转释

《中庸》作为儒家的重要典籍,历来受到当政者的重视,而“诚”又是其中一个极为重要的范畴,不同时期的注释者对其均有所阐发。他们的“诚”说虽源于《中庸》,但不止于《中庸》,而是表述了各自的治世理想。因之,《中庸》“诚”说在注释者的转释中浙失其原貌。     

高欢父子霸府述论

高欢在晋阳缔造霸府,控制东魏的军国大权,掌握实际的权力,东魏皇帝成为傀儡,东魏朝廷形同虚设。经过高澄、高洋发展,霸府统治日益成熟。高欢父子霸府机构庞大,僚佐众多,保障了霸府的顺利运转。高欢父子霸府统治运转的方式有:京台机务,情寄深远;晋阳霸府机构和职能的扩充两个方面。东魏、北齐的更替,在高欢父子的霸府统治基础上得以顺利完成。     

农民人生命运的悲苦与历史重负的酸辛--从阿Q到陈奂生人物形象的美学意义

从阿Q到陈奂生以及彭细宝等小说形象人生命运的悲苦与历史重负的酸辛,主要表现在生存窘迫、困顿;性爱的贫乏、畸形;深受文化的制约、压迫;在性格上,浮华、飘飞,而盲目乐观;在精神上浓郁的残存着"精神奴役的创伤".然而,这些最基层、最悲苦、贫弱而困窘的农民,还要承负着历史前进的重担,正是他们的苦难、死烈推动着社会的发展和人类进步.这就是阿Q、陈奂生、彭细宝们的美学意义和典型性之所在.     

儒道合流与程大昌的经世思想

程大昌经世思想有儒道合流和"无为而无不为"的倾向,内容丰富,涉及国家政治生活的诸多方面,既有一定的理论高度,又有很强的操作性,在新安学派中颇具代表性。     

论孔子“不在其位,不谋其政”

孔子＂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的思想,何晏、程颢、朱熹、钱穆注释不够详细具体,今人陈广达、白彤东二先生认为此句于孔子平生行为有矛盾。作者通过研究分析总结认为此句意义有三：一是孔子阐述自己理想中的政治是各守其位,各司其职;二是警告破坏礼制的乱臣;三是不谋其政不是＂不谋政＂,而是不谋某一具体职位上具体的政事,抽象的＂大政＂还是＂谋＂的,只是换一种方式,办教育、培养从政官员而已。     

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应对突发事件的对策思考

文章对高校突发事件的成因进行了分析，认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应从加强突发事件前的预防，减少突发事件的消极影响，妥善处理善后工作等几个方面，积极应对突发事件，以增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对学校稳定的重要作用。     

王昌龄五古与七绝风格之比较及其创作心态试析

盛唐时期著名诗人王昌龄的诗歌创作成就 ,主要在五古和七绝两种体裁上。其五古显得严正肃然 ,高古劲健 ,饶有风骨 ;其七绝却呈现出华美婉丽、精工雕琢的诗风。前者反映了他对以陈子昂为代表的文学复古思潮的响应 ,后者则反映了他对文学复古思潮中矫枉过正的偏激有所修正的态度。将他在这两种诗体上表现出来的不同风格 ,与他的诗论结合起来考察 ,还可看出他以五古经营世务和以七绝遣兴抒怀的不同创作心态     

从国际法角度对人道主义干涉的再思考

冷战结束以来,国际社会中某些国家以"人道主义灾难"为理由对其它国家进行干涉的事件屡有发生.人道主义干涉至少牵涉到国际法中的两个有争议的范畴,即:人权与主权的关系;人权的国内法保护和国际法保护之间的关系.通过对这两组关系的分析和探讨,大致说来,人道主义干涉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它在实践中的运用仍须遵循必要的原则和接受必要的限制.